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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從禮遇到殺戮

原標題: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從禮遇到殺戮



朱元璋


作者:張宏傑


來源:摘自《同舟共進》

禮遇


正如阿Q之不敢與趙秀才說話一樣,投奔起義軍以前,朱元璋沒「資格」也沒機會和讀書人打交道。對那些滿腹詩書的「老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他滿懷敬慕,卻高攀不上。


起義使一切顛倒了。自領軍以來,知識分子居然主動前來投奔。朱元璋當然受寵若驚,畢恭畢敬。他們隨隨便便出幾個主意,就令朱茅塞頓開,見識大長。


馮國用一見朱,就建議他取建康以為根本,再四齣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長一見面,就說他像劉邦,勸他「法其所為,不嗜殺人,天下不足定也」。


這些建議讓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燈,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來。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


嘗到了甜頭的朱元璋全力爭取知識分子。他專門派出手下,攜帶大量金銀財寶,四處打聽哪兒有讀書人。


他知道,請讀書人出山其實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氣氣,給足他們面子,再給個虛職,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為你賣命。「費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划算的買賣」。


聽說朱升很有學問,朱元璋就學劉備三顧茅廬,「微服從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


聽說鎮江的秦從龍學問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前去邀請,並特意遠出南京城門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無大小,悉與咨謀」,「稱先生而不名」。每年秦從龍生日,朱元璋「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秦從龍感激得見人就流淚訴說朱的知遇之恩。


知識分子瞧不起他這個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為忤,而是愈加低聲下氣。劉基「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說什麼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處州總制孫炎派人力請,又叫劉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別贈詩勸說。軟磨硬泡,終於把劉基請了出來。

朱大喜過望,專門建了禮賢館給劉基等人居住,跟劉基說話,從來都稱「老先生」,在給劉基的信中這樣開頭:「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語氣恭敬虔誠得無以復加。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確實太到位了。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識分子紛紛說,「吾輩今有主矣」,死心塌地為他賣命。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回報,最終獨步天下。


論者多以為,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他最終從群雄中脫穎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說:「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至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



硬逼


建國之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也發生了變化。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條戰線急需人才。為充實官僚隊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知識分子高潮。他繼續以前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訪人才。對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不過,朱元璋這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為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裡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


如今天下已經姓朱,讀書人無處可逃,所以對那些太不給面子的知識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爾顯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貴溪的夏伯啟叔侄不願在新朝當官,乾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決心。朱元璋聞訊大怒,把夏伯啟叔侄抓到南京,親自審訊,梟首示眾,全家籍沒。蘇州人姚潤、王謨,同樣因為「被征不仕」,「皆誅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記載:「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剷頭會』。」就是說,他痛恨那些託身寺廟的遺民,將他們埋入地中,止露其頭,用大斧削去,稱為「剷頭會」。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嚴重,士大夫階層還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山林隱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社會留給人們最後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


他認為,這些拒絕與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這就是所謂的「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讀書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陽光雨露而活,不為他朱家服務,就是滔天大罪。


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為新政權服務。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起來了。



輕視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成為起義軍首領後,才開始學習讀書寫作。隨著讀書的增多,他對知識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漸漸淡去:原來知識並不那麼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


朱元璋漸漸發現,知識分子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


朱元璋明白了為什麼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首畏尾,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

真正的英雄,還得數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啟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建國之後,他在給宋濂的一封誥命中,不經意間顯示了他對文臣學士們的態度變化:「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建國前是絕對不會說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著政權越來越穩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樣費心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主動投懷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權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教育系統也已開始培養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然而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朱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於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兒孫給她服喪。


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為「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說,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群廢物,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諷刺當朝的文臣們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宮女在皇帝面前敢說真話,今天的文人們卻個個唯唯諾諾,毫無骨氣:「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


只是朱元璋沒有想過,唐代宮女之所以敢說真話,是因為她們面對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於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於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後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


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


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後無一當意者,於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範。大臣們當然讚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


不久之後,對當世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於「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


朱元璋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達到了極點。



殺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於是洪武朝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人類史上罕見的浩劫,上流精英幾乎被一掃而光。


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的防範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鬆。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滿朱元璋的重文輕武,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知識分子的壞處。他說,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又刻薄,經常變著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還說張九四原為優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士誠」。

朱元璋說,這名字很好啊,有什麼毛病?


武臣說: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說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啊!朱元璋聽後,立即找《孟子》來查,發現果然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


無非是讀書人欺負他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閱讀奏章也多了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這些話只能他自己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一直是朱內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萬萬觸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也沒有興趣當著朱元璋提這壺水,但朱元璋卻成天疑神疑鬼,防範過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詞」。


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為是起義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


大臣們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諱,就不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無限擴大,到了極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為音近乎「僧」,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因為這些秘密的敏感詞兒,無數人人頭落地。慘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獄,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殘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識分子面前無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嗜殺心理越來越難以控制。再加上經過十多年的經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識分子已入其彀,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他遂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幾乎都難逃一死。


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一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先來看看高啟。高啟乃明初「吳中四傑」之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為戶部侍郎,高啟卻不願意干。朱元璋當時不但沒有強迫高啟,反而賜予大量金帛放其歸田裡,一時傳為佳話。

其實朱元璋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剛建國不久,他需要擺出一副豁達大度的英主姿態,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對高啟暗藏不滿,時時盤算著報復。到了洪武七年,局勢已經徹底安定。


這一年高啟創作《上樑文》,以「龍蹯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 故將高啟腰斬。


除了高啟,「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也都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後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後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除了「吳中四傑」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被召集參與《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們大都也沒有好下場:詩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後坐累死」;張孟兼為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


此外,還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種種莫名其妙的原因死於非命。「淹貫經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為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父子亦坐死」;大詩人孫蕢,因為曾給藍玉題畫,「遂論死」;「工畫山水、兼善人物」的畫家王蒙,僅僅因為曾到胡惟庸家裡看過畫,胡案發後,「坐事被逮,瘐死獄中」;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歷史上的聖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果畫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龍背上畫了一隻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


朱元璋起兵後,第一批追隨他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後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借口抓來殺掉了。


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信任,罷官回鄉,後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誅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縊於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終者寥寥無幾。


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遊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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