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導讀:將 「生育」視為女性必須實踐的責任、將「育兒」默認為只是女人的事,於是看似是給了女人產假「特權」以期鼓勵生育,然而實則不過是逼迫讓女人必須做出要「工作」還是要「生育」難以兩全的選擇。
作者:周韻,社會學博士。
「在我決定生孩子之前,如果說有什麼先決條件,那就是我要先想清楚:我是誰、我如何能在成為另一個人的媽媽之後,仍然是我『自己』。」
電話這頭,我快速地做了一個筆記。
2016年1月,「全面兩孩」政策正式開始實行,標誌著中國人口政策的又一個巨變:相關新聞宣傳伴隨著各式各樣的爭議討論層出不窮,一時之間,無論網上網下,「生二胎」似乎都成了熱門話題。作為一個社會人口學家,我圍繞低生育率的新課題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因著許多陌生人的信任與慷慨,我得以一次次短暫走入不同人生的一角:他們與我分享自己工作起居的節奏、圍繞結婚生孩子的決定與準備、為人父母后生活的變化……而正是在其中這樣一扇向我打開的門後,我聽到了這個聲音:
「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近年來,從東亞到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持續的低生育率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人口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降至替代水平以下,並維持至今。無論是對於人口學研究還是對於人口政策制定,「低生育率」都是一個日益被關注重視的議題。
最新的人口學理論,在理解低生育率時強調性別的視角,特別注重低生育率與性別平等的關聯。在這套基於後工業社會的理論框架下,學者認為,解釋低生育率、理解人們的生育意願和實現生育意願時面對的阻礙,必須體察個體在公域與私域中面對的性別不平等情境。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走入職場,這都意味著公域中性別平等一定程度的進步和發展,然而這時候,如果一個社會的性別觀念仍然強化著私域中不平等的性別分工(比如女性仍然需要超量承擔家務勞動和育兒工作),這些公域與私域間性別平等程度的矛盾、家庭與工作的難以調和,便會成為人們實現生育意願的一重阻礙。
總和生育率只是一個數字,在這個數字背後,是無數個體的生活與選擇。在理解低生育率時,一個關注人、關注性別平等的視角至關重要:圍繞我國生育率降至「正常水平」以下的討論聲音並不少見,誠然,長期在替代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及伴生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壓力(比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立足於宏觀層面,低生育率固然是一個緊迫的問題。然而在此之外,同樣需要看到的是:生育本身,也是女性對於自己身體實踐的自治與決定。是否生孩子、什麼時候生孩子、生孩子之後生活中有了什麼改變甚至困難……這一切,都與女性作為「人」的康樂和發展息息相關。然而,在人口政策和對各種人口問題的討論中,很多時候單方面強調的只在於宏觀人口結構變化和發展視角——在這種視角下,我們看到的不是作為「人」的女性,而僅僅只是作為「工具」的女性身體。
在這樣的話語體系里,生育作為女性身體具有的功能,往往被視為女性因此而應當承擔的責任。針對日本近年來極其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現象,日本時任厚生勞動大臣柳澤伯夫曾經說,這是因為日本的「生育機器」需要「努力工作」——此話一出,在日本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和廣泛批評。而相應的,當一個社會面對女性,最看重的是她的「生育功能」和「生育職責」時,那麼在母親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看似出現矛盾時,對「好母親」的規訓中強調的,便是母親的奉獻、付出、犧牲,是母親得能無條件為孩子讓位,是母親的需要沒有那麼重要——彷彿只有如此,才是「合格」的母親;只有如此,才算足夠的母愛。
於是,面對一個懷孕三月時全身燒傷、「為保護胎兒拒用止痛藥麻醉藥」的女人,新聞報道中熱烈讚美的是「女子本弱,為母則剛」。我無意於評價另一位女性的選擇,然而這類報道話語中明確的傾向與導向,再一次強化的是:為了孩子,母親作為「人」的舒適、安全、尊嚴皆可排在末尾、隨時放棄——當這種排序被鼓勵與讚美,在硬幣的另一面,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訴求,常常被視為是一種自私和錯誤。
孕婦為了保胎兒拒用麻醉藥
強調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責任、將母職與女性捆綁、認為母親為了孩子天經地義、照顧孩子是母親的「天職」——這樣的思路,同樣體現在產假政策的設置上。「全面兩孩」正式實施之後,各地制定鼓勵生育政策,常見以一種「福利」的形式、在「照顧女性」的旗號下,考慮進一步延長女性產假。單方面、只針對女性的產假,往往讓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更弱勢的位置。伴隨「全面兩孩」的許多網路討論圍繞的正是女性未來可能、甚至已經在遭受的進一步就業歧視:招聘中或公開或隱蔽地偏好男性,因為「男人不用休產假」「女人生了孩子心思就不在工作上」;詢問女性的結婚生育計劃,甚至要求做出入職後幾年內不生孩子的承諾——將 「生育」視為女性必須實踐的責任、將「育兒」默認為只是女人的事,於是看似是給了女人產假「特權」以期鼓勵生育,然而實則不過是逼迫讓女人必須做出要「工作」還是要「生育」難以兩全的選擇。
而在談人口問題時看不到作為「人」的女性,只能看到具有工具性的女性身體,另一重體現,便是在女性「消失」後,公共討論的關注點。
在正常狀態下,人類的出生性別比在105—107範圍內。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我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別比分別高達143.2、156.4、141.8、132.8——與畸形的出生性別比相伴的,是同樣失衡的嬰孩死亡率性別比:在正常狀態下,0歲嬰兒和1—4歲孩童的死亡率性別比分別為120—130和100—120,在我國,這個數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別比數字背後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殺害遺棄女嬰、對女嬰出生的瞞報。其中,性別選擇性流產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導致嬰孩死亡率性別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則是男嬰與女嬰在獲得營養和醫療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獲得更好的營養、更及時的醫療救治——這一切背後的根源,則是根深蒂固的性別偏好與性別不平等。
農村男孩結婚有多難
而在面對性別比畸形的人口問題、面對這些「消失的女性」時,官方話語的立足點往往僅在於所謂的「光棍危機」、在於數千萬「剩男」娶妻難、在於 「光棍」的大量存在,對於社會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潛在不穩定因素。
可是,性別比失衡作為一個人口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不是因為男性有對於性、婚姻、生育的需求,不是因為在平衡狀態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會不出亂子,而是因為女性同樣是人——她的生命與康樂同樣應該被捍衛。就算沒有「光棍危機」「剩男風險」,性別比畸形本身,以及這畸形中折射的性別不平等與對女性的戕害本身,本來就值得高度重視與反思。
而如果在面對各種人口問題時,人口政策看不到作為「人」的女性,立足點僅僅在於片面的「鼓勵生育」「 減輕人口壓力」、甚至因此在於強調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職責」,那麼在這樣的時刻,社會學、人口學研究者有責任去做敲警鐘的人:我們需要追問,這樣的政策能否有效、會對於性別平等造成如何的後果、會給女性生存帶來怎樣的壓力、會如何影響女性自我實現的訴求?
「在是母親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5月,圍繞母親節促銷推廣無處不在。我們似乎從來都不吝用華麗辭藻歌頌母親與母愛,然而與此同時,父權社會對女性需要承擔的角色有諸多規訓和雙重標準,流行話語中對「理想母親」應有的素質充滿不切實際的建構:一面將生育視為女性的價值與功能所在,一面將母親與母愛綁縛上「偉大」「完美」的高台——「偉大母親」看似是一種崇高化,然而在這種崇高化里,有意和無形間漠視的,是女性自己的需要。女性大量的家庭內部付出往往被視為「天經地義」而因此被弱化忽略,並在職場中還常常單方面承擔生育帶來的機會損失。頌揚「理想母親」,而「理想母親」背後,是彼此矛盾而無法企及的標準與難以兩全的選項。
無論是否結婚、在什麼時候結婚;無論是否生育、什麼時候生育——每一種人生選擇都能被尊重和平等對待、每一種人生路徑都有政策保護並提供一視同仁的支持,在她是伴侶、是母親之前,她首先是「自己」。不管在什麼時候,從家庭到學校、從產房到職場,女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一具行走的器官總和——她有生而為人的尊嚴、對康樂、安全、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可抹煞的權利。比起謳歌「偉大母愛」「無私奉獻」的「母親節快樂」,保證每一個女人作為「人」的獨立、平等、自由,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延伸閱讀】
1. Li, S. 2007. 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China. 4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 pp. 427—439;
3.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1): pp. 1—16
4. McDonald, P. 2013. 『Societal foundations for explaining fertility: Gender equ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28, (2013), pp. 981—994.
5. Walsh, B. 2007. In Japan, a revolution over childbearing. Time.
6.人民網:《光棍危機大於剩女問題,大大增加社會不穩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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