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以用筆寫字？

常常有朋友問我，日本的教育學者都研究些什麼樣的問題。我會說，日本人多研究一些有趣的小問題，有時候還頗能以小見大。每每說這樣的話，映入我腦海的都是一本叫作《筆記本和鉛筆改變了學校》（ノートや鉛筆が學校を変えた）的小書。它的作者、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的佐藤秀夫先生早已於2002去世，這本書也是一部1988年的舊作了，但我覺得其中傳達出的意味是雋永的。

佐藤秀夫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兩種學慣用具——紙和筆。

日本最傳統的所謂「和紙」是在中國造紙技術的基礎上改良而來的，但兩者都是利用水將植物纖維固定化，從而變為紙張。然而，和紙的生產耗費人工，自古就非廉價之物。由此，用紙張印製成的書籍也絕不像今天這樣輕易可得。在日本古代藩校，往往是由校方置備書籍，必要時借給學生抄閱，只有《論語》《中庸》這類要多次用到的書才會置備兩三本。藩校往往自行印製書籍，其實也是出於成本的考量。這些和中國古代書院的面貌相去不遠。

因此，進入明治維新之後，雖然國家層面開始統合教育，但實際的教科書印製仍然要委任給各地的學校，而且他們仍是沿用傳統的和紙技術，將和紙裝訂一冊，但內容卻已經開始包含近現代的科學知識了。然而我們知道，傳統的技藝需要大量人力，而且往往不能量產。用木板印刷成的和紙式教科書需要一頁一頁人工捺印，很難一次性大量生產。這就造成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比如1874年的時候，文部省下令允許各地「翻印」官方的教科書，不將其視為侵權行為加以追究。因為在當時，文部省根本就應對不了隨著公立學校成立而大量湧入的孩子們，只能任由各地忙不迭地翻印種種書籍。然而即便如此，很多地方都能見到沒有書，或者買不起書的孩子。在這個意義上，佐藤秀夫非常懷疑，我們今天對老一輩教育方式中「以教師為中心，而不以學生為中心」的狀況的批判有些忽視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在那樣一個很多孩子都沒有書，可能只有老師一個人才有一本教科書的時代，自然會以教師為中心，並且由教師主講，學生們匆匆忙忙地背。要想讓學生人人都手捧一本教科書，悠悠然地讀書，其實是非常晚近才能實現的一件事。

在十九世紀70年代，日本才開始自己生產「洋紙」。所謂「洋紙」，顯然是舶來品，就和這本《教師月刊》所用的紙張大同小異。洋紙在生產過程中摻入了酸，因此經年累月之後往往變脆，不利於保存。但洋紙實現的是工業化量產，因此其優長之處很快就顯露出來了。更為重要的是，當日本政府要真正實現全國教科書統編的時候，洋書的優勢就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從1882年開始，日本文部省開始將禁止各地對教科書的自由「翻印」，同時批評這類和紙式的教科書印刷質量低下，從而開始了對全國教科書的統一，到1904年就基本實現了主要科目的全國統一。換言之，造紙工業的革新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不同的教育生態。我這些年逛日本的舊書店，多能見到一些陳年的老課本。確實，用和紙印刷的教科書，質量還基本完好，就像中國傳統的宣紙，有所謂「紙壽千年」的美譽。而那些用樣紙和鉛字印刷的教科書，多已經破破爛爛，不便翻閱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和紙可能更具優點；然而，這種優點在當時是來不及見不到的。反而是可以量產的洋紙很快就佔據了教科書市場，而日本教育的全國化也隨之到來。和紙在今天，已經主要成為了藝術用紙，和普通生活完全拉開了距離。

隨著紙張的變遷，書寫的工具同樣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日本今天能見到的一隻最早的鉛筆是德川家康的藏物，乃是從墨西哥進貢而來的。但是，這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只是海外奇珍罷了。社會上流人物仍舊是配合著和紙，用毛筆書寫。這就造成一個同樣的問題，手工捏制而成的毛筆並不便宜，知識的流布也並不那麼容易。在窮孩子更多的寺子屋以及明治之後的很多小學，用的是一種叫「石盤」的東西。這是將粘板岩剝離之後削成的石片，然後將滑石一類材料做成棍狀，在上面書寫。換言之，很像是質量粗糙的小黑板。當時的小學教室里多有這樣的石盤。老師講到一些什麼東西，就讓學生上前去寫，但石盤往往沒法做得很大，寫不了多少字就要擦掉重新寫。在這個意義上，教育的效率註定是提高不了的。同樣是從這個意義上，佐藤秀夫提醒我們，「書寫」或者說「寫字」其實也是一種經過了漫長歷史才能為一般人所享受的權力。

1761年，德國人kaspr farber開始投廠生產鉛筆。1795年，法國人Nicolas-Jacques Conté實現了技術上的革命，由此，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鉛筆便開始大量出現。根據佐藤秀夫的考證，到1874年之後，日本進口海外鉛筆的記錄便頻頻出現了，並且很快就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文具。1877年，日本本土生產的鉛筆在產業博覽會上現身，之後很快就向全國普及，並且力爭廉價化。如果說和紙和毛筆能夠完美地匹配，那麼，洋紙和鉛筆也形成了很好的匹配。由此，日本的孩子才開始慢慢有了屬於自己的教科書、筆記本，同時可以用鉛筆作為記錄自己學習經歷的工具。毛筆一旦下筆就不能改寫，而鉛筆還可以用橡皮擦拭，這對一個孩子的學習更是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想像，有更多的孩子用上了鉛筆，才可以隨意地寫下一點東西，哪怕錯了，擦掉重寫就行。孩子們在書寫時的心態都會發生顯著變化，而這些，在毛筆時代都是不可想像的。

很有趣的是，在二戰末期，因為和英國關係交惡，日本開始用一些自創的辭彙來表達原本的英文概念。鉛筆里常見的「HB」被替換為了「中庸」二字，表示軟硬適中。戰爭末期進入學校的孩子，往往用著「中庸」號的鉛筆，書寫作業。佐藤秀夫本人就是如此，他覺得那是一種很有趣的回憶。

1988年，佐藤秀夫寫下這本《筆記本和鉛筆改變了學校》，那時候在日本還沒有興起什麼「文化史」研究之類的話題。他只是從紮實的史料鉤沉中為我們重構了一種現代教學秩序在建設過程中的種種有趣現象。今天，我們可以用「媒介」這樣一個詞來總結佐藤秀夫研究的關鍵之處。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教師和學生們，似乎已經從鉛筆和洋紙的時代走出來了，我們面對的是PPT，是蘋果電腦，是網路。新的媒介環境下，我們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教學呢？

本文刊載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教師月刊》2018年4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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