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中心如何平衡監管與創新？

暮春早上，陽光明媚，地處熱帶的新加坡已頗感炎熱。在金融中心區著名的珊頓道10號，坐落著新加坡金融發展的掌舵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這裡是新加坡金融中心所在，約有20萬從業者分布在周圍的寫字樓里。

此刻，距新加坡10800公里的倫敦大霧瀰漫下著小雨，距新加坡16000公里的紐約多雲涼爽，距新加坡9900公里的法蘭克福則是低溫的陰天。

儘管時區不同、氣候各異，過去10年，包括它們在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均深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金融監管政策不約而同經歷了一輪「緊縮」。而今，10年過去，金融科技遍地開花，這些國際金融中心又同時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如何走好科技創新與防範金融風險的平衡木？

「監管不能『缺位』，也不應『越位』，而要及時『到位』。」在我們走訪上述眾多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學院前院長白士泮的總結可謂精鍊。

上述國際金融中心的寶貴經驗，正是倡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廣東所需借鑒的。

大勢所趨

金融危機後全球監管從緊成為常態

「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制定了宏觀審慎政策，加強金融機構抵抗損失，尤其是非預期損失的能力；同時，積極採取措施預防資產泡沫的出現，比如總償債率限制——借款方每月還款總額不得超過月收入的60%；此外，通過嚴格金融監管，如現場檢查等，確保金融機構貸款的審慎性。」白士泮表示。

2008年，由次貸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令金融機構的貪婪和金融監管的「缺位」暴露無遺，並受到普遍譴責。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所在國不約而同「收緊」政策，轉而採取「風險導向」監管。

「2010年，我們通過了一項立法，叫做多德-弗蘭克法，普遍收緊了一些條例的執行。」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對記者表示。

多德-弗蘭克法案包含三大核心內容：一、擴大監管機構權力，破解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困局；二、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賦予其超越監管機構的權力；三、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尤其是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以防範金融風險。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理楊思的判斷是：「金融危機之後的一段時間，美國金融監管達到了歷史上的一個高峰狀態。比如，對銀行首次引入了壓力測試的監管手段。」在全美7000多家銀行中，對大銀行的監管從嚴，對小銀行則相對溫和。

德國法蘭克福金融中心董事總經理休伯特（Hubertus V th）認為：「德國之所以最早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經驗就是監管措施非常有效。金融系統的幾個支柱運作良好。」

全球範圍內監管理念轉向的同時，金融機構也積極應對，以防風險。花旗集團全球投資銀行業務部董事總經理朱莉（Julie A.Monaco）對記者表示：「（金融危機後）我們出售那些不符合我們策略的業務。所以比起經濟危機前，我們的規模變得更小更簡單了。」

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公司金融部總監喬磊告訴記者：「出於對管理風險的需要，我們分行各部門中，合規部人數最多。」

在「嚴監管」方面，廣東也動作頻頻。除了建立全省範圍內P2P預警平台外，還計劃在2018年完成地方金融辦（局）加掛金融監督管理局牌子，從而更好維護地方金融穩定，促進地方金融有序競爭、健康發展。

白士泮建議，廣東可在國家宏觀審慎監管的基調下，針對新業態、新情況，著力加強地方金融部門微觀監管職能。與金融機構風控人手增加類似，金融監管要加強，一支專業的金融監管人才隊伍也必不可少。此外，新加坡針對居民部門的總償債率限制等微觀監管手段，也值得借鑒。

多德-弗蘭克法案無疑是應對危機時金融監管思路轉向的標誌。最新消息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意圖修改該法案。不過，理查德·庫珀認為，全球監管從緊的趨勢不會改變：「美國金融監管政策會有一些放寬，但不會很多。」

「監管沙盒」

平衡風險與創新的全球實驗

近年來，金融科技類企業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迅猛發展。它們通過利用新技術開展顛覆性創新，提供給人們更多的生活便利。但是，它們普遍不符合現行監管的盈利能力要求。如何既為這些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為經濟注入新動能，又審慎地管理好風險？

一項平衡風險與創新的全球性實驗——「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應運而生。這一由英國在2015年首創的制度，迅速被其他國家效仿，並在善於學習的新加坡開花結果。

「沙盒」的原意是在一個裝滿細沙的盒子里盡情塗鴉，無論畫得好不好，最後只要輕輕一抹，細沙又會回歸平整。按照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定義，「監管沙盒」是一個「安全空間」，在這個空間內，金融科技企業可以測試其創新的金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營銷方式，而不用在相關活動碰到問題時立即受到監管規則的約束。

英國「監管沙盒」運作模式是：採取創新企業申請制，根據申請者的具體情況來給予完整性或限制性授權。針對獲得授權的企業，FCA會發布無強制措施聲明、特別指導和規則豁免等來幫助抵禦未來可能的法律、政策風險。

新加坡「監管沙盒」運作模式與此類似。據陸金所駐新加坡的分支機構陸國際負責人介紹，企業首先提交申請，並需要定期向監管部門彙報運行數據，以確保被納入「監管沙盒」。

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金融中心發展署和科技與創新署長張晉銘對記者表示：「新加坡是最早建立監管沙盒的地區之一。一個典型例子是「烏敏島項目（Project Ubin），它是一個與業界合作的項目，探索使用分散式賬本技術進行支付和證券結算。目標是使用區塊鏈技術，使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機構能夠互相支付；沒有中間人，速度和效率高，風險和成本低。」

金融監管與創新推動的平衡木如何把握？張晉銘表示，新加坡對金融科技監管是基於三個原則：首先，必須與創新同步，了解技術發展及其風險，採取適當措施。我們意識到過早引入監管可能會扼殺創新；其次，只有當新技術帶來的風險變得重要時，才會通過法規監管。即使如此，監管力度也必須與風險相稱；最後，許多新技術雖能減低現有風險，但也能創造新風險，所以要專註於在新技術所帶來的利與弊之間取得平衡。

2015年，鑒於國際貿易的持續疲軟，新加坡調整戰略發展方向，將建設「智慧國家」作為政府的重點發展任務，全面支持市場創新。在此背景下，新加坡金管局在2015年設定了建設智慧金融中心的願景，大力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同年，新加坡宣布撥款2.25億新元開發金融科技，重點方向有三個：鼓勵金融機構在新加坡建立創新實驗室；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創新解決方案；推動全行業創新解決方案的發展，如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等。

除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外，美國、法國、德國等在金融實踐中也借鑒了類似的制度。「監管沙盒」試驗也逐步開始普及。2017年，北京計劃成立「監管沙盒」試驗地。

白士泮建議，廣東是科技創新活躍的地區，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方面，不妨借鑒已獲得廣泛認可的「監管沙盒」制度，為創新釋放更多的安全空間。

兩者並重

監管機構應「領導」但不「主導」

「監管是手段，最終目的是為了發展。監管要與發展並重。」有著30多年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從業經驗的白士泮表示。

白士泮說，金融監管最終是為了服務經濟發展。一個顯著的例子是，2015年，新加坡發展戰略向「智慧國家」轉向後，金管局隨即提出「智慧金融」方向，大力支持科技創新。

在城郊略顯靜謐的科創園區，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數據分析研究所所長李曉黎向記者稱讚政府金融服務的精細化：「這裡約有上千家科技類企業，新加坡政府機構將科技類企業分門別類，給予針對性的金融扶持。」

李曉黎介紹，在對科技企業的資金和資源支持方面，新加坡政府有非常完備的體系。這個體系分為三層：由總理親任主席的政府特設機構研究、創新及創業理事會，負責長遠規劃；由貿工部等內閣部門參與的科研相關預算編製及資金監督管理；由新科研（A＊STAR）、經濟發展局（EDB）和標新局（SPRING）等法定機構負責科研項目選拔和資金分配。

對於廣東金融業如何做到監管與發展並重，白士泮建議，監管機構應「領導」金融業大方向，但不「主導」業務發展。應致力於完善體制、創造環境，培育生態系統。具體而言，他建議廣東依據自身實際情況，著力發展供應鏈金融、國際貿易融資，以及通過金融科技創新，如區塊鏈技術在物流管理的應用，提升生產力。

在新加坡、在倫敦、在法蘭克福、在紐約，記者走訪的眾多專家和金融業人士同時提到，金融監管從嚴的同時，也要保持穩定性，防止過度監管，可以更多藉助法制的完善和行業協會自律來解決金融科技帶來的新問題。

倫敦金融城政策和資源委員會主席孟珂琳認為，英國的金融監管，一靠法制監管治理，二靠行業協會協調自律。

法蘭克福金融中心董事總經理Hubertus V th對記者表示，「德國的監管規則是非常可靠的，不輕易改變。」

受訪者普遍認為，金融監管也要釐清自己的邊界，明確自己促進經濟發展的初衷，因勢利導，服務地區和國家經濟戰略。

白士泮建議，廣東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是保障。金融監管，只有重點服務高質量發展的代表產業，與產業界聯手探索新路，才能真正做到「到位」，而不是「越位」「缺位」。

南方日報記者 張俊 龍金光 黃倩蔚 唐柳雯 郭家軒 唐子湉 彭琳

實習生 謝淑雲 王舒婷 封聰穎 趙永成 張容嬋

製圖 禤秀婷

( 作者：謝淑雲 王舒婷 封聰穎 趙永成 張容嬋編輯：張潔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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