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這些中央和地方官員率先支持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此前一天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揭開了上世紀80年代蔚為壯觀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序幕。這篇文章由光明日報與胡耀邦主持的中央黨校聯手，迅速發展成為全黨和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思想解放運動。
黨內圍繞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思想交鋒。汪東興副主席指責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幟的」。他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在幾十年極左路線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心有餘悸。有的省負責人吩咐部下，注意統計人民日報上有多少個省市、部委和大軍區支持，等到超過半數才肯表態。但也有一些老同志從黨、人民和個人的坎坷中大徹大悟，在高層局勢尚不明朗時，就旗幟鮮明地支持這場討論。
歷史記載了那些義無反顧、沖在撥亂反正前沿的中央和地方大員：
6月25日，軍委秘書長羅瑞卿
這一天的《人民日報》轉載此前一天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軍方不在汪東興的宣傳口管轄範圍內。文章尖銳地批評：我們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準別人堅持實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照抄照轉照搬，而不顧實際情況如何。甚至不允許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允許講衝破林彪、「四人幫」設置的「思想禁區」，彷彿一講實踐標準，一旦衝垮那些「禁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會站不住，就會大禍臨頭似的。那樣害怕與新的歷史條件相結合，害怕實踐，害怕砍倒，那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決不是真馬列主義、真毛澤東思想。
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把這篇文章打磨了幾遍，給耀邦打了三次電話。耀邦說：「當時我的處境有困難，羅挺身而出，這篇文章的影響大。」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李庄分析，軍報的文章「相當徹底地解開了絕大多數懷疑論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羅瑞卿在去德國治療腿傷前批發了這篇文章，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話，我願意領受40大板！」
6月28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
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刊發新聞《中共甘肅省委召開理論工作座談會，宋平同志針對目前思想理論戰線情況發表講話》。在各省市大員中，宋平第一個發聲，批評黨內同志「心有餘悸，思想不解放」。宋平深有感觸地說：「四人幫」的流毒之深影響之廣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少見的。要真正清算徹底，不是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可以辦到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重大的理論問題，要敢於研究，敢於提出自己的見解。要有勇氣，敢於探索，要破除清規戒律，做思想上的前衛戰士，不要這個是禁區，那個也是禁區，不敢去研究。
7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周揚、鄧力群）
這一天《人民日報》報道《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編輯部召開真理標準問題座談會》。《哲學研究》編輯部隸屬於剛剛從中國科學院獨立出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些哲學工作者用專業知識作證：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常識，是經典作家們早已透徹地解決了的。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全國科協、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民大學哲學系、北師大、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廣播學院、石油部、冶金部、紡織部、輕工業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組織局、哲學研究所等單位六十餘位同志。座談會向黨內和社會上傳遞了思想解凍的信息。消息里沒有寫出的是，此時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周揚、鄧力群「積極投身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與一度憂心忡忡的胡喬木形成對照。
8月4日，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黑龍江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聯繫實際敞開思想暢所欲言，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問題》。會議開始時，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暢所欲言，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前不久，楊易辰在一次報告中說，「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龍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紅的。這是在黨內率先為「文革」前17年路線（「文革」中用以批判劉少奇）平反。省委常委會列舉了心有餘悸的表現，歸納起來有「五怕」：怕別人給自己扣上「反毛澤東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眾運動」、「否定解放軍支左」、「否定新生事物」這樣五頂帽子。大家指出，現在我們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解決。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如果因為本本上沒有，就不去研究解決，那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不就停滯了嗎？
參加過「1.29」學生運動的楊易辰，支持真理標準討論不含糊，但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對於農村責任制改革一時還想不通。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與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發生爭論，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是陽關道，個體經濟是獨木橋。池必卿急了，賭氣道出一句驚心動魄的話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到了1982年，除黑龍江省外，所有省份都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到1983年春，黑龍江省委也頂不住了。楊易辰誠懇地告誡下屬：不要再堅持領導規定的那種體制了，還是尊重群眾為好。
8月22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
這一天《人民日報》以《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為題，刊出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黨委工作會議的新聞。第一書記汪鋒說，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承認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問題，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汪鋒批評一種習慣思維：高喊什麼「頂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摘取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片言隻語，到處揮舞，以恫嚇別人，打棍子，扣帽子。明明是冤案、錯案，就是不去甄別、平反，或者勉強平反了，還硬要給人家留點尾巴，以示自己的「正確」。
在這年歲末，新華社編髮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為1976年那個全國人民關注的事件平反的消息，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汪鋒見到新華社社長曾濤說：「如果你在新華社呆不下去，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
9月20日，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這一天《人民日報》在第2版發表任仲夷的長篇文章《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文章鋒芒畢露：實事求是，這是一面照妖鏡。在它面前，一切偽理論、偽科學、假左騙局，都會原形畢露。有了實事求是這個武器，禁區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進。沒有實事求是，對「四人幫」的許多假左真右的謬論就不能批、不敢批；沒有實事求是，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文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等等都不可能推倒；沒有實事求是，幹部政策無法落實，大量的假案、冤案、錯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沒有實事求是，經濟工作中許多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實行。任仲夷意有所指地寫道：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們都能成為迷信的對象。由於迷信「特殊身份」，實事求是的態度沒有了，馬列主義的覺悟沒有了，黨性沒有了。這是一條深刻的教訓。
這一年鄧小平到東北考察期間，任仲夷把這篇文章送給小平，得到認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撥亂反正中，任仲夷衝鋒陷陣，英勇彪悍。「文革」中遼寧女共產黨員張志新直言批評「文化大革命」和黨的領導人而被槍決，任仲夷力排眾議，不僅為她平反，還宣布為革命烈士。這番膽識，黨內少有，在那個全民大徹大悟、摧枯拉朽的年代又順理成章。
9月20日，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
任仲夷文章右側，是廣東省委和省革委會學習會的新聞《實事求是解放思想 加快前進步伐》。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大實踐意義的問題。既然是「一句頂一萬句」，只要抓住片言隻語，就可以包治百病，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根本不需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不需要根據時間、地點、條件來處理問題了。事實上，林彪、「四人幫」也正是這樣乾的，他們抓住片言隻語，就可以無中生有，把你打成「叛徒」、「特務」，就可以抓人、殺人。習仲勛以廣東為例，譴責在這方面犯下了滔天罪行，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習仲勛是黨內極左路線的早期受害者之一，1962年8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因一部小說《劉志丹》而落難，沉冤16載，1978年才復出。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央書記處，他和耀邦一樣堅決反「左」、抵制整人做法。他1979年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後向中央提出，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划出一塊地方，實行特殊政策。小平十分讚賞，命名為「特區」，勉勵廣東在「文革」導致的民生凋敝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到了1978年底，除了華國鋒影響下的湖南，所有省市領導都加入了支持真理標準討論的行列。在這年歲末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小平擲地有聲地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由此，歷史掀開了新的一幕，新中國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時期。
轉載自:黨報舊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