沈從文的前半生

撰文：張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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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前半生》（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2月出版）是沈從文前半生（1902-1948）傳記，是《沈從文的後半生》的兄弟篇，講述在中國歷史變動的1902-1948年間，沈從文生命發展的不同階段。書中敘述他的輾轉流蕩，」傳奇」與平常，」人格放光」與精神痛苦。他與時代密切相連卻持續強韌地保持緊張的」對話」——這是一個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牽涉各種社會關係，承載文學、思想與感情的重量，交織進現代中國的故事。從沈從文的成長、哀樂與創作脈絡中，也可窺見中國的文化環境與氛圍，當時的文人生存狀態。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六章《青島：「用身前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

1

變化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從文應聘任青島大學中文系講師，九月七日開學，開設中國小說史和高級作文課程。九妹岳萌相隨到青島讀書。

一年前國立青島大學正式成立，校長楊振聲聘請聞一多為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當時聞一多剛辭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不久。文學院設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學系，梁實秋為外文系主任，兼學校圖書館館長。文學院教授中還有專攻戲劇的趙太侔，一年後任教務長。沈從文來的這個學年，文學院同時新聘的講師有趙少侯、游國恩、楊筠如、梁啟勛、費鑒照。

與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時明顯不同，沈從文的狀態要放鬆、從容得多。同事間寬和、親切，常在一起聚飲，沈從文來之前，戲稱的「酒中八仙」——楊、聞、梁、趙之外，還有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經豪言「酒壓膠濟一帶，拳打南北二京」。沈從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這樣的人事氛圍至少不讓他感到壓抑；況且，有幾位「新文學」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春，聞一多又請來二十一歲的詩人陳夢家擔任助教——在大學裡同處，也不必再為自己是個寫小說的而低人一頭。

另一方面，由於對自然環境的特殊敏感，青島的海天水雲，在沈從文的感受中，就不僅僅是宜人的風景，更是滋養生命的闊大空間。自從離開湘西，輾轉於北京、上海、武漢等地，他已經很久沒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島讓他又恢復了與自然的聯繫：多年後他在《水雲》里回憶說，「用身前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時間長，次數多，天與樹與海的形色氣味，便靜靜的溶解到了我絕對單獨的靈魂里。我雖寂寞卻並不悲傷。因為從默會遐想中，體會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臟跳躍節奏中，儼然有形式完美韻律清新的詩歌，和調子柔軟而充滿青春狂想的音樂。」（12；93）

十一月十三日，沈從文寫信給徐志摩，說方令孺離開青島大學到北平，希望能援手為她介紹工作；又說，「你怎麼告陳夢家去選我那些詩？我不想作詩人，也不能作詩人，如今一來，倒有點難為情。一看到《詩選》我十分害羞。」——兩個月前，新月書店出版了陳夢家編的《新月詩選》，選收了沈從文七首詩：《頌》、《對話》、《我喜歡你》、《悔》、《無題》、《夢》、《薄暮》。還說，「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應當來領導一個同國民黨那種政策相反的主張，不能受人家的騙局的。」特別說，「我這裡留到有一份禮物：『教婆』詩的原稿、丁玲對那詩的見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點記錄。等到你五十歲時，好好的印成一本書，作為你五十大壽的禮儀。」——徐志摩出生於一八九七年一月，離五十歲大壽還早著呢。最後說到自己的寫作，「近來我心裡很靈活，手下很笨」，預備按照幾個熟人所鼓勵的方向，「寫苗公苗婆戀愛、流淚、唱歌、殺人的故事。」（18；148-150）

十九日致王際真，說「近日來在研究一種無用東西，就是中國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們中國的觀念與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發展，從有史以至於今，關於他的源流、變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儀式，作一種系統的研究。」（18；151）這項研究，應該與創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關。

二十一日下午，文學院幾個朋友正在楊振聲家喝茶談天，忽然接到北平急電，告徐志摩在濟南遇難。沈從文連忙搭夜行火車，第二天一早趕到濟南齊魯大學見朱經農校長，接著匆匆趕到津浦車站，與北平來的梁思成、張奚若、張慰慈會合，找到料理喪事的陳先生，又遇南京來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裡偏街停柩的一個小廟，瞻看遺容。徐志摩十九日乘郵政航班從南京飛往北平，到濟南附近遇大霧，飛機觸撞開山焚毀。躺在小廟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經換上一套壽衣，瓜皮小帽，綢袍馬褂，「這麼一身與平時性情愛好全然不相稱的衣服」（12；263）格外突兀，讓人很難接受。下午張嘉鑄和徐志摩的長子從上海趕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車南行。當夜十點沈從文坐上回青島的火車。

二十三日早晨，沈從文一到青島即寫信給王際真，「志摩先生是我們友誼的橋樑，縱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時告訴他。」（12；262）二十四日，寫信給胡適，談紀念和追悼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又致信胡適：「若事情還趕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給徽音較好。因為好像有幾種案件，不大適宜於送徽音看。八月間我離開北平以前，在你樓上我同他談到他的故事很久，他當時說到最適宜於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說話的叔華。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為當時還同我說到，等他老後，等我們都老一點後，預備用我老後的精力，寫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參考他百寶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島後，他來信還說已經把百寶箱帶來了，等將來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聽到說過有小曼日記，更不宜於給徽音看，使一個活人，從某一些死者文件上，發現一些不應當發現的東西，對於活人只多惆悵，所以我盼望我說這話時間還不過遲。若一切已全給了他，那羊已走去，補牢也不必了。」（18；157）

徐志摩不滿三十五歲而意外死亡，對沈從文來說，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讚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而當時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後來也從不寫過什麼帶感情的悼念文章。」（12；264）一九三四年，沈從文寫《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敘述趕赴濟南料理後事的經過；一九八一年，寫《友情》，從訪美期間拜訪闊別五十餘年的王際真說起，歷歷在目地重述當年往吊遇難遺骸的不堪情形。其實，在當時悼亡的沉痛里，沈從文默默寫了兩首詩，《死了一個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沒有發表。

一九三一這個年份，幾乎是在用「死亡」來「教育」這個即將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親在家鄉病逝，張采真在武昌被斬首示眾；接下來，早年行伍間的朋友滿振先在桃源被自動步槍打死；胡也頻在上海龍華被秘密殺害；似乎這些還不夠，又加上徐志摩，「一個『想飛』的人，給在雲霧裡燒毀了。」（12；199）經歷了一連串沉重的變故，這個人不知不覺發生了變化，他不再沉溺於惡劣的心緒而不可自拔，不再那麼自我感傷，不再那麼自己可憐自己；脫掉了青年時期緊張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堅強沉實的質地愈發清晰，人顯得開闊健朗起來。

2

從「百十小說作者其中之一員」，到「比較優秀的一員」

一九三一年，沈從文出版了《石子船》（小說集，上海中華書局）、《沈從文子集》（小說集，上海新月書店）、《龍朱》（小說集，上海曉星書店）和《一個女劇員的生活》（小說，上海大東書局）。

單行本小說《一個女劇員的生活》是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新文學叢書」中的一種，叢書由徐志摩擔任主編，他二月到北大任教後，具體審稿的工作就由沈從文負責，類似於他們此前合作為中華書局編輯「新文藝叢書」；「新文學叢書」先後出版了陳白塵、彭家煌等人的創作十三種，還有翻譯作品五種。徐志摩在他的英詩課堂上認識了卞之琳，他把這個英文系二年級學生寫的二十幾首詩帶到上海，沈從文見後很欣賞，兩人主動為作者編成一本《群鴉集》，沈從文還寫了一篇《附記》發表於五月創刊的《創作月刊》，詩集本打算由新月書店出版，因徐志摩遇難而未能問世。

沈從文這一年發表各類作品四十餘篇，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廢郵存底》開場，這一系列書信體的文章，始以一封公開的情書，以後卻將轉成以談論創作為中心的文字交流，一直延續到一九四八年；

二、文學批評繼以新詩論《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等，除此之外，更有長篇文章《論中國創作小說》，以近兩萬字的篇幅，敘論五四以來小說創作的發展和變化，涉及作家作品數量廣泛，評述真率扼要，以自覺的文學史意識，梳理出一份個人見解鮮明的新文學小說創作簡史；

三、小說寫作並發表的數量不多，只有《虎雛》、《三三》、《黔小景》等幾篇，但都非浮泛之作，可視為成熟時期代表性的短篇；尤其《三三》，以後受到很多人喜愛。《三三》是八月五日到九月十七日斷續寫成的，沈從文後來在自存樣書的這一篇文後，記下這樣的話：「在青島山東大學時為學生示範敘平凡事而寫，與《八駿圖》相對照，見兩種格式。」接下來的一句，更能見出這個短篇在沈從文創作中的重要意義：「劉西渭以為《邊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見對。」（14；452）

沈從文對於自己的創作，經過多年的磨練之後目前所處的狀態，心裡有清楚的認識。在一九五〇年寫的《總結·傳記部分》中，他有這樣一個定位：「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短篇小說的收成期。……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說是百十小說作者其中之一員，到廿年以後，我應當說是比較優秀的一員了。」（27；85-86）這樣的判斷，並非是到寫這份傳記時候才產生的，應該是當時就有的自覺和自信。

事實上，當時的文壇確實也無法忽視他的存在；只是關注的眼光各有不同。關注的一種形式，即是對他的批評——

一九三一年三月，《文學生活》創刊號上發表侍桁的《一個空虛的作者——評沈從文先生及其作品》，開篇即說：「一個享受著較大的聲譽，在某一部分領有著多數的讀者，其實是輕輕地以輕飄的文體遮蔽了好多人的鑒賞的眼，而最有力地誘引著讀者們於低級的趣味的作者，是沈從文先生。」結論是：「以他的以前的空虛的題材與輕飄的文體為證，對於這位作者我們已是失望了。」

五月，《濁流》第三期刊出呂慈的《論沈從文》，說作者取材「可愛的鄉村」，「都是和平的稱頌，讚美得使人有幾分疑心這不是中國，混戰下的中國的領土。」他質問，「沈從文先生為什麼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頻君等的一步呢？」由此而「使我有一個不敬的猜疑，沈從文先生階級性的估定，是梁實秋教授口裡的那一類有出息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文藝新聞》「新儒林茶話」欄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生活經驗允許他？好一多產的作家》，對徐志摩向史沫特萊介紹沈從文是中國「最多產的作家」諷刺挖苦，連沈從文的「生活經驗」也變得可疑。

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錢杏邨發表長文《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對左聯以外的重要作家，普遍予以嚴厲的批評，其中自然也包括沈從文幫助丁玲為《北斗》拉稿所聯繫的那些作家。被點名的有：徐志摩、陳夢家、冰心、胡適、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等；「其他一些作家，如沈從文，魯彥等，那是更不必說的，是『依然故我』，一貫的發展著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知識分子所具獨濃的理想主義的傾向，虛無主義的傾向。」

——這樣的批評，在以後很長的歲月里，沈從文還會不斷遭遇；以後，他也會在不同的情形下，以一己堅持的方式來回應。只是現在，他預料不到有些問題和質疑將反覆出現，糾纏不去，他要在將來經歷得更多，才能深刻地意識到，要擺脫它們是多麼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1946年，張家三婿：顧傳玠、沈從文和周有光合影

3

《從文自傳》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戰。地處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在「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就遭到日軍猛烈轟炸而全毀，沈從文在商務待印的三本小說集書稿一併成灰。

寒假期間，沈從文到北平，住在胡適家裡，與胡適長談，聽他說起共同的友人種種。返回青島後他給胡適寄了一本新出的小說集《虎雛》，說「去年就只寫這樣一本東西……今年當可重新振作一下。」（18；161）

不僅僅是因為振作，更因為創作到這一階段達到了異常活躍、暢順的狀態，一篇又一篇小說紛至沓來：中篇《泥塗》、《鳳子》、《懦夫》，短篇《賢賢》、《靜》、《廚子》、《俛之先生傳》、《戰爭到某市以後》、《晚晴》、《春》、《都市一婦人》、《若墨醫生》、《黑暗充滿了空間的某夜》、《節日》，以及取材佛經故事而重新處理的《月下小景》集中的若干篇。

此外，發表《論徐志摩的詩》；編選《現代詩傑作選》，由上海青年書店出版；與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編《小說月刊》，十月創刊，杭州蒼山書店發行，出至第四期停刊；出版的作品有：《虎雛》（小說集，上海新中國書局）、《記胡也頻》（傳記，大光書局）、《泥塗》（小說，北平星雲堂書店）、《都市一婦人》（小說集，上海新中國書局）。

北平出版的《北京政聞報》周刊六、七月連續刊登了沈從文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所寫五篇小說的法語譯文，並由北京政聞報出版社當年結集出版，書名為《沈從文小說選》（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譯者是Tchang Tien-ya。這是沈從文作品的第一個外文譯本。

對沈從文的批評，出現了長篇的分析文章，不同於以前簡捷判斷的短論，賀玉波以沈從文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一年間出版的八種書為對象，作三萬字的長文《沈從文的作品評判》，分上、下兩篇，收入光華書局一九三二年印行的《現代中國作家論》第二卷。作者費時費力地從具體作品展開討論，得出的結論卻與不耐煩的短評相差無幾：「總之，沈從文是個沒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裡只含有一點淺薄的低級的趣味。如果我們要讚美他的話，那末，就贈給『一個趣味文學作家』的頭銜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個空虛的作家』的指摘！」

這一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暑假期間，沈從文用三個星期寫出的《從文自傳》。寫自傳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開一個出版社，預先策划了一套自傳叢書。沈從文一氣呵成，但自傳叢書兩年後才印行了第一輯四種：《廬隱自傳》、《從文自傳》、《資平自傳》、《巴金自傳》。

《從文自傳》開篇說，「拿起我這枝筆來，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二十年所過的日子，所見的人物，所聽的聲音，所嗅的氣味」，這些「日子」、「人物」、「聲音」、「氣味」，綜合而成「我真真實實所受的人生教育」（13；243），而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湘西及其周圍邊地，也就是說，這本自傳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自傳大致可以分成兩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鳳凰，從有記憶起寫起，到高小畢業，主要是一個小學生的生活，重點卻不是讀書，而是逃學讀社會這本大書，可稱作「頑童自傳」；就讀社會這本大書這一條主線索而言，後一部分與前面的敘述一脈相承，自傳主人公從小小山城進入更大也更加嚴酷的社會，十五歲開始當小兵，隨部隊輾轉湘西、黔北、川東，在各種各樣的見聞和遭遇中成長，逐漸產生出自我的意識，產生出雖然模糊卻堅定的追求，離開湘西闖蕩進北京——傳記至此戛然而止。

應朋友的邀約而寫成的這一本自傳，從沈從文此前此後的文學歷程來看，從他完整的生命行程來看，有非同一般的意義；為什麼在此時、此地產生，並非只出於偶然。

一九八〇年，沈從文為自傳寫了一篇《附記》，說：「當時年齡剛過三十，學習情緒格外旺盛。加之海邊氣候對我又特別相宜；每天都有機會到附近山上或距離不及一里的大海邊去，看看遠近雲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我生命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為一生所僅有。」（13；366）

這裡所強調的青島的自然環境並非可有可無，它不只是外在的「環境」，還是浸潤到生命內部進行「教育」和「啟發」的存在，如同湘西的大小河流曾經擔任過的角色，如今由海來替換，來繼續，來擴充。沈從文住在福山路拐角的一幢小樓里，這裡同時住有學校的多位同事，從窗口即可望見大海和天雲。此地不是他的故鄉，卻奇妙地把他和故鄉的聯繫，從感官到全個身心，喚醒到清晰、明朗的程度，也從容地反映到文學裡來。舉例來說，在《從文自傳》之前幾個月完成的《鳳子》，單從結構方式上就透露出這樣聯繫的信息：這個中篇前一半寫的是青島，一個年青人寄居到這個海濱城市，結識了一個隱者朋友；後半部分寫的是鎮筸，這個年青人的家鄉，那個隱者朋友二十年前曾經去鎮筸鄉間的礦場，留下難以忘懷的經歷。而《從文自傳》第一篇「我所生長的地方」，大部分文字直接從《鳳子》的第五章挪用，這一章正處於《鳳子》的場景從青島轉向鎮筸的中間位置。可以說，《鳳子》接通了跟故鄉自由無礙的聯繫，這種聯繫充分意識化之後，才可能進一步產生自傳。

寫自傳是回憶過去，是為了重溫和整理以往的經驗和歷程而投諸寫作行為。一般而言，這樣的寫作行為是面向過去的。沈從文三十歲的時候就寫自傳，是不是太早了？胡適是自傳寫作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他的《四十自述》，一九三〇年三月在《新月》雜誌第三卷第一期發表了第一章，此後斷斷續續，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第四卷第四期，才刊登到第六章。胡適早就在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確立了無可替代的位置，自傳的意義無需強調；沈從文當然無法跟胡適比，他寫自傳，意義自然也不同，因而也就會產生這樣的好奇：他個人內在的動因是什麼？

當這部自傳結束的時候，讀者會強烈感受到，傳主的形象已經確立起來，他經歷的一切構成了一個獨立、獨特的自我；可是，這個自我還沒有施展，他將有什麼樣的作為還要留待後來。

也許可以說，正是藉助自傳的寫作，沈從文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發現」了使自我區別於他人的特別因素，通過對紛繁經驗的重新組織和敘述，這個自我的形成和特質就變得顯豁和硬朗起來。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來源和歷史，這個來源和歷史造就了他現在的狀態。一個人要認識自己，必得認識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著自己生命的來路去追索，沿途追索的過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來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有自覺意識的；過程的完成，是得其「自」。過往的經驗和歷程之所以有意義，之所以要敘述和值得敘述，就是因為要靠這個過程才能把自我確立起來。而所以要確立這樣一個自我，是為已經可以觸摸到的將來而準備的。

基本上可以說，沈從文在而立之年，通過《從文自傳》的寫作，找到和確立了自己。在此之前，寫作多年，作品數量也不少，其中確有《柏子》、《蕭蕭》、《丈夫》等優秀的短篇小說，但就整體而言，還不能說他已經找到和確立了自己，他進行的多種多樣的文學實驗，也表明他還處在不斷探索的階段。《從文自傳》的完成，使他達到了另一個境界。找到和確立了自己之後，最能代表個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許多年之後，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說，《從文自傳》是「一本奇妙的書」，「這是一本文學自傳。它告訴我們一個人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接受哪些『教育』。」 又說，「沈先生這本書實可稱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從這本薄薄的小書里學到很多東西，比讀了幾十本文藝理論書還有用。」

從文學、從作家成長的角度來看，汪曾祺說得非常貼切；而且沈從文寫這本書時自覺的意識裡面，一個人是怎麼成為作家的，確實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回看沈從文完整的一生，如果僅僅把這本書的意義局限在文學裡面，就可能把這本自傳看「小」了。

對於更加漫長的人生來說，自我確立的意義就不僅僅是文學上的；這個確立的自我，要去應對各種各樣的挫折、苦難和挑戰，要去經歷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毀滅和艱難的重生，在生命的終結處，獲得圓滿。

另外，指出這一點並非多餘：這部自傳帶有強烈的此時、此地寫作的特徵，選擇寫什麼、不寫什麼，哪些地方詳細、哪些地方粗略，都與這個階段寫作者的生命狀態關聯密切；特別是，敘述的語調、風格，或隱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這個而立之年的自傳作者有意識傳達出來的。同一段經歷，在後來的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來，感受會很不一樣，或者說，感受的側重點很不一樣。在晚年的自傳《附記》里，沈從文就說，讀這部自傳，「部分讀者可能但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於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又說自己在湘西的經歷，是「二十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13；367，368）如果一般的讀者產生「別具一格，離奇有趣」的感受，其實不能太怪讀者，這部自傳倘若不是產生於一九三二年，他寫起來會不一樣，讀者的感受當然也就隨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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