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潘光旦、羅隆基軼事
清華三志士
聞一多、潘光旦和羅隆基都是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21年畢業生。1921年為辛酉年，該級又稱辛酉級。
就在辛酉級進入最後一個學期的1921年，北洋政府長期拖欠工資的行為激起大學教職員的憤怒，他們開展了索薪罷課鬥爭，22所學校的600多名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前請願聲援，遭到毆打，60多名學生受傷。這就是「六·三慘案」。北京學生聯合會當即罷課罷考，抗議暴行。
清華學堂是用庚子賠款辦起的，一向沒有教職員欠薪問題，「六·三慘案」前，學生並未參與抗議運動。遭北京學聯批評後，清華學生會經討論認為不應置身事外。校方當局意欲阻止，先後兩次以「大考不到場視為自動退學」施壓，聞一多、羅隆基等29名學生仍拒絕大考。潘光旦表示，即便放棄出國留學機會也不屈服（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按規矩，學生學習8年，畢業後可公費留美5年）。
最後，迫於輿論壓力，清華對這29名學生的處分僅限於留級一年，即1922年才能畢業。
在清華讀書期間，潘光旦成績十分優異，曾交一篇論文請梁啟超審閱，梁讀後大加讚賞，批曰：「以子之才，無論研究文學、科學乃至從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勿如吾之泛濫。」次年，潘又成一文，梁再批：「對於部分的甚為精密的觀察，持此法為學，無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務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濫無收矣。」1922年潘光旦清華畢業後赴美國達茂大學深造，插入三年級，當時清華畢業生赴美留學一般插入二年級，能插入三年級已屬非常，而潘光旦在三年級讀完一個學期後，收到該校教務長Laycock的信：「對不起，你該讀四年級。」1924年，潘光旦在達茂大學獲學士學位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主修動物學、古生物學、遺傳學，1926年獲碩士學位。潘光旦並未遵守梁啟超的教導，研究範圍十分廣泛。
潘光旦
清華畢業後的聞一多與羅隆基亦相繼赴美留學。到美國後，聞、潘、羅看到一些中國留學生只知玩耍，不關心國事，就於1924年組織成立了大江學會（大江會），宣傳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冀望喚醒頹廢的同胞。
相互提攜又曾意見相左
因不堪忍受美國人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在美僅3年，聞一多即於1925年回國。回國後的聞一多面對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的時局無能為力，心中倍感苦悶；長女立瑛早夭，更增添了他的悲戚。這一時期他所作詩篇多透露出對現實的怨恨。身體亦每況愈下，痰中常帶血絲。
1926年，潘光旦學成回國，到上海吳淞政治大學任教，旋即介紹聞一多到該校任訓導長，並請他住到自己家中。
1927年7月1日，新月書店在上海成立，聞一多與潘光旦、梁實秋、徐志摩等11人受聘為董事（羅隆基於1928年加入），並創辦《新月月刊》。聞一多出任該刊編輯，最初希望把它辦成文藝刊物，也在該刊發表了一些詩作、論文和傳記。1930年秋，羅隆基接手主編《新月月刊》，並在該刊發表文章，提倡言論自由，批評國民黨的「黨在國上」、「以黨治國」。為此，《新月月刊》被封，羅亦被捕，後經胡適營救出獄。
聞一多
然而，聞一多卻對羅隆基的行為表示不理解。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一書中回憶，他曾和羅隆基一起去看望聞一多，那時的聞一多專註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對政治不太關心。他對羅隆基批評政府文章的內容沒有過問，倒是對羅寫作此類文章的動機提出質疑。他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寵，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罵，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聞一多生性剛烈，疾惡如仇，對一些人和事，認為不正確的，即使最熟悉的朋友，也不留情面，此次批評羅隆基即為一例。好在歷史風雲際會，聞、羅二人於抗戰期間同在西南聯大任教，共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批判國民黨一黨專政，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聞一多於1944年參加民主同盟，介紹人之一就是羅隆基，另一人是吳晗。
「沒有民主不能救中國」
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1935年清華等校學生髮起抗日救亡運動（即「一二·九」運動），發表宣言，遊行示威。1934年回到母校清華大學的潘光旦時任社會學系主任兼教務長，內心同情進步學生，但也不得不對國民黨政府有所應付。據當時的進步學生錢偉長回憶，潘光旦「作教務長，每次我們找他當面談，可是完了之後，他總把我留下，偷偷地告訴我一句話：『你們聽了就過去了，學校並不是完全反對你們的，不過外頭不要宣傳，我們做緩衝的人。』他說：『我們還得對上頭，對南京講話。』所以他對學生運動的人，一般是不處分的，就開除過兩名學生會主席，也都是開除之前先把他們安排妥了，走了再公布，貼個名單應付南京。」
1944年8月，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附庸風雅，邀請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到軍部講座。聯大校本部（新校舍）地處昆明西站附近的交通要道，校門口經常看到疲憊不堪、骨瘦如柴的士兵隊伍，有的還被半捆綁著，由軍官押著走。因此，教授們的發言總離不開士兵問題。馮友蘭等教授質問：這樣的士兵能打仗抗日嗎？國家給軍隊的給養哪裡去了？大家心知肚明是軍中層層剋扣軍餉所致，而國民黨高級軍官們卻辯解說是運輸不及時道路不暢等原因造成的。聽聞此言，聞一多霍地拍案而起，說：「我們在這裡聽見各位長官的話，才知道戰略上也有問題，我只差在街上號啕大哭」，「我們可憐到如此地步，仍然在座談……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只有干，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只有一條路——革命！」
一席話使國民黨高級軍官舉座震驚。流傳出去，人們更是議論紛紛，有人說「聞一多是窮瘋了」，還有傳說教育部要解聘聞一多、潘光旦，後不知何故未見實行。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中共一再指出，國民黨必須結束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發揚民主，挽救危局。中共的主張得到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的擁護。1945年「五四紀念」活動中，聞一多演講說：「我們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還是要民主。沒有民主不能救中國！沒有民主不能救人民……沒有民主也就不可能發展科學。」
教授之死
1946年5月4日聯大結束，2000多名師生北上平津到北大、清華、南開復學。反動派以為聯大一走，民主力量削弱，便開始大力反撲，於昆明近日樓及附近街道張貼標語、大字報，把聞一多說成「聞一多夫」，把羅隆基說成「羅隆斯基」，污衊他們是拿盧布的蘇聯特務，並懸賞40萬購聞一多人頭。不久，李公朴、聞一多先後遭暗殺。
昆明環境日趨險惡。1946年10月，潘光旦回北平，繼續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併兼系主任和圖書館館長兩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位「獨腿教授」滿懷激情，靠一條腿兩根拐杖步行參加了開國大典遊行。1952年10月，全國院系調整，社會學系撤銷，潘光旦被調往中央民族學院從事少數民族史研究。對待新工作，潘光旦一如既往地認真執著。1956年，他與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到湘西北等地調查研究，拄著拐杖在山區跋山涉水，走訪各方面人物，確定了土家族的存在。1957年3月，他們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向政協會議提出建立「土家自治區」的建議。因土家族與湘西苗族自治州的苗族人雜居，兩族之間存在隔閡，他們在建議中提出兩族應相互協商，「能合，固然好，但也不要勉強，勉強合，不如分」。
潘光旦先生(右)在鄂西長陽與當地古稀老人座談
沒有料到的是，這個原本合理的建議（後來中央決定於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卻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成了潘、向二人「破壞民族關係」、「向党進攻」的罪狀。
羅隆基亦在此次運動中被撤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森林工業部部長等職務，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周總理說，羅隆基可以出國。香港也有人請他去辦報，但他執意不去，說死也要死在國內。年逾花甲的羅隆基，一直孤獨地守在北京羅府，於1965年12月7日悄然逝去，享年67歲。1986年民盟為羅隆基舉行紀念活動，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發言指出，「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紀念的」。
羅隆基
潘光旦被撤去民盟中央常委職務後，仍樂觀地從事研究工作，但在1966年的狂飆中，又被劃為「反動權威」，被強迫勞動，甚至遭到毆打。他受命拔草，因只有一條腿，不能如正常人一樣蹲地工作，懇請自帶小凳，卻未獲准許，只得坐在潮濕的地面，清除一片野草後再爬行到前面繼續工作，就這樣從早到晚不得休息。晚間則睡在廚房外一間小儲藏密室。幾月下來，積勞成疾，潘光旦患上了膀胱炎和前列腺炎，但因是「反動權威」，得不到應有的醫治，女兒們也被隔離批判，不能伺候老父親。就在這一年的6月10日潘光旦闔然長逝。
潘光旦在西南聯大授課時，開設優生學、中國社會思想史、西洋社會思想史等課程，並經常為報刊撰寫心理學、家庭問題、進化論、遺傳學等方面的文章。他提倡民主，主張學術自由，並在教學中實踐其主張。有一次講到家庭問題，他提出一種觀點：婦女最好40歲後參加工作，因為這時的婦女已結婚生子，子女得到了母親的呵護教育，母親沒有了家庭負擔，精力更集中，事業家庭可以兼顧。觀點一亮出，就有女同學站起來反駁，部分男同學則同意潘的說法，雙方展開辯論，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很是熱鬧。潘光旦則手拄拐棍，口含煙斗，微笑傾聽。他認為，問題不在於誰是誰非，雙方理由可相互補充，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方法培養獨立思考、自由爭論的好風氣。
潘光旦講課一向語調溫和，有時面帶微笑，但講到人類社會上的「反淘汰」現象時，忽然面容嚴肅、語氣悲愴起來。「反淘汰」現象，即指在優生學中理應得到鼓勵和繁殖的優秀、先進、勇敢的分子卻常常慘遭不幸。潘先生列舉歐洲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即「宗教裁判所」）及布魯諾被教廷燒死與中國歷史上的因言獲罪和文字獄為例，對遭遇不幸的先進分子頗覺惋惜。
光旦先生為民主事業奮鬥不息，他的「反淘汰」論對於學生可謂開智啟蒙，不曾想到的是，最後，他自己和當年在昆明為愛國民主運動奮不顧身、奔走呼號的吳晗等老教授竟成為這一理論的註腳。
【來源：《同舟共進》2008年第2期 文/李凌（作者曾為西南聯大學生、中共西南聯大第二支部書記，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未定稿》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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