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改行」，在前半生就有了伏筆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人，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他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沈從文的前半生》

作者：張新穎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2月

《沈從文的後半生》

作者：張新穎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6月

5月10日，是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去世30周年的紀念日。提起沈從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讀過《邊城》。但對於沈從文前後期創作的不同、尤其是後期向古代服飾研究的轉變，很多人可能還不了解其中的緣由。

當代文學研究學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的研究，將沈從文的人生與創作帶入了更多讀者的視野。他的代表作《沈從文的後半生》成為很多人了解沈從文的一扇窗戶，最近，他又出版了《沈從文的前半生》，一前一後，補齊了扇子的兩面。

圍繞著沈從文，一大爭議就是他後期從文學創作向學術研究的「改行」。而在大多數人簡單地為此惋惜感嘆時，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們發現，這個「改行」實際在沈從文的前半生里，早就有了伏筆。

前半生的研究視角

讓材料自己說話

《沈從文的後半生》最為人稱道的地方在於材料的選取。在張新穎看來，既然《沈從文全集》中書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萬字，總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寫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間寫的有八卷，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段寫的書信至少在三百萬字以上，從數量上講接近他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總量」，那麼在有關沈從文後半生的研究中，對於如此卷帙浩繁的書信的「輕視」便顯得不太合理。因此，他的那部傳記在論述過程中基本採用沈從文可見的書信和日記，而刻意避免直接加入自己的想法，「盡量地呈現沈從文這個人他的後半生是怎麼過來的，至少表面上不那麼急著用我自己的想法、觀念來解釋他、判斷他。」

與《沈從文的後半生》的寫法相似，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前半生》里「不僅寫事實性的社會經歷和遭遇，更要寫在動蕩年代裡沈從文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而同樣按照張新穎的說法，這種「漫長的內心生活」，以及與內心生活相關的豐富複雜的精神活動，並不能由推測和想像虛構出來，它必須見諸沈從文自己的表述。幸運的是，這樣的表述也並不難找到。沈從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資料，為張新穎的寫作提供了便利。「我追求儘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話重新編排敘述。

這樣寫作有特別方便之處，也有格外困難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個讀者，比起作者代替傳主表達，我更願意看到傳主自己直接表達。這種「引文」的重視，無疑有效化解了文學觀念中對於文本材料的過度崇拜，給相關研究帶來一種新氣象。尤其是，從中能夠獲得一種節制的形式，避免傳記寫作中流行的感情泛濫。當然，讓「材料」自己「說話」，也並不意味著作者的默然不語，他的選擇本身就是在表態，在斟酌，在「說話」，只不過隱藏得更深而已。

由於1948年之前的書信較少，相較於《沈從文的後半生》，《沈從文的前半生》不得不選擇其他的資料文獻作為「引文」的重要來源，比如《從文自傳》，再比如沈從文在1936年為《從文小說習作選》所作的序言等。事實上，這些自序以及周邊人等的回憶錄，構成了《沈從文的前半生》敘述的重要參考文獻。需要指出的是，這部著作既是一幅旅行的地圖，從北京到上海，從青島到武漢，以及抗戰爆發之後的昆明，作者沿著傳主的行走軌跡細緻描摹了同時期的文壇往事和沈從文的內心世界；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幅文學創作的地圖。

與《沈從文的後半生》不同的是，沈從文最主要的創作都集中在這部《前半生》里，因此整個著述中文學作品更為豐富。這是沈從文這位文學天才給這個時代的偉大饋贈，也是《後半生》的故事所不再有的。

1948年的分水嶺

逐漸加重的精神困境

《沈從文的後半生》敘述1948-1988的事迹，《沈從文的前半生》則敘述1902-1948的事迹，如果說「後半生」主要是一種精神空間的「豐富的痛苦」，那麼「前半生」則可視為實感經驗的歷史累積的豐富呈現。

在研究者看來，1948年可以算作沈從文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沈從文陷入瘋狂，兩次企圖自殺而未果，年底他決心放棄文學，接著轉行文物研究。在此，多數人會將1948年的精神疾病歸咎為政治的壓力，人們習慣用政治抵抗的方式去解讀他的極端經歷。然而如人所指出的，政治固然是誘因，他個人生活方面的因素卻也不容忽視。

張新穎教授顯然也清楚，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斷披露，使得1948年之後的沈從文研究早已難以給某種歷史的評價模式做註解了，為此他儘力去呈現歷史更多的層面和更為豐富的面向。比如沈從文彼時在西南聯大的人際交往就不可忽視，除了流傳甚廣的「劉文典看不起沈從文的故事」之外，本書還根據朱自清日記饒有意味地記述了二人的「試卷插曲」。當時，「兩人合上的大一國文期末考試，試卷合改，此事或小，但前後一個多月才弄好。」其間的「波折」在於，朱自清閱卷時發現少了三份卷子，「為此煩惱」，並抱怨，「沈馬虎了事，給我造成困難，必須馬上寫信給他，要他找到那三份卷子。」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事例，只是沈從文所經歷的複雜人事糾葛的一個側面，卻讓張新穎意識到，這種「外在」的事實在於另開視域，「感知和探測他精神內里的特殊活動和狀態」。

再加之沈從文在特殊時期不合時宜的言說，以及在昆明經歷的「有節制的瘋狂」和「情感發炎」，也就是那位隱約其辭，卻挑起讀者無限好奇的「偶然」女士，讓「從文有戀愛故事」的傳言甚囂塵上，而這一切都讓這個敏感的靈魂壓力重重。這也使張新穎清醒地意識到，「一九三九年是沈從文陷入精神困難之中的年份，這種困難不同於以往，更煩惱的是，它還只是個開始，將隨著事件繼續生長、蔓延、深入。」這些精神困難體現在沈從文的文字之中，比如《燭虛》、《潛淵》等諸多篇章，早已將他這種個人的孤獨與敏感，和時代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精神上的極大困惑和糾結不去的苦惱」清晰地顯示了出來。

「我目前儼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勞，心智神經失去靈明與彈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規避，即逃脫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然生命與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數人說的死。」或許不用等到1948年，早在1939年，某種死亡的衝動，便已深植在他內心的「潛淵」中。

在後半生選擇改行

文物研究並非突如其來

除了沈從文的精神痛苦，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想必就是他的「改行」了。現在看來，沈從文在1949年以後「改行」去研究文物，固然是有時局的壓力，比如1948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的批判，就讓他時時警惕著「文學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後的政治力量」。巨大的焦慮讓他自殺未遂，這是傳統研究中多有涉及的一面，也是此類研究的重點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改行」在文學中人看來頗有些令人惋惜之意，一代文學天才的隕落云云，成為關於此事的主要論調。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令多數人遺憾不已的文物研究其實也自有其緣由。在沈從文早期的經歷里，張新穎極為可貴地突出了他性格的養成以及埋藏的後半生轉型的重要線索。

一切都已明了，沈從文的文物研究並非突如其來，他青少年時期就「已從那些本地鄉紳那裡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而1922年左右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時，讓他有機會接觸大量字畫碑帖和古瓷銅器，再加之琉璃廠的淘寶閱歷，最終發展成對文物的熱愛以及全身心地細細研習也就順理成章了。

如此看來，這種遺憾雖客觀存在，但對於沈從文的創作停滯，轉向文物研究，張新穎教授並沒有簡單地視作一種悲劇，而是將它看作某種新生的徵兆：一種由「瘋狂」轉向「平靜」，由「悲劇轉入謐靜」的生命呈現。這種多層次性在於呈現立體的生命和歷史，以便將更多理解的路徑交由讀者自己去思考，而非代替他們輕易得到結論。

（徐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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