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迎：運河千秋——汴河對古代開封城的影響｜光明講壇209講
劉春迎1967年生。1989年畢業於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歷任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開封市文物局局長等職，現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河南大學中原考古研究所所長、河南大學宋文化研究院研究員、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出版《北宋東京城研究》《考古開封》《揭秘開封城下城》等學術專著多部。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講述一條河與一座城的歷史姻緣，這就是汴河與開封。
從歷史角度來說，古代開封是一個和運河特別有緣的城市。公元前365年，魏惠王將國都由安邑（今山西夏縣）遷至大梁（今河南開封），並在此開鑿了開封城市史上第一條人工運河——鴻溝，把黃河水系和淮河水系連接起來，使千里中原變成水陸通道，促進了大梁乃至魏國的繁榮，掀開了開封城市發展史上的第一頁光輝篇章。不過，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將王賁引軍攻魏，「引（黃）河（鴻）溝灌大梁」，大梁城遂在滔滔黃水中化為廢墟。
秦滅魏後，大梁城由於大水淹沒和戰火毀壞，名城大都的繁榮景象變成了滿目凄涼，城市地位急劇下降，開封地區也由此進入了長期衰沉期。
隋唐大運河：開封復興之匙
開封的再次復興始於隋煬帝時期大運河的開通。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煬帝繼位後，於公元605至610年間，開鑿了舉世聞名的大運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達餘杭（今杭州），全長4000餘里，成為貫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
京杭大運河
運河中段通濟渠因為是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來，亦稱汴渠，它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是運河最主要的河段。「汴渠，在縣（指浚儀縣，秦、漢、南北朝時開封名稱）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盪渠……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於泗，達於淮，自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開封在隋代又稱汴州，坐落在汴河北岸，系隋王朝東都洛陽與西都西安溝通江淮的東大門，就是因為汴河的緣故，當時的汴州很快成了南北物資的匯聚之地，進而駛入了城市發展的快車道。
進入初唐，通濟渠更名廣濟渠，開封一帶仍稱汴河，系南來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經之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汴河日益成為大唐王朝的生命航線。唐代的開封仍居汴河要衝，「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交通樞紐地位愈加凸顯，城市日趨興旺，被譽為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是兩京之外規模最大的城池，也是文人墨客的趨游之地。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曾相邀同游汴州，在汴又恰逢高適，三人結伴遊覽，同登開封吹台，懷古賦詩，成為一時盛事，更成了千古佳話。《新唐書·杜甫傳》對此記載曰：「甫少與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時任汴州刺史的李勉組織擴築汴州城，把汴河圈入了城內，此舉對開封的經濟發展和商貿繁榮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運河和開封城的關係更加緊密了。唐代詩人王建在《汴州紀事》一詩中曾這樣寫道：「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詩中的「津橋」即指汴河上的州橋，位於當時汴州城的正中心，這首詩描寫的正是州橋附近的汴河兩岸商業貿易一派繁榮景象。
汴河與開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曆數秦、漢、隋、唐等代，我國封建社會的都城選址，長期都在關中地區的西安和伊洛地區的洛陽之間徘徊。但是自從唐代「安史之亂」爆發之後，隨著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向江南轉移幅度加大，已經逐漸形成了「軍國費用，取資江淮」「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的經濟新局面。大運河溝通南北之後，西安、洛陽作為政治中心的優勢地位，日益受到運河沿岸都市經濟優勢地位的衝擊。而地處運河要衝的汴州，藉助自身的漕運樞紐地位，最終得以取代西安和洛陽，成了後續的五代各王朝、北宋以及金的定都之地。
汴河漕運
汴河漕運的便利決定了開封成為五代、北宋統治者擇都的首選之地。自東南沿海至開封，皆一馬平川，江南物資通過運河到開封相對方便，而自開封以西至洛陽、西安等地，則由於地勢問題漸趨丘陵和山區，海拔落差陡增，漕運船隻西行需要穿山越嶺、逆流而上，輾轉而至，難度自然加大。《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期以東京（開封）城內的相國寺橋為界，以東汴河上的橋樑皆如《清明上河圖》所繪「虹橋」之制，形似飛虹，單孔無柱，可通大型舟楫，而自相國寺橋以西如州橋等則均為平橋，「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在開封境內的東西差別都如此巨大，整個漕運向西的運力自然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溫才選擇在開封稱帝建梁（史稱後梁），使開封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古代都城「東漸北移」的一個重要節點。後晉石敬瑭天福元年（公元936年）雖複選洛陽為都，但再三對比洛陽與開封兩地利弊後，於次年便詔令遷都汴州，在遷都前後的兩封詔書中，均強調「今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必集」「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廂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可見後晉遷都汴州的原因之中，汴河因素仍居首位。後周時期汴州作為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世宗於顯德三年（公元956年）重新規劃、擴建了東京外城，為北宋在開封的定都奠定了堅實基礎。北宋時期「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東京城之所以能成為「人口逾百萬、富麗甲天下」的國際大都會，更是與汴河漕運休戚相關。正如時人所謂：「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
北宋滅亡後，受戰火影響，汴河作用大減。經過靖康年間，「汴河上游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余，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後來南宋與金朝南北對峙，汴河從此被雙方分佔。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為了「務要不通敵船」，下令開決汴河，並燒毀所流經地區的汴河諸堰。隨著汴河的斷流和廢棄，金代之後，開封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沒落，其作為都城的歷史也徹底終結。
如此算來，有「八朝古都」之稱的開封，其中有六朝是伴著唐宋時期大運河的通暢而定都開封的。
一條河帶給一座城的革新
我國古代的城市發展，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沿襲著坊（住宅區）與市（商業區）分設制度，這其中以唐代的長安城最為典型，當時的唐長安城，城內住宅區被25條縱橫大街井然分割成整齊的110坊，坊四周築高大圍牆，坊門定時啟閉，商業區只有東市和西市，由官方集中管理，其他地方則嚴禁市場交易。這樣的坊市結構城市，在城市商品經濟活躍的時期，活力自然受限。
清明上河園
自唐代汴河被圈入開封城後，汴河對開封城市的劇烈的影響就開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封城內的汴河水門、岸邊、橋頭等處很快就成為市場貿易的鬧市之區。後世學者從唐王建「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劉禹錫「四面諸侯瞻節制，八方通貨溢河渠」等詩賦的描述中，均能發現當時商貿活動繁盛背後的運河因素。宋人釋文瑩《玉壺清話》記載，後周時期的東京城中已是「淮浙鉅賈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大臣周景還在東京城內汴河岸邊「起巨樓十二間……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
北宋時期，東京城內汴河沿岸的商業氣息更加濃郁，整個京城南半部尤其濃烈，汴河上的糧倉、碼頭、橋市、草市比比皆是，《清明上河圖》中重筆描繪的許多館驛、茶樓、酒肆，也均沿汴河岸邊徐徐展開。在湯鼎筆下，橋市也較唐代更加喧鬧，「橋頭車馬鬧喧闐，橋下帆檣見畫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樓台近水柳如煙」。《宋會要輯稿·食貨志》描述東京城市場時還有「南河北市」一說，即指東京城南部的市場多集中在汴河沿岸。後來，東京城還逐漸形成了「河橋上多是開鋪販鬻，妨礙會及人馬車乘往來，兼損壞橋道」的局面，以至於當時的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對市面嚴加整頓，「詔在京諸河橋上，不得百姓搭蓋鋪占欄，有妨車馬過往」。東京城中由於汴河而出現的河市，不僅打破了傳統的地域坊市壁壘，而且還突破了古代城市對時間的限制，例如位於東京城中心汴河岸邊的州橋夜，市「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干脯……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傳統坊市制度下古代城市中的「宵禁」制度已不見了蹤影，北宋時期的東京開封，成為世界歷史上的一座著名的不夜城。
總之，唐、宋之際的開封，先是以運河橋市為中心，形成與市、河平行的商業街，並沿運河兩岸而伸展，運河與平行的市街構成城市新的成長軸線。隨著「街市」的發展和坊巷中商業交易的開展，逐漸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網，於是大街小巷的結構就代替過去「街坊」的結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說，隋、唐之際洛陽、西安城形成的那種規矩平整、結構嚴謹的封閉性坊市結構體系，延續到了唐、五代和北宋時期的東京城中，是被一條汴河逐漸沖開的。
汴河雖逝 影響猶存
從汴河被圈入汴州城之日起，汴河的特質就直接限制了城內主要街道的走向，界定了部分重要城門的位置，從而影響了汴州城的結構布局和方向。
汴河是溝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非一般城市的景觀河可比，唐代擴築汴州城時，始將汴河包羅城中，築城時必然會受到汴河的制約。汴河兩岸的街道與運河平行，城的方向尤其是南北城牆的方向和運河方向一致，這樣的布局結構才更加合理。此後，歷代開封城或利用汴州城直接改造而成，或對其部分牆體向外拓展而成，或依此在其外圍擴築而成，可謂一脈相承，千年沿襲。近年來開封城和汴河故道的考古發現表明，唐汴州城之後的歷代開封城均不是正方向，其南、北城牆約東偏南14度，這就是汴河的力量，這種走向與歷史上開封城內的汴河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
汴河自金代斷流，繼而在明代被黃河泥沙堙塞淤平。但是，消逝的汴河仍舊對近、現代的開封城市發展具有影響力，只有在新城區建設後才逐漸擺脫汴河的「挾持」，重新恢復了北方地區平原城市坐北朝南、橫平豎直的布局形態。而老城區因為受到開封城牆的限制和框定，其城市基本格局和街道走向仍然保持和延續著唐、宋時期運河城市的特點和遺風。特別是在開封「城摞城」歷史現象的影響之下，消逝的汴河賦予開封的這些特點，較歷史上其他的運河城市更加明顯和突出。
河南開封「城摞城」新鄭門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如今，在開封城區內外的地平線以上，人們再也看不到汴河的蹤跡了，甚至生活在這座古城裡的大多數人，恐怕也已經不知道唐宋時期的開封城曾經是一座典型的運河城市了。但是，汴河，這條早已在歷史上消逝的古老運河，卻依然和開封城有著割捨不斷的關係，仍舊在開封地圖上保留著自己的年代印記。比如唐、宋時期的州橋遺址，仍深埋在今開封城正中心的中山路之下；州橋遺址兩側汴河故道附近的街道，仍然保持著唐汴州城時期的位置和走向；甚至於今天開封城牆上的宋門、曹門和大梁門，其名稱和位置也均源自唐汴州城。以上種種不是汴河卻皆因汴河的歷史遺存，連綴起來，能夠讓後世的我們，依稀可以一窺往昔汴河的繁盛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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