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曾推動漢籍流傳
原標題：日本學者曾推動漢籍流傳
光緒六年（1880）至光緒十年（1884）間，清末民初傑出的目錄版本學家、藏書家楊守敬任出使日本大臣隨員。在日本期間，楊守敬大量搜購和抄錄漢籍，得書數萬卷，其中有些是中國大陸已經亡佚失傳的孤本，包括十分珍貴的六朝及唐代抄本以及世所罕見的宋元版古籍。光緒十年，楊守敬盡載其在日本訪得之書回國，《日本訪書志》就是楊守敬對這批漢籍所作的提要目錄。全書16卷，共著錄古籍235種，以版本區分：宋刻本36種，翻宋、影宋、仿宋本8種，日本覆宋本5種，元刻本28種，明刻本54種，朝鮮刻本及活字本16種，日本刻本23種，舊抄本、影抄古寫本41種，卷子本或影抄卷子本14種，其他版本10種。但從《日本訪書志·序》謂「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驚人秘笈尚多未錄出者」來看，尚有許多漢籍未被著錄入該書目。楊守敬的日本訪書是域外漢籍近代以來最大一次回傳，為保存祖國民族文化遺產作出了巨大貢獻。《日本訪書志》是中國近代首部域外漢籍書目，至今仍為目錄學經典之作，是中國學者系統了解日藏漢籍的重要目錄之一，在域外漢籍研究史上意義重大。通過該目錄，也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學者對保存和流傳漢籍所作的貢獻。
整理、編目漢籍
中國古籍東流日本，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等就從中國帶走了大量漢籍。藤原佐世撰寫的日本最早的漢籍書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共著錄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共計17209卷，可以想見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盛況。此後直至近代之前，漢籍東傳始終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
中國古籍流傳既久，屢經抄錄和重刻，難免會出現誤字、衍文、脫文等舛誤，對古籍進行校勘整理就成為藏書和治學的首要工作，清末學者葉德輝甚至認為「書不校勘，不如不讀」。因此，近代日本學者對搜集的漢籍認真校勘、考訂謬誤，使其成為從事古代漢籍研究的善本，嘉惠學林。
《日本訪書志》卷五《貞觀政要》提要：「《貞觀政要》十卷（舊鈔本）。此本系文政元年阿波介藤原以文以其國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每卷有『松田本生』印，又有『向山黃村』印。余從黃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異同皆彙集無遺。」《貞觀政要》的通行本是元代學者戈直的集校本，阿波介藤原以文又用日本所藏各種《貞觀政要》的古本與戈本合校，使其成為一個彙集各版本異文的善本而流傳於世。
近代日本學者還根據本國諸藏書單位的漢籍收藏情況，編製詳細的藏書目錄，在客觀上為漢籍的搜訪、保存、研究提供了寶貴線索。如《經籍訪古志》七卷，系日本近代學者澀江道純、森立之同撰，共收編日本60多家藏書處的漢籍善本600餘種，是當時最完善的日藏漢籍書目。楊守敬到日本後結識了精通漢學的森立之，森立之將具體記載了日本稀見漢籍的版本、收藏處所等信息的書目《經籍訪古志》送給楊守敬，為楊守敬在日本搜尋漢籍提供了極大便利。
刊印、抄錄漢籍
由於長期的人為或自然毀壞，許多珍貴的古代漢籍難覓蹤影。為了不使這些寄託古人精神的珍籍亡佚失傳，近代日本學者多方搜求，或重刻或抄錄，使之化身千萬，成為足本、善本，這既是保護珍本秘籍的最佳形式，又提高了文獻利用率。而且，日本刻本或抄本大都源於古本，一些覆刻和影抄本高度保留了古本面貌，和中國流行的同種古籍的其他版本相較，文字、版式多不相同，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和校勘價值。
《日本訪書志》卷三：「《玉篇》殘本四卷（刻入《古逸叢書》）。《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鐫，而《系部》始為完璧。」《玉篇》在中國唐末五代時期亡佚失傳，所幸日本有顧野王原本殘卷存世，經近代日本學者的多方搜求、補輯、刊印才得以流傳於世。又如「《爾雅注》三卷（重翻北宋本）。此書原本為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摹，而松崎明復據以重刊，又別作《校訛》以附於後。大抵據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刪繁摘要」。此書經日本學者校勘整理後依北宋本版式重刊，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贈送、借抄漢籍
近代受經濟、文化、交通、通訊等諸多條件限制，聚書不易，因此，為防書籍流散，多數藏家對藏書珍愛有加、秘而不宣。而一些日本學者卻慷慨地將私藏漢籍無償贈送給楊守敬，或借出讓其抄錄、助其校勘，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濃重一筆。
《日本訪書志》卷八：「《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明嘉靖甲午仿宋本）。余此本得之森立之，有『東石黃氏藏書籍』六字，立之甚寶愛，余屢求而後得之。」「《世說新語》殘卷（古鈔卷子本）。是卷書法精妙，雖無年月，以日本古寫佛經照之，其為唐時人所書無疑。余從日下部東作借校之。」
楊守敬還以森立之贈予的摹寫古抄本書影為基礎，增益補輯至20多冊，以《留真譜》為名刊行於世。《留真譜》收錄中國宋元刻本、舊抄本、明代刻本及少量朝鮮刻本的古籍書影，是研究和鑒別中國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書，也是海內外學者搜尋日本所藏漢籍文獻的重要參考用書。
另據《日本訪書志》所載，日本學者岩谷修先後將《尚書正義》古抄本、《春秋左傳集解》古抄本、《集韻》宋刊本、《太平寰宇記》宋刻殘本、《外台秘要方》影宋本、《樊川文集》宋刊本借給楊守敬供其影抄、校勘，還把影照古抄卷子本《王子安文》送給楊守敬。收藏家向山黃村將自己收藏的《春秋穀梁傳》和宋槧本《竹友集》轉讓，又將《孟子章句》殘本借給楊守敬助其校訂其他版本。
協助搜訪漢籍
楊守敬在日本訪書過程中得到一批日本漢籍收藏家、漢學家的大力協助，他們或提供訪書線索，或協助借閱、抄錄漢籍，這在《日本訪書志》中多有記載。
《日本訪書志》卷一《春秋左傳集解》條載：「初，森立之為余言，日本驚人秘籍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為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較，此書現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托書記官岩谷修訪之，則雲遍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為言，此書不容遺失，俱道是如何櫝藏之狀。復以白岩谷。忽一日來告，雲此書無恙。」得益於森立之提供的藏書線索和持續關注，楊守敬通過史館編修岩谷修借到該書並請人影抄，遂得帶回國。
大批漢籍從中國流散至日本以至於一些珍貴古籍在中國大陸亡佚失傳，這對泱泱華夏來說不啻是巨大損失甚至是文化浩劫。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某些古籍可能正是由於東傳至日本才得以避免亡散於戰亂頻仍的近代中國。而且，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至深，學者們對漢籍珍愛有加，致力於漢籍的搜求、收藏、整理、編目、刊印、抄錄，使漢籍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得到顯著提高；楊守敬在日本訪求漢籍時，他們又通力協助，甚至將自己的藏書割愛相贈。楊守敬能將數萬卷珍本秘籍從日本帶回中國，又編纂成首部域外漢籍善本書目《日本訪書志》，日本學者所作的貢獻不可忽視。最後，再說一件史事：辛亥革命時期，幸有當時日本駐漢口領事寺西秀武向都督黎元洪請求保護，楊守敬才得以保全從日本訪求的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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