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為了母親留在了北平，為了妻子趕跑了魯迅

《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為了母親留在了北平，為了妻子趕跑了魯迅

八道灣十一號由魯迅1919年在北京購買，以供全家人包括周母、朱安、周作人、周建人的小家庭從紹興移居北京。魯迅為全家人的事務殫精竭慮，是他作為大家庭的長子、一直以來的習慣和責任感使然。

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首先與羽太信子的挑撥離間有直接關係。眾所周知的事件，便是羽太信子向周作人一口咬定，稱魯迅偷窺其洗澡，此事直接導致了周作人將魯迅趕出八道灣十一號。周母魯瑞稱兄弟倆失和之前一天，還在將書抱進抱出，商量翻譯事宜。可見羽太信子之言來得頗為突然。羽太信子的各種言辭、比如窗前偷窺、或妻弟證言，都被中外學界證明是子虛烏有，偷窺洗澡一事更是因為缺乏證據而成為「懸案」。

周作人在《苦茶隨筆》的「小引」中曾寫道：「苦茶並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幾歲才肯喝，咽一口釅茶覺得爽快，這是大人的可憐處。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臘女詩人之稱戀愛，《詩》雲，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這句老話來得恰好。」 兄弟失和，因著妻子的病幾無寧日，時局不明，大家庭生計的重擔，自我難於被理解，等等，每一樣都是苦，怕是心苦還大於身苦。

「苦住」就是亂世里的求存了，至少周作人自己如此認識。1937年北大南遷，周作人思量後，決定留北。一是迫於家中人口太多,包括魯老太太和朱安，至少有九口，無法舉家南下，二是也領受了留下保護校產的任務，便不再另作打算了，決心「苦住」。對這一決定，周作人表現出的是自己的理智，和解放後他在考慮留在新政權的北京還是南下至台灣或香港時，有著頗類似的理性，即在當時的情形下，去到哪裡都難以實現真正地安身，與其前路不明，不如存身當下。

而選擇就必然伴隨著代價。為了大家庭的生計留下來，也就為了這樣的生計逐漸在外人眼中看為越陷越深。出席東亞文化協會併當選委員，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這期間周作人的薪水極高，八道灣十一號也經歷了擴地重修，花費不菲。縱然周作人出席各樣活動，出任各類職務時，都顯得懶懶，但「節節高升」的現實和體面的生活水準，不可能不引起「愛國者」憤恨。

有些事當然是不做更好，但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甚至是為了留在北平的一些友人的生活，也為了「教育不偽」，在其位就要接受一些不得己的表演，這也許是違心的，但絕不是沒了人格的骯髒，甚至有可能是一種真的不俗，「忍過事堪喜」，此句詩出自杜牧，是周作人很愛的一句，還專門請人做了一件花瓶印在瓶底，放置書房。若苦是人間的本味，那麼忍便是周作人一生躬行的一種智與德。

看周作人留北的這一段，總是很複雜的心情，可嘆，但更覺可憐。魯迅說「啟孟頗昏」，胡適、郭沫若等人對他抉擇所表現出的焦慮與痛心也可理解，但站在周作人的角度來看，他所做的選擇並非頭腦糊塗，而是有自己完全的理智，且是他一以貫之的理智，外人很難去理解，他亦不強求被理解。一生多苦，晚年多辱，若未憑清晰的理智做了這些艱難的抉擇，是說不出「可是我也並不後悔」這一句的，這一點其實是十分可佩服的。

周作人所背負的罪，恐怕是無法去評論的，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他的選擇他自己承擔了後果，並未令外人牽連，更未使文化受損，頗有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了。這其中世事的艱難，如，生計究竟如何窘迫，亂世中是閉門讀書還是以筆代伐、是苟全性命還是棄身不顧，說到底都應該是個人的情況個人選擇，不應被道德或某一種集體情感綁架。

他給魯迅的絕別信中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似哀絕無奈，但也因著這同樣的可憐而達至理解，只是事情只能這樣了。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人間何時不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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