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問：你打算怎麼搞外交？李鴻章答：我打痞子腔就行了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曾說，近代以來，中國稱得上外交家的人，一共有「兩個半」。一個是晚清的名臣李鴻章，一個是總理周恩來，還有半個，是參加巴黎和會的民國外交官顧維鈞。

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的外交官，李鴻章算不上第一個，但作為掌握實權並且與西方國家廣泛進行外交活動的，李鴻章確實是近代以來第一人，而這也是中國歷史進程與李鴻章的個人機遇所共同決定的。

在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之後，疆臣之首的曾國藩引咎辭職，由學生李鴻章繼承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衣缽。尤其是北洋大臣的職務，推行洋務運動，尤其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因而，李鴻章就這樣被推上了中國近代外交舞台的中央。

在李鴻章之前，清廷的外交事務主要由曾國藩辦理。但曾國藩的性格，以及當時大清的國力，決定了曾國藩的保守外交路線——與洋人發生衝突時，能讓則讓，遵循韜光養晦的原則，力圖避免事態擴大化。

而曾國藩這種外交理念的缺點，也在處理天津教案一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為了安撫洋人，不惜對自己的老百姓痛下殺手，以致遭受漢奸的罵名。

李鴻章在到任前，專門前往拜會老師曾國藩，向他請教為官辦事之道。曾國藩最為重視外交，開口就問：「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

當時李鴻章新官上任，意氣風發，有些得意忘形的樣子，回答曾國藩道，門生也沒什麼主意，以後外交不管洋人說啥，學生都和他們打「痞子腔」就是了。

「痞子腔」是安徽的土話，有油腔滑調、胡攪蠻纏的意思。曾國藩聽後，過了一會才正色道，我不懂這痞子腔如何打法，要不你打給我聽聽？李鴻章一聽，感覺老師口風不對，連忙改口說：「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於是教導李鴻章：「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

為何要用「誠」字？曾國藩解釋說，我們現在國力太弱，任憑你如何打「痞子腔」，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既然如此，不如與他們以誠相見，這樣雖占不到便宜，但也不會太過吃虧。腳踏實地，總比你打「痞子腔」被人識破，得不償失好。

李鴻章聽後，當即表示受教。但曾國藩作為李鴻章老師，知道這個學生雖然能辦事，但做事總是流里流氣，行事又太過自傲。所以這次見面之後，還不斷寫信提醒李鴻章，辦外交是一件大事，不能輕忽。

比如其中有一封信，勸諫李鴻章道：

「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

李鴻章剛上任時，尚能銘記老師的教誨，以「誠」字來對待洋人、處理洋務。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時間一長，李鴻章又漸漸露出了本性，覺得還是他「痞子腔」那一套有用，跟洋人裝腔作勢，試圖搞拉一派打一派的「以夷制夷」。

正如曾國藩所言，任你「痞子腔」打得再天花亂墜，但大清國力貧弱的事實擺在眼前，容易弄巧成拙。

比如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想拉攏俄國來對抗日本，卻不知自己在與虎謀皮，讓俄國趁機在東三省擴張勢力。後來日俄戰爭在我國東北爆發，便是李鴻章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外交策略失誤留下的後患。

參考資料：

《庚子西狩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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