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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物為何躲過紅衛兵洗劫

24歲的樊錦詩尚不能洞察天機,

她還不知道,

敦煌定若遠,

一信動經年。

一信一動後,

自己已在敦煌守護了五十餘年。

結束了3個多小時的講座,78歲的樊錦詩和數十位北京大學學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燙依然。這個時節的敦煌,下午6點半的太陽還稱不上夕陽。「你們才十八九歲吧?我剛到莫高窟那會兒,24歲了,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小啊!」憶起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平日看似嚴肅的樊錦詩,眼神里湧出許多溫柔。1962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學生樊錦詩第一次來大漠之邊的敦煌莫高窟實習。「看一個窟就說好啊,再看一個還是好啊。說不出來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但就是震撼,激動。」此後的50餘年,她與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開。2015年3月從敦煌研究院院長一職卸任後,她沒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講座、研究、學術會議……日程排得滿滿當當。「開始我也沒想在敦煌呆一輩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呆著。呆得越久,越覺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寶藏。」樊錦詩說。實習完的次年,樊錦詩大學畢業,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時,雖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環境仍然異常艱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頂是紙糊的,半夜會有老鼠掉在炕上。」畢業1年後,在武漢大學工作的彭金章來敦煌看望戀人樊錦詩,發現她變了。「變土了,變成敦煌的人了,哪像上海姑娘?」然而,與戀人「三年即返」的相約期滿後,樊錦詩沒走。1000多年來,能工巧匠藏於735個洞窟中的藝術珍寶,將她牢牢吸引。常書鴻、段文傑兩位先生篳路藍縷開拓的敦煌研究保護事業,讓後繼者「小樊」深感肩負重責。樊錦詩潛心於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體主持編寫的26卷大型叢書《敦煌石窟全集》成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過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棄了武漢的工作,與她一起守護敦煌。1998年,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一個尤為迫切的命題擺在她面前:在自然環境破壞、洞窟本體老化與遊客蜂擁而至的三重威脅下,如何讓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藝術瑰寶「活」得更久?一個大膽的構想在樊錦詩心中漸漸清晰起來——為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建立數字檔案,利用數字技術讓莫高窟「容顏永駐」。2008年底,莫高窟保護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的綜合性保護工程開始實施。除崖體加固、風沙治理等基礎性工程外,還要完成莫高窟149個A級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攝、加工處理和資料庫建設,建設敦煌莫高窟遊客中心,通過數字電影等現代展示手段,給觀眾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視角。「不同於修修補補,數字化本身就是預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採集下來,通過影像永久保存。幾十年來,我們花的力氣越來越多,步子越邁越大。」樊錦詩說。2014年8月,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運行,「總量控制、在線預約、網路支付、前端觀影、後端看窟」的旅遊開放新模式開始實施。2016年4月,「數字敦煌」上線,30個經典洞窟的高清數字化內容及全景漫遊首次通過互聯網向全球發布。實施過程絕非一帆風順。首先,信息採集量極大,僅實現一個300平方米壁畫的洞窟數字化,須拍攝4萬餘幅照片,並需要繁複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畫總面積多達4.5萬平方米;另一方面,要面對各種質疑與責難,有人說她「死守著洞窟,反對旅遊,有錢不會賺」。「我不反對旅遊,但前提要保護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得感謝、敬畏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這麼多優秀的遺產。」說到這裡,身材瘦小的樊錦詩,突然坐直了身子。「一邊要向文化遺產負責,一邊要向遊客負責。敦煌研究院在想盡辦法,讓遊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絕對不會放棄保護。」對於自己的付出與努力,樊錦詩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個過程」,遺產保護仍需一代代人推動發展。認為自己離開院長職位後,「要做點自己該做的事了」。她說的「該做的事」,是指規模達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撰工作。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出版發行。兩分冊8開780頁的報告,運用文字、測繪、攝影等手段,逐窟記錄了洞窟位置、結構、保存狀況等,是洞窟最翔實的檔案資料。「算是一種回歸嗎?」記者問。「對。考古報告是每個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記下來。搞研究不是開會,必須靜下心來做,板凳不怕十年冷。」「到了我這個年齡,就會感覺到,人生其實很短。國家培養你,你就要為社會做點事情。大傢伙都努力做點事情,社會才會進步,自己也算沒白來世上一趟。」樊錦詩說。

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党項族首領李元昊正在大興攻佔瓜州、沙洲和肅州的狼煙。外族侵襲,國土擾亂,瓜州大雲寺內的比丘們,為保護佛學聖經免於戰火塗炭,正在緊張地將無數經卷搬遷至莫高窟內,並將其一一罩藏於壁中。1月13日,遊歷至河西走廊,正巧投宿沙洲的潭州府舉人趙行德,無意間目睹了這一幕。他參與了這項義舉,敬心抄寫一卷《般若波羅蜜心經》,並在佛祖面前,許下了兩個心愿:

伏願龍天八部,長為護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寧;次願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現世業障,並皆消滅,獲福無量,永充供養。

趙行德的生平、他與小娘子的故事,早已湮滅難考。但這個善念充盈,情意豐滿的故事,彷彿為千年之後莫高窟的守護者、記錄者們的人生故事定下基調:護經人、讀書人、小娘子,和他們之間真實又傳奇,執著又從容,滄桑又溫馨的行與願。

40年代初步治理後的莫高窟

公元1962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大三的女學生樊錦詩,突然接到了學校的一項安排-去敦煌研究所工作實習。從小就對藝術感興趣的她,恰好剛讀完《人民文學》連續兩期登載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文中主人公原型常書鴻先生,將半生心血和全部生活用來研究守護莫高窟。三危山遙遠,千佛洞劫後餘生,護寶人身披傳奇風度……敦煌的一切,都讓樊錦詩神往。如今,機會終於來了。

樊錦詩祖籍杭州,生於北平,長在上海。這次突如其來的「即興採風」,讓她興奮不已。她認為自己是被幸運選中的那一個。

豈知邊塞苦?24歲的樊錦詩尚不能洞察天機,她還不知道,敦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一信一動後,自己已在敦煌守護了五十餘年。

莫高窟中寺,敦煌研究院早期職工舊宿舍

「但願不要再去了吧?」

五十年後,樊錦詩一口軟噥噥的滬音已被西北粗糙的風吹硬。但描述起初進洞的震撼時,她找到當年的天真口吻,「看一個——好,再看一個——還好。連著看了好幾天……哎呀,好像進入了一個藝術的宮殿,好像進入了一個童話世界!」可若真問她當時看出了什麼門道,她似乎也只能說:「第275窟的那個交腳菩薩,她那副神態自若……看了好幾天,記不住啊。」

更讓她難以置信的是洞外的世界:一片破敗。進洞沒有樓梯,只有懸掛的「蜈蚣梯」——一根樹榦插上樹枝。初爬顫顫巍巍的蜈蚣梯,樊錦詩膽子是不太大的。她只能揣著幾個干饅頭進洞,盡量不喝水的呆著,省的攀上爬下。

一天吃兩頓飯,十點一頓,下午四五點一頓。住的房子是泥塊搭建的,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沒有洋廁所--這和她在上海的家、北京的學校相差太大了。「房子天花板是紙糊的,會時不時「咚」地掉下一個老鼠,真是嚇壞我了,我見不得老鼠這樣的東西。」說這話,樊錦詩還使用著江浙人的習慣用語。實習就她一個女學生,晚上起夜上廁所得出門走一段。有一次她甚至在黑茫茫中看見綠綠的兩隻眼睛,「這就是當地老鄉們口中的狼吧!」樊錦詩嚇的得趕緊縮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來是一頭驢的大眼珠子。

至於常書鴻先生,樊錦詩初見後心中也頗有失望:「若不是架了副眼鏡,不說話的樣子跟老農民也差不多。」

她得出結論:這個研究所條件太差了。

這樣的條件下,水土不服的樊錦詩生病了。

在莫高窟,要是生病了,需要被驢車拉著擔架去縣城醫院才能治療。就這樣,實習不到三個月的樊錦詩回到了北京,走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但願不要再回去了吧。」

一年後,大學畢業的樊錦詩拿著畢業分配書,頂住了父親的反對意見,背著行李,再次轉向西行,回到了莫高窟。

1948年,當時的交通工具——牛拉大軲轆車

剛到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正趕上雕塑家孫紀元尋思著給敦煌研究工作者雕刻一座石像,據說是要放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大使館裡。這座雕像孫紀元取名「青春」。研究所里伶仃幾位師傅,哪有剛來的小姑娘樊錦詩來得青春。孫紀元找樊錦詩要了幾張畢業大頭照,以此輩藍本,很快雕刻好了石像:梳著小揪揪的短髮姑娘,背著書包,左手拿著一頂大草帽,身體微微前傾,一副路在腳下立即出發的神態。

五十多年來,每每接受採訪談到這座雕像,樊錦詩總是先澄清:「這座雕像不是我,只是以我為藍本。」但在大家心裡,這座名為「青春」的石像就是樊錦詩。最終,「青春」沒有去成大使館,「青春」留在了敦煌研究院里。2015年,有一家來自樊錦詩老家上海的記者去敦煌採訪,拍攝了一張她與「青春」的合影,五十年前的「青春」面容剛毅堅決,五十年後的樊錦詩笑的喜悅天真。

1965年彭金章來敦煌看望樊錦詩

「莫高窟這批人很『怪』!」

樊錦詩覺得莫高窟這批人很「怪」。在敦煌,他們彷彿身在一個孤島上,戈壁、沙漠……這樣一個消息閉塞,沒電沒水的地方--敦煌研究所1981年才通電--可是這些先生們,他們居然已經在這裡待了20年。

他們從浮華巴黎走來,從江河湖泊邊走來,從軍隊大院走來,從高校工作室走來,他們拎起暖水瓶揣著干饅頭,爬進黑暗的洞窟,靠鏡子和白紙反射洞外的一線日光,整日整夜的地臨摹壁畫,參詳千年光陰不肯親易輕易透露的隱秘。

1952年,段文傑在莫高窟第285窟臨摹壁畫

在中國的東部和中部社會風雲不斷翻湧的時候,他們在洞窟里,坐在三級架上,微傾著上身,隨日影移動,凈心與佛意緘默相對。

他們是藝術家,他們難道不想創造出有自己獨特個性風格的作品?他們不想開畫展,出畫冊嗎?他們沒想過在藝術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嗎?放棄個性,藏好自我,小心翼翼地謙卑地臨摹一千年前不知名畫師的筆跡,能讓他們內心滿足嗎?

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等同志在城內辦事處合影

他們的妻子兒女呢?他們的情感家庭呢?

樊錦詩幾十年前的疑惑,變成了現在她不斷提起的自豪和驕傲。已經是樊院長的她,身處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身份的人,總是反覆講述自己的前輩。

「我在敦煌52年,不知從何說起。還得說這些老先生。常書鴻先生,『書』是書本的『書』,『鴻』是鴻雁的『鴻』,71年前他……」

「50年代的運動是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文傑老先生被打成右派,被鬥爭、被勞動完後,他仍然上洞去畫畫;文化大革命又把他抓來批鬥,還發放到農村,林彪事件後落實政策,他,他們毅然地回來了。」

樊錦詩說,讚譽和嘉獎讓自己「心裡發虛」。她一再強調,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幾代人來接受榮譽:「給我獎,我好意思得嗎?這是我的真心話,苦他們吃完了,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到誣衊,到我這個時間,獎都給我們了,每到這時候,心裡很不好受。」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文物一點沒有被破壞」

接受畢業分配、服從國家建設需要的大學生樊錦詩決心在敦煌好好乾,用一己所學,發掘、拍照、測量,將敦煌莫高窟的寶貝一一記錄下來,再寫出一卷一卷的報告。沒想到,剛工作三年內,就趕上搞了兩次「社教」。

「你們年輕人不知道,那叫『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幹部都要下鄉去。我們學生就給他們宣傳社會主義教育。」

第一次「社教」還在敦煌,1963年,為期一個月。第二次「社教」樊錦詩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張掖市山丹縣。「從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後一共十個月。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能搞出什麼研究來?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現在反過去看,肯定不行。」樊錦詩總懊悔光陰被耽誤,自己沒有在考古專業上做更多。

「社教」消停沒多久,「文革」開始了。

我問她:「『文革』中,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個都停下來了?」

老人忽然從沙發立起前傾上半身,搶答到:「我知道你要問什麼,文物一點沒有被破壞。」

「為什麼?」

「源於幾個原因。第一中央還是注意到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下來一個通知:文化遺產要保護。」

「但許多文物保護單位,並沒逃過損壞啊。」

「那是他們不像話!這就是第二個原因,我們研究所里的人,保護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我們也怕紅衛兵來。我們跟紅衛兵說,這可不是四舊。其實紅衛兵鬧四舊是瞎鬧的,他們也想來看看有名的敦煌。他說你們放心,我們是來看看。我們跟他們一起寫大字報,比如首都什麼紅衛兵,什麼造反,什麼兵團。我們的名字掛上,往牆上、街上這麼一貼,好像就保險了。實際上大家保護這個,心挺齊的。」樊錦詩回憶當年的革命風潮,彷彿輕鬆多過苦難。

並非如此。在那個席捲一切推翻一切的年代,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沒有躲得過詆訐毀謗。

研究所那時還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共有48位職工。「人跟人之間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了,這裡頭也夾著一些成見啊、矛盾。」樊錦詩不諱言當時的人心亂相:「『文革』中研究所我們48個人,分了十幾派。你說我是老保,我說你是老保--保守派不革命、不先進,是落後的……兩個人,一個說一個是狗,一個說一個是什麼狼。現在聽聽都是笑話。當時大家都非常認真。毛主席說啥我們就是啥。比如我吧,毛主席說,你們是革命小將,我們還很得意。毛主席說話,我們一點都不懷疑的。」

「可是有一條是共同的,敦煌研究院從成立到現在,一直保護著文物。即使有的人很革命,但是這點上是共同的。我們常年在這裡工作,那不是牛鬼蛇神,是珍貴的文物,世界級的文物啊。當時當然不那麼說,但是大家心裡清楚,這怎麼會是牛鬼蛇神?這樣好的文物不要保護嗎?」

「所以這是一致的。」一再重複這個意思,樊錦詩抬起右手,四指攥住,只留大拇指覆在拳外。彷彿在遙敬當年於杌隉中困苦掙扎,仍一致堅持「保護文物」的全體同人。

確實值得尊敬和感慨。文革中的的曲阜孔廟,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一擁而上的數百名造反派掃蕩,石碑石像被拉出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若要破壞莫高窟,根本無需如此陣仗,更不需要雷管和火藥。「全都是泥巴的啊,就像我這樣的,你給我一個棒,一個棒一敲不就壞了,壁畫不就毀了嗎?」樊錦詩邊說邊揮動了一下雙手,模擬了一下那個能輕而易舉實施的破壞動作。「我們也有人到社會上參加造反,也有人去參加武鬥,但是沒有人在院里引進武鬥。」

若有一人生出破壞的異心,莫高窟都難逃劫數。這個守護成果,需要經歷過那段歲月的全體敦煌人的維護。不管是發聲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錯軌的,有過大非的全體人。樊錦詩堅持這一點認知。

多年後,高爾泰在《尋找家園》里記錄下自己在莫高窟所見所感,對當時研究所一些人有所批判。樊錦詩不以為然:「用我們西北話,我對他不感冒。」在她看來,荒唐又動亂的歲月里,「守住文物」是最重要的事,是全體人一起完成的最大功德。此外,對往事的淡薄不執著,也源於她內心對往昔錯謬的哀矜勿喜,對故人的垂憫愛護。

「敦煌最終是要沒有的,什麼時候呢?我希望它還能存在1000年」

1998年,樊錦詩接過從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第二任段文傑傳下來的接力棒,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她利用自己出身考古專業所具有的科技敏感,讓國家建設了莫高窟的數字化保護利用設施。她甚至成了一名「導演」。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會循環播放一部時長20分鐘的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影片的結尾顯示,總導演是:樊錦詩。

這徹底改變了莫高窟遊客們的參觀模式。樊錦詩經得起認可聲,也頂住了質疑聲。減少遊客在洞窟滯留時間,提高莫高窟遊客承載量,這是她為莫高窟和普通遊客做出權衡之舉。

這麼做有深切的緣由--「莫高窟幾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病害。」樊院長對外演講時,除了幾位「老先生」,幾乎必講的就是莫高窟的病害。她分條縷析的對最普通聽眾解釋何謂「起甲」、「空鼓」、「酥鹼」、「山體裂縫」,用最通俗的語言,生怕聽者不懂。

她想讓更多人知道,這座稀世珍寶,有著這樣那樣的病痛傷害,它一直在退化,最終會消失。

無數敦煌人有無數種和敦煌相遇的方式,他們又如何面對與敦煌告別呢?

「敦煌最終是要沒有的。什麼時候呢?我希望它還能存在1000年。」樊錦詩平靜的說。

「你明知道它慢慢要退化,你明知道我要老,讓他別老可能嗎?你別老,你別死,不可能。」

幾代敦煌人,將他們的一輩子,交付給這座他們明知要走向終點的莫高窟。他們立志儘可能為它延年益壽,讓它退化的地慢一點,再慢一點。沒有後悔,只想向天再借一千年。

「敦煌的女兒」

2015年10月17號,兩度赴敦煌採訪的雜誌《生活月刊》,將自己為敦煌莫高窟人寫就的篇章集結成書。新書《敦煌:眾人受到召喚》發布會選在了北京。77歲的樊錦詩出現在了這樣的場合里。她身著黃土色夾克,灰色褲子,垂下的雙手被過於寬大的外套遮了大半。身上帶著「靜」氣,笑是小姑娘般的新鮮開朗。眾人說她笑的好,她自嘲:「如今我是老天真。」

有人隨口問一句:「今天北京霧霾特別大,敦煌有霧霾嗎?」樊錦詩清晰地回答:「敦煌沒有霧霾。敦煌有藍天綠樹,有鳥,有駱駝,有星星有月亮。到了晚上,看得特別清楚。」

她說敦煌,像說自家令人驕傲的孩子。

敦煌是她傾注一生心血的孩子,她又被人稱為「敦煌的女兒」。這是她與敦煌之間相互相續的因緣。

千佛洞中,眾神相遇。常書鴻、向達、段文傑、史葦湘、樊錦詩、歐陽琳、孫儒僩……這些錦繡名字的歸屬者們,棄掉浮世來到莫高窟,兀兀窮年,瀝盡心血。甘苦之間,敦煌辜負過他們嗎?敦煌慰藉過他們嗎?「樊錦詩新書里寫下回答:「在莫高窟,不知不覺之間,幾十年就過去了。和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暫,我們能在短暫的一生中與敦煌為伴,就是極大的幸福。」

始建於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在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清後,在經歷過動亂,戰火,賊盜之後,在等來了王圓籙、等來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來了日本探險隊、俄國考察隊、美國遠征隊之後,近乎成為一片頹荒的廢墟。莫高窟在緘默中無聲召喚,終於等到了這個時代里屬於它的痴兒女。

來源 |鳳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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