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秀岩（橋本秀美）：利用圖書館雜感（附：我只是個讀書人）
原標題：喬秀岩（橋本秀美）：利用圖書館雜感（附：我只是個讀書人）
利用圖書館雜感
文喬秀岩（橋本秀美）
二十年多年前,我在東京大學念書，對是否繼續讀研究生有點猶豫。最後決定要考進研究生院，一個理由是研究生可以進入大學圖書館的書庫。當時的圖書館管理制度比較單純，目錄只有書名、著者、分類三套抽屜式卡片，本科生只能在櫃檯填單子請圖書館員提書，研究生可以自己進庫里。三套卡片雖然很合理，比起電腦目錄更好用，但畢竟看不到書架，不知庫里到底有什麼書。考進研究生院，繼續交學費，可以進到庫里隨便翻書，這在當時對我來說有較大的吸引力。
我不喜歡跑圖書館，不喜歡被門衛盤問，不喜歡看到櫃檯人員為難的表情，也不喜歡讓圖書館員替我跑來跑去。我的讀書並非造福人類的大事業，只不過是自己喜歡看書而已。我沒有義務跑圖書館，哀求圖書館員，行行好提供方便，而圖書館員也沒有為我一個人勉強服務的義務。圖書館不想拿給我看，我寧願不看，這是我真實的想法。當然我希望圖書館以及圖書館員積極而且很高興地拿書給我，但這恐怕只能是夢想。既然如此，我的理想便是自己進庫里。自己在庫里，拿什麼書都是我的自由，再也不用麻煩圖書館員，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東京大學文學部漢籍室是我真正的故鄉，另外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生閱覽室以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圖書館室，可以算第二、第三個故鄉。這三個規模不大的圖書室，因為我有正式的利用身份，可以隨便進庫，而且管理的人員都歡迎我，讓我進庫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漢籍室，是我感情最深的。文學部漢籍室空間不大，藏書也不多，但已經涵蓋基本的古籍，滿足日常讀書的需求綽綽有餘。專門收藏古籍，不收藏亂七八糟的當代研究著作，也是它的優點。這是專門為教學設計的資料室，所以原則上只供文學部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史專業的師生利用。讀者範圍有限，互相也都了解，而且人數不多，氣氛十分融洽。剛上專業課程的時候，我經常泡在庫里，隨便亂翻書。當時的文學部漢籍室還有一個很大優點是讓師生借書回家，而且數量、時間都無限制。我經常借走各種古籍，包括線裝書，每到檢點的時候，都要從家裡扛一大堆書回去。東京大學的老師不教學生，但有這樣一個不錯的圖書室，無疑勝過幾百個教師。
五年前到北京大學教書，發現北京大學沒有類似漢籍室的地方，古籍只有到大圖書館善本部看，而且都要填單子請館員提書。何止北京大學，估計中國、台灣的高校都不會有像漢籍室這樣的地方。人間凡事都有利有弊，日本是個沒有自由的法西斯社會，人與人之間互相監督，每個人一舉一動都要注意周圍人的臉色。但就是因為這樣，只要他們有積極開明的思想 ，可以做到像漢籍室這種自由管理。若在中國，因為中國是個自由社會，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標準行動，較少顧慮別人，假如讓學生隨便借書回家，書都被丟、被破、被撕，無法收拾。我衷心厭惡扼殺自由的日本社會，更不能接受日本不願意否定明治以來帝國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但不得不承認就是這種壓抑人心的社會，才能讓我自由利用文學部漢籍室。我必須要說，沒有漢籍室就沒有我。
文學部漢籍室如今不如以前，聽說已經不讓學生隨便借書了。 2004年日本國立大學一律「法人化」，大學失去獨立穩定的經濟基礎，要仰國家政府尤其文科省（教育部）的鼻息，也不能繼續讓少數師生享受利用圖書館資料的特權。漢籍室不如以前，但仍然存在，師生可以進庫看書，這一點還比北大強。我希望在北大也建設類似漢籍室的閱覽室，讓師生隨便看書。現在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有一個很不錯的小圖書館，但古籍與研究著作混排，而且分類混亂至極。若有機會重新規整，或許差強人意了吧。
我在北大當研究生，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當時北大圖書館有一個「研究生閱覽室」，後來加蓋新樓時被取消，已經不存在了。那裡收藏一批叢書，讓研究生進去隨便翻看。雖然不像東大文學部漢籍室讓人借走，只能在庫里看，但收藏的叢書較豐富，質量也不低，遠非東大文學部漢籍室之比。那裡進來看書的人並不多，我能夠在幽靜的環境里，隨意翻書，只恨時間過得太快。利用研究生閱覽室的次數和時間都無法與漢籍室相比，但是那裡整潔靜謐的環境，至今令人懷念，好時光不再回來了。
在今天的中國，古籍已經不是少數特殊人群才會感興趣的東西。舊書店賣線裝書，價錢往往比東京還高，拍賣會更不用說了。去年夏天有一次去北圖善本室要看膠捲，結果十幾台瀏覽器都被人佔用，差點沒看成。這在二十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對古籍有興趣的人越多，古籍離我們越遠。以前那些古籍很少有人去找它們，所以它們有空接待我們。現在它們身價百倍，收藏家要它們賣身，學者、學生要它們提供寫論文、報告的材料，沒功夫和我們這些閑人聊天了。我該替它們高興，還是傷心?
2000年以後，我在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工作，直接參与電子版古籍目錄的編輯項目，雖然不是圖書館員，也等於在圖書館工作。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藏書包括東方文化書院藏書，大木干一、倉石武四郎等的個人的舊藏書，雖然也是倉石、大木還有阿部吉雄等人投入大量心血的結晶，在政治意義上也算日本帝國主義留下的遺產。古籍應該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本來不應該屬於某一個人或團體或國家。我只希望這些古籍能受到良好的待遇，一方面被妥善保管，一方面被積極利用。一個圖書館擁有古籍，就要背負一種責任，而不是享受特權。圖書館有責任妥善保管，不能使其發霉、蟲蝕，不能讓它被人撕破或破損。圖書館也有責任要保證那些古籍能夠與讀者見面，被人閱讀。不被閱讀的書，不叫書，而是廢紙堆。書被閱讀，被人理解，才能傳其命脈。如果不被適當的人閱讀，等於被人忽視或誤解，這部書將會滅亡。收藏古籍的圖書館背負這樣兩方面艱難的責任，如果沒有能力承擔，不如轉讓給有能力的圖書館。考慮到世界各地圖書館都有各自的特色，各有優缺點，適當分散對古籍的保護與利用都有好處。
我在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為建設目錄資料庫、接待讀者、培訓圖書館員、選購新出版古籍等圖書館工作方面盡過綿力，是出於對古籍的責任感。研究所圖書室原則上不讓外單位人員進庫，我在任職之前也沒有進去過。這次才有機會隨便進出，逐漸熟悉館藏。最令我陶醉的是倉石的舊藏書。倉石的藏書特別精，幾乎是應有盡有，應無盡無。重要的書，他都收藏最重要的幾種版本。有些書，他有一部保存用的好版本，另外還有一部普通版本，普通版本上有他的筆記。藏書應該就是這樣。可惜在研究所我忙於雜事，都沒有時間好好看庫里的書。我經常接待中國學者，為他們看書調查提供方便，自己卻沒有時間從容看書，是很遺憾。不知將來有沒有機會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利用研究所圖書室？
2004年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不久就開始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編余嘉錫舊藏書的目錄。在東京編目的經驗，在此派上用場。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是一個小單位，圖書館也很舒適，我希望將來對其藏書進行重新規整，如上述。
最近聽到北京大學一位老師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是世界最好的一所圖書館，理由是該所圖書館讓讀者隨便拍照, 只要讀者自帶數碼相機，不花一分錢可以將古籍全部內容自行拍照，這是對讀者最好的制度。他說得有道理，而且很能說明專業學者對圖書館的要求。東洋文化研究所過去沒有自行拍照的規定，前幾年才訂這種規定，顯然是為了適應技術發展。古籍沒有版權，讀者想要利用，想要複製，原則上沒有理由設下限制。不允許靜電複印，是因為用複印機需要把書攤開，壓書腦使頁面貼近玻璃，容易損壞書本。用數碼相機拍照，也不用閃光，對書本的影響與普通閱覽無所區別，實在沒有理由限制。有些圖書館有錯誤認識，以為藏書是自己的財產，看到別人利用，感到自己吃虧，因而設各種規定，限制讀者利用。最可笑的是三分之一的規定，說只允許複製三分之一。不知古籍沒有版權，這種限制毫無根據。若真正為古籍著想，應該鼓勵讀者複製全部，因為全部的複製品可以作為完整的書，複製品會傳下去，被更多人使用。如果只是一部分，讀者用完，對別人沒有價值，零散的複製品勢必被扔掉，多麼的可惜。最可憐的是收費規定。北圖收費貴得離譜，號稱「國家圖書館」，而要利用古籍壯自己腰包，完全沒有道理。北圖不是沒有錢，它都有錢蓋新樓，卻要向讀者收取一張幾百元的複製費用。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有一點非常清楚，就是北圖的收費行為令幾乎所有人鄙視北圖。我說幾乎所有人，也包括北圖的館員。相信將來北圖會調整這種制度，逐漸正常化。
過去有一位日本研究版本學界公認的專家，希望看到北圖所藏幾部宋版書，通過幾個管道提出要求，被北圖善本部拒絕了。後來聽說，善本部主任對那位日本專家不滿，因為他沒有邀請主任到日本講學。想到過去的混亂到這樣的程度，現在北圖亂收費也可以理解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歷史問題，隨著時代變化而得到解決，雖然如此，改革體制還是需要大家積極努力。例如《中華再造善本》是中國政府投入巨款，動用國家權力，使各藏書單位配合，才實現的巨大項目。結果弄成低質量豪華線裝本，薄薄一本都要好幾百元，大部頭的書要幾十萬元。這樣能夠滿足一部分官員和館員的虛榮心，卻不能滿足真正需要閱讀這些書的個人讀者的需求 。《中華再造善本》用線裝形式，與原書裝禎毫無關係。有些原書蝴蝶裝，他們不用線裝，而用膠水粘書葉的左右邊，弄得像經折裝。且不說印面複製水平之低，至少這種裝幀純粹為了虛榮，既阻礙學術發展，又將「再造」貶值為假古董。考慮到他們耗費的大筆資金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想像投入那麼多經費、動用那麼大的權力，本來可以出高質量、低價格的一大套影印本，使整個國學蓬勃發展，不得不感到他們的罪過是大得可怕的。我要指出的是，北圖一邊蓋新樓，一邊向讀者亂收費，與《再造善本》弄成豪華線裝本，賣離譜的高價，完全是同一性質的。現在只能說我們任重道遠。
去年我去台灣中央圖書館印資料，驚訝地發現他們完全開放善本書的複製品。善本室照樣可以用全館統一的「影印卡」，印一張一元台幣，不管是善本書還是當代書刊都一樣。自然也沒有一半啊，三分之一啊等無理限制，讓我欣喜雀躍。中央館對讀者十分友好，外國人只要出示護照，當場可以拿到臨時閱覽證，再買一張影印卡，任你隨便複印善本書。實在是痛快，圖書館本來應該這樣。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已經將所有善本書的全部書影在網上公布，供全球讀者隨時隨地隨便瀏覽。一開始，研究所里也有些人認為不應該在互聯網上公布，也有些人主張要收費。這些意見，我看都不妥當。首先，收費沒有現實意義。網路上的資源，若要收費，幾乎沒有人願意付費使用。哪怕有少數人願意付費使用，管理收費的成本很高，實際收入也很少，結果是入不敷出。認為不應該在互聯網上公布的意見，主要是怕別的藏書單位限制公布其資源，向我們要求交換條件，如果已經無條件公布，屆時就要愁無籌碼了。我看這也是一種不合情理的擔憂。假設我們率先無條件公布資源，結果自已吃虧的話，以後沒有藏書單位敢公布資源了。相信我們的社會不會那麼愚蠢。去年十一月份，東大研究所剛剛和北圖簽署合作意向書，並且已將大部分全文書影數據免費捐贈給他們，現在準備讓他們在北圖的網頁上公布。希望將來我們閱覽古籍越來越方便，為實現這種理想，我們都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原刊台灣《國文天地》297期（2010年2月）
附：
橋本秀美：我只是個讀書人
1966年，橋本秀美出生在日本東北的福島縣。橋本的童年在鄉下度過，寧靜的鄉間生活讓這個本來就靦腆、愛看書的孩子養成了安靜、愛思考的性格。1985年，橋本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東京大學，主修中國哲學專業。
20世紀80年代，日本戰後經濟達到頂峰，隨之經濟泡沫也在不斷膨脹並走向破裂。經濟發展給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樂觀，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極度亢奮和驕躁的狀態，就連大學的象牙塔也受到這種浮躁情緒的影響，結構主義、相對主義在學界盛行。前者鄙夷傳統的、紮實的學術，後者隨意懷疑一切前人研究成果。大學文科的課堂上，教授們滔滔不絕地談論著自己的新觀點，彷彿是在進行一場學術走秀。這讓淳樸鄉間走來的橋本很難適應，他對課堂上講授的內容越來越感到懷疑和困惑:究竟什麼是學問?大學的講義有沒有亂說? 橋本想要做嚴謹、科學的學問。他逐漸把目光轉向中國傳統經學，他覺得歷經兩千多年仍吸引眾多學者的學問必然有其獨特之處，而這種嚴密、成體系的「經典」才是他的追求和興趣所在。
1990年，升入碩士階段的橋本獲得日中友協提供的留學機會，於1990年至1991年赴山東大學學習。在華學習期間，橋本的漢語水平有了顯著進步，此外，他還在中國老師的建議下，開始研究整理日本流傳的經學資料，並選擇《論語義疏》作為他的碩士研究題目。《論語義疏》為中國南朝學者所作，原本已經失傳， 在中國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到清代方有刻本出現，該書同時在日本長期流傳。橋本希望通過研究《論語義疏》在日本的學術流傳情況，來考察從中國南朝到清朝期間文本與原作之間的差別。但經過研究，橋本失望地發現當時傳授《論語》的日本學者普遍水平不高，很多人甚至連漢語都不過關，這就很難談得上對經書的深入理解。這一發現給橋本以極大的觸動，他深感如果要了解中國傳統經學，就必須讀真正的中國著作，而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讀懂。
師恩如山
在傳統的研究經典的書中，最基本的是唐代的「疏」，橋本就想讀唐疏。他又發現，像《論語》這樣思想性很強的經書，對其的解釋往往有多家之言，這為後來學者的分析和判斷帶來一定困難。相對而言，禮學體系性較強，內容比較客觀具體，有辦法理解清楚，所以他將閱讀的注意力轉向禮學。可是，一開始橋本卻完全讀不懂這些經書，抱著無論如何也要讀懂的信念，他開始刻苦鑽研並四處找老師求教。橋本注意到中華書局王文錦、陳玉霞點校的《周禮正義》，點校者的水平很高，便萌生了拜師學習的想法。
博士期間，橋本考取日本政府公派留學生名額，於1994年至1996年再次來華進修，就讀於北京大學。來到北京後，橋本發誓如果不能拜王文錦、陳玉霞其中一位為師，就回東京。幸運的是，在導師的幫助下他打聽到了王文錦、陳玉霞兩位老師的消息，發現原來二者是夫婦，並最終成功拜王文錦先生為師。
王文錦為當代公認的禮學名家，長期擔任中華書局編審，曾主持整理點校《通典》、《周禮正義》等大部頭典籍，獨立點校《抱經堂文集》、《校禮堂文集》、《野客業書》、《大戴禮記解詁》（1983年）、《禮書通故》諸書。拜師期間，橋本跟著先生讀清代學者的著作，做《儀禮正義》的點校，師生二人每兩周進行書信來往交流學術。每周橋本都要認真看書，提出很多問題向先生請教，生活過得緊張而充實。先生會非常認真地查看橋本的作業，對有問題的地方與他反覆討論，直到解決為止。後來，由於橋本宿舍條件不好，先生乾脆讓橋本住到自己家裡。每天，橋本在自己的房間里整理點校，先生就在外面邊工作邊等待，等橋本校完了，先生會一字一句地幫他修改。在先生的要求下，橋本的點校工作做得非常細緻，每個字的各種來源都會查找清楚，因此一天往往只能整理一頁。雖然辛苦，但橋本覺得這項工作非常有意思。回憶起來，那段時光是他人生最快樂的日子，沒有人能有像他這樣的經歷，對此他感到非常慶幸。
在一年時間裡，先生帶著橋本順利完成《儀禮正義》三分之一的點校工作。但後因種種原因，《儀禮正義》點校項目被迫中斷。2002 年，由於積勞成疾，先生過世。每當回憶起先生，橋本總是充滿了深情。他覺得自己和先生的情誼已經超越了友情或父子之情，這份情誼是他一生最可寶貴的財富。先生孜孜不倦，對工作的熱愛和執著，對後輩的悉心栽培，都讓橋本永生銘記和感恩。
北大第一位全職外籍教師
博士畢業後，橋本秀美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教。儘管工作出色，但橋本覺得在日本國內的生活並不符合他的期望，日本社會的右傾政治氛圍讓他失望和壓抑，繁重的行政工作剝奪了他讀書做學問的時間，這讓已經習慣了中國學術環境的他頗感不適。
2001年，恰有一位北大歷史系教授到東京大學訪問，經他推薦，橋本於2002年至2003年到北大歷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訪學期間，他心無旁騖，日日在中古史研究中心埋頭苦讀，總是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風雨無阻。一年下來，他的讀書量驚人，北大自由的學術氛圍讓他找到了歸屬感，從而萌生了離開日本的念頭。雖然彼時台灣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向橋本伸出了橄欖枝，但他更希望到北大，他認為這裡才是做學問的地方。2004 年，橋本毅然辭掉東京大學的工作來到北京。這對橋本來說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
北大歷史系的領導在了解橋本的情況後，對他來系任教非常支持和重視，積極與學校各方協調促成此事。學校也對橋本來華任教給予高度重視，並予以特別批准，橋本從而成為北大歷史上第一位全職外籍教師。在人事程序上，橋本的入職手續也開創了北大人事工作的許多第一。彼時，北大人事部還沒有相關的程序和經驗可循，不知橋本的手續該如何辦理，只能是遇到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沒有相關政策就制定政策。北大人事部徵求橋本的意見，橋本的要求非常樸實：「只要給我一間房子，讓我有睡覺的地方，每月給我2000元，讓我能夠吃飯就可以。」於是，人事部就按中國教師的入職程序幫橋本辦理了手續，橋本在北大不享受外國專家待遇，而與中國教師待遇相同。
在北大，橋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溫暖。一到北京，歷史系的老師就親自帶著橋本找房子，替他打點生活方面的問題。在教學方面，系裡也對他給予完全的尊重和支持，從來沒有向他施加任何壓力。為了還清上學期間欠下的500萬日元的高額助學貸款，橋本不得不申請兼職，歷史系的領導對他的情況給予了充分的理解，還幫助他仔細研究相關規定並準備各種材料，最終學校順利批准他的兼職申請。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橋本同時被北京大學、東京大學聘用，成為東京大學兼職教授，往返兩校進行工作，這在北大歷史上還是第一例。對此，橋本心懷感激。中國人的獨立、靈活、自由、友善都令他深深敬佩和折服，他無法自拔地與這片土地和人民交融在一起。
其後，北大又陸續引進了數位全職外籍教師，他們專業過硬、年富力強，願意長期紮根中國，為北大的學術繁榮和國際化做出了貢獻。
橋本來華任教，如果教日語或日本史，沒有人會提出異議，但他教授的是中國傳統學問經學、文獻學，加之他博士畢業時間不長，除了博士論文和幾篇文章得以發表外，還沒有積累很多學術成果，因此起初並不是所有老師都贊成他到歷史系教書。為此，北大歷史系專門成立了由五位中國古代史領域的專家組成的專家評審小組，對橋本的材料進行了認真研究和審查，多數專家對橋本的學術能力表示認可。
隨著歷史系老師們對橋本的教學和科研工作越來越了解，對他的學術水平也愈加肯定。橋本開始教課後，歷史系老教師督導團的教授們旁聽了幾次他的課程，他們對橋本的表現大為驚奇。在歷史系秦漢史教師大會上，老教師督導團的成員、先秦史和文獻學領域的專家吳榮曾先生盛讚橋本學術功底異常深厚，稱橋本的實際水平遠遠高於他個人材料里所反映出的水平，并力主抓緊與系裡協商，讓橋本儘快帶博士生。當時，大家都不太相信橋本會長期留在歷史系，他的離去將會是古代史教學與科研的損失，如果他能在歷史系工作期間帶一些學生，則他離開以後至少還可以留下這些學生繼承他的學術衣缽。副教授帶博士生需要系裡批准，因此一些教師聯名給系裡打報告要求同意橋本帶博士生。現在，橋本門下有一個博士生、兩個碩士生，學生雖然不多，但他們都是公認的當年歷史系最優秀的本科畢業生，他的第一個博士生將於明年畢業。
來到中國以後，橋本組建了家庭，由於妻子葉純芳是台灣人，婚後，儘管橋本本人不捨得離開北大，但為了家庭，他還是很有可能隨妻子去台灣。北大對橋本的去留問題非常重視，學校研究的結論是:留住橋本秀美對北大具有重要意義。其實，葉純芳也是難得的人才，她的專業是經學，師從台灣頂級經學專家林慶彰先生，在學術上是橋本的同行。博士畢業後，葉純芳在北大儒藏中心做了一年訪問學者，她的工作受到了儒藏中心的高度肯定，中心非常希望留住她，但苦於編製問題只好忍痛作罷。了解到這一情況，北大希望橋本夫婦能同時在北大任教。經過歷史系和學校的努力，2011年葉純芳成為北大歷史系正式教員。北大對人才的尊重和愛惜讓橋本夫婦深受感動，而北大也為能留住人才、引進人才而感到高興。
學術狂人
橋本來北大任教，工資只相當於在東京大學時的十分之一，但橋本認為北大是做學問的地方，並不計較待遇。橋本對學術已經到了痴狂的地步，為了爭分奪秒進行研究工作，他過著近似苦行僧的生活。沒課的時候，他兩天來一次學校，在食堂吃一頓飯，然後再買一份飯帶回去作為第二天的食物，其餘時間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只靠麵包和餅乾過活。成家以後，橋本的這一習慣還是沒能改掉，夫婦二人至今在吃飯問題上還是不能統一意見，橋本對研究如饑似渴，甚至吃飯都覺得是浪費時間。在他本來就不寬敞的三居室，根本沒有多餘的傢具擺設，全部空間都被用來放書，以至於婚後連一張雙人床都放不下。毫不誇張地講，對橋本來說，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讀書做學問，這也是他唯一的興趣。
橋本對學術的瘋狂追求，也讓他取得了不同常人的成績。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有很深的學術傳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相關研究幾乎中斷，只有少數學者在堅持研究，並傳承著傳統的研究方法。但在台灣和日本，對中國經學的研究並未中斷。橋本秀美對日本和台灣的經學研究都很熟悉，來到北大歷史系工作後，他利用北大的各種資源刻苦鑽研、勤奮治學，學術水平有了長足進展。如今，他已是日本漢學界的頂尖學者之一，得到台灣經學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在大陸學界也有相當影響。可以說，橋本秀美已經是中國經學研究領域的重量級學者，由於先前的積累正在快速轉化為成果，他的學術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在教學方面，橋本是出了名的對學生認真負責的好老師。他從不認為自己比學生強，除了一些基本的讀書方法以外，並不會「教授」學生什麼，因為自己的知識不都是正確的，他不想給年輕人帶來不好的影響。為此，橋本堅持只給研究生開課，因為研究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能夠質疑老師。
橋本給北大學生上課，非常認真投入。他開設的課程並不算多，但講授的內容非常前沿，都是和他正在進行的研究有關。橋本的每門課程只講一次，他總是說已經講過的東西再拿來重複講對學生不負責任，要講就講最新的東西。為此他每一次備課都是全新的內容，備課的過程就相當於做研究的過程，非常辛苦，有課的學期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備課，他會為了每周兩三個小時的課而足足做一周的準備。他不肯在課堂上摻水，堅持給學生最精華的東西，把他的學術思想和最新研究成果毫無保留地教給學生。在北大極少有人這麼上課，但橋本仍非常固執地堅守自己的初衷，現在依然如此，實屬難能可貴。
橋本的課程難度很高，沒有專業領域相關基礎的研究生很難跟得上，因此選他課的學生少，旁聽的學生多。課堂上，橋本總是把學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學生們覺得橋本老師的課更像是一種同道者的分享會，常常能激發出深刻的思考，通過學習，學生的問題意識和自我學習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實踐證明，橋本這樣的教學方法讓學生能夠很快入門，了解專業領域基本研究方法和最前沿的研究進展，為學生日後的學術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礎。
海外古籍數字化回歸
2010年5月20日上午，橋本秀美出席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 「中華古籍善本國際聯合書目系統」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影像資料庫」開通儀式。他同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思仁（Soren Edgren）一起點擊開通按鈕，與現場的來賓一道，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創辦於1941年，是日本著名的漢學研究中心。其所藏古籍，包括了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舊藏，以及大木一、長澤規矩也、倉石武四郎等的個人專藏。但長期以來，這些古籍一直沒有專人進行管理。出於學術義務，20世紀90年代，該研究所始建古籍目錄資料庫，2002年建設全文影像庫，並在互聯網上發布。2009年11月，該所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意向書，將中文古籍4000餘種，以數字化方式無償提供給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國家圖書館網站上向讀者提供服務。這批數據包括收藏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和一些專藏文庫中的珍貴宋、元、明、清善本和民國時期抄本，經史子集各類俱全， 其中以小說、戲曲為大宗，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作為古籍資料庫建設的重要參與人和此次國家圖書館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作的主要促成者，橋本秀美一直是數字化開源資料的堅定支持者，主張將各機構珍藏資料整理後實現數字化，並在網路上公布，以資源共享推動學術繁榮。橋本認為，數字化的好處之一是可以同時看到一部書的不同版本，與通常圖書館將線裝本、精裝本、平裝本等各版本分開收藏相比，更有利於讀者進行閱讀比較。古籍書籍庫落戶國家圖書館後，中國讀者今後可以隨時隨地在國家圖書館網站上訪問這兩個資料庫。
「收藏古籍並不意味著擁有特殊權力，而是要背負沉重的責任。責任有兩方面，一方面要妥善管理防止破損；另一方面，也要保證這些古籍能夠找到真正理解它的讀者。」橋本認為，古籍研究本身的關注者有限，如果都不能為這些人的研究提供一些便利，古籍研究又何以談得上發展呢?「中華古籍善本國際聯合書目系統」的自由下載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影像資料庫」的全文在線閱讀是對圖書館傳統保守服務理念的衝擊，橋本希望能藉此推動更多機構開放古籍收藏，讓所藏古籍能真正發揮作用，從而激勵學術發展。
為每一個文字注入生命
20 世紀30年代，倉石武四郎將自己讀唐代《儀禮疏》的記錄寫成《儀禮疏考正》。當橋本秀美在學生時代讀《儀禮疏》時，深刻體會到《儀禮疏考正》是多麼了不起。按倉石先生的方法來讀書，書中每一個字都鮮活起來。橋本希望像倉石先生那樣，通過自己的讀書工作，可以給書中的每一個漢字都注入靈魂，打通血脈，從而使沉睡在書本下面的精神得以蘇醒。
讓沉睡千年的文字獲得重生並煥發活力，是橋本最感快樂的事。「在我去讀書之前 ，有些字被忽視、被誤解，處於一種半死的狀態」，「通過我的閱讀，有的文字會重獲新生，有的文字可能被救活」，「我覺得書在等待我，字在等待我，所以我不能罷手」。事實上，橋本的工作已經被排得滿滿當當，迫切的任務包括完成尾崎康的《正史宋元版研究》的增訂中譯版，影印出版研究所藏的《儀禮經傳通解》正、續集，整理出版楊復的《儀禮經傳通解》等。此外，橋本還要完成先師生前未竟的工作，將《求古錄禮說》做成佳本，而他畢生的追求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儀禮疏》的佳本、做《儀禮正義》的整理本並給《儀禮集說》寫「疏 」。
橋本認為，書若不能讀便不算是書。他自己也出書，三本著作已有兩本出版，且每一本都是自己掏錢印刷，這樣做是為了享有充分的自主權，能夠對書的內容有所把握，並可以編排精緻，做成方便使用的精裝本，但定價不高，讓一般學者都能買得起，這樣一本書就可以成為大家的書，這本書也就活了起來。橋本深感現在的「壞 (版本 )書」太多 ，他希望好書能夠做成佳本，也就是說，讓一本書成為內容優良、編輯精細、使用方便的書。讓這樣的書在世上流傳，讓收藏佳本的人越來越多，是橋本作為一名學者最樸實的願望。
正是有像橋本秀美這樣甘於寂寞、以苦為樂、孜孜以求的讀書人，才能讓中華文脈得以永續，古籍文化得以傳承。
（本文刊於《北大洋先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轉自「學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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