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個稅、房地產稅建言、M2增速放緩影響經濟？如何發展新動能？證券時報專家委員會建言高質量發展

證券時報專家委員會2018年中國資本市場春季論壇近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認為，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鞏固發展成果，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接下來要繼續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動能，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

陳道富：我國現行金融體系存在三層割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在回顧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歷程中指出，截至目前，我國已構建出一套相對完備的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適應我國國情的、以機構和分業監管為主的監管框架和以數量調控為主的貨幣調控體系，初步搭建了宏觀金融風險防範和應對體系。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金融體系已初步解決「有沒有」的問題，很好地適應了相對粗放的追趕型經濟增長模式，但遠非完善，今後將轉向「好不好」和「適應不適應」的問題。

從現象層面，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層割裂，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徵：實體經濟需求和金融供給間的割裂；金融運行與金融管理（微觀治理、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間的割裂；金融的功能定位與金融的能力培育間的割裂。

金融還不能很好滿足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尤其在普惠、科技和綠色金融方面。在結果上金融體系還沒有發揮好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近年來近50%的信用擴張由房地產信貸實現，經濟的宏觀投入產出率不斷下降，資金在金融內部循環和金融槓桿率不斷攀升。金融體系承接了大量財政功能，最終的金融風險在某種程度上「貨幣化」和「財政化」。行業發展、宏觀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的股東、經營管理的職能相互交織，影子銀行和准金融體系快速膨脹，金融監管存在大量空白、重疊和不一致的地方，風險點、風險管理和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尚未合理配置。

從金融運行的基礎看，我國尚未建立起市場化的金融運行邏輯。金融的本質是基於「信任」的合作。根本上還是要看金融運行是否有助於強化市場共識，形成自我成長的良性循環，還是耗散現有市場信任，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不論是各類金融機構，正規金融市場還是影子金融體系，由於存在廣泛的國家安全網及其漏出，「明股實債」、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等行為，將直接融資帶上間接融資特性，我國金融體系的信任基礎和穩定體系仍是以政府為主，尚未建立起以市場為主的信任基礎和穩定體系，更缺乏必要的分層。

當從金融弱國轉向金融強國時，特別是當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僅僅是現有體系的完善，還將涉及重構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礎設施的體系演進和轉型，將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簡單借鑒國際經驗了，需要立足於我國的傳統、現實環境和金融實踐，直面現實中的混亂與困惑。

也就是說，為更好貫徹落實中央部署，更順利推動金融改革以穩定發揮金融功能，除從現實運行中重新認識真實世界的金融體系這本「無字天書」，清晰定位財政、金融、監管、宏觀調控和危機應對不同職能外，還有必要跳出所謂的「國際趨勢」，對其中蘊含的理念、功能、模式、改革路徑等深層次問題展開充分討論。

范劍平：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歸根結底要靠企業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表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發展水平越高新老問題和矛盾就越是交織疊加，就越呼喚改革開放往縱深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問題不比改革之初小，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的改革定力、歷史經驗、理論創新、制度建設、實踐方略也都進入了新境界。

2018年可謂高質量發展「元年」，但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實踐中破題。對此范劍平表示，首先，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其次，從拚命做大蛋糕到把蛋糕質量做的更好並分得更加公開合理，必須落實新發展理念，從改善供給結構入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體到金融行業，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要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二是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三是在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要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度相匹配。

實體經濟方面，在推行《中國製造2025》實施過程中，一定要秉承開放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利用各種雙、多邊合作機制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為企業間務實合作創造良好環境。

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科技產業從來都不是靠保護髮展起來的。高科技產業是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些領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投入高、風險大、不確定性強，政府給予一定的引導和扶持是各國的通行做法。但是，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歸根結底要靠企業，政府代替不了，也左右不了。

高培勇：加快推進直接稅改革 完善地方稅體系建設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表示，迄今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實踐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相比，只能算是階段性的。

高培勇認為，以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改革，也事關地方稅體系建設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直接稅改革也是解決中央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的入手處。

迄今，在新一輪稅制改革所涉及的「六稅一法」——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和稅收征管法中， 「四稅一法」——營改增全面推開、資源稅改革順利推進、消費稅徵收範圍逐步拓展、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已經啟動。

高培勇認為，表面上稅制改革進展很快，動作不小，但深一步觀察，就會發現，拋開稅收征管體制具有特殊意義不談之外，舉凡取得進展的稅種，均屬於間接稅。

以營改增為代表的間接稅改革是以減稅為基本取向的，以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改革的基本取向則是增稅，兩翼改革行動「跛腳」狀態所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間接稅收入減下來了，直接稅收入並未相應增上去。由此帶來的收入虧空，只能通過增列赤字、增發國債加以彌補。

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這兩個直接稅稅種，一旦同1994年確立並載入新《預演算法》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相對接，又可發現，它們都是可以作為地方稅主體稅種或主要稅種的選項而進入地方稅體系的。

以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改革，不僅關係到稅制結構優化目標的實現，而且事關地方稅體系建設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的進程。

高培勇說，可以預期，按照中共十九大部署，儘快採取措施，讓以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改革「破繭而出」，進而推進以「健全地方稅體系」為重點的稅制改革進程，絕對是下一步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場攻堅戰。

管濤：擴大金融開放與資本流動管理並不對立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認為，近日金融開放再次提速，為了更好完成新時代中國既要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又要有效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任務，亟待澄清一些關於金融開放的重大認識問題，一方面金融開放的政策內涵不同於貿易開放，另一方面，金融業對外開放不等於金融開放，此外，金融開放與資本流動管理並不對立。

理論上講，貿易開放利大於弊，而金融開放的利弊權衡則不是那麼明顯，並缺乏國際共識。實踐中，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都在金融開放以後發生了匯率貶值、債務違約並發的國際收支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最為典型的就是亞洲新興市場。它們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蹟；但是搞區域國際金融中心競賽，則釀成了亞洲金融危機。不成熟的金融開放容易招致金融危機是這場危機的重要教訓之一。所以，國際共識是金融開放要審慎推進，要合理安排好開放的順序。

金融開放之所以較貿易開放影響更為複雜，是因為前者涉及金融市場的開放，而資產價格調整快於商品和勞動力價格，因此，順周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會導致資產價格超調。

金融業對外開放是指允許外資機構以商業存在方式到境內來提供金融服務。但金融開放除了機構准入管理外，還涉及金融市場准入、金融交易規制等。在金融不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即便是全資的外資金融機構，也必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管轄，不能從事違反外匯管理規定的跨境金融交易。所以，金融業對外開放只是金融開放或資本賬戶開放的一部分，不等於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

目前國際上只要求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卻沒有強求資本賬戶開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允許成員限制跨境資本流動，只是不能影響與貿易有關的資本流動（如進出口提前或推遲收付匯，以及銀行提供的貿易信貸等）。經歷國際金融危機洗禮後，現在全球範圍內對於資本流動管理更加包容。近年來，更是從「三元悖論」升級為「二元悖論」，即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無論採取固定還是浮動的匯率安排，都無法確保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為實施宏觀審慎措施，必要時還可以進行資本流動管理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然，管理不是蠻幹，而要講求技巧。要有別於國際收支危機狀態下的國際收支保障條款，遵守已經承諾的國際義務，如不應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不應限制進口對外支付，對於前期外國資本流入應允許其按規定有進有出、來去自由；要多嘗試市場友好型的措施，如外匯政策工具箱中應該準備更多基於市場的、價格的宏觀審慎措施，發揮價格槓桿作用等。

紀敏：利率價格指標表明近期貨幣政策穩健略寬鬆

央行研究局研究員紀敏表示，當前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放緩但實體經濟表現良好，主要與加強金融監管和房地產等政策調控有關，也是過去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結構改善對貨幣使用效率提升的反映。應當認識到，隨著貨幣供給影響因素趨向複雜，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將繼續下降，貨幣數量指標與貨幣政策調控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都會變得越來越不適應，更加關注利率價格指標，加快貨幣政策調控方式轉型是必然結果。

2017年以來，在金融去槓桿、加強金融監管和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政策作用下，金融部門內部資金「空轉」和嵌套明顯減少，這是貨幣供給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共計拉低M2增速4個百分點。同時，銀行債券投資下降和財政存款超預期增長，一定程度上也拉低了貨幣供給增速，共拉低M2增速0.7個百分點。考慮到同業渠道貨幣派生的一部分資金，原本就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這一部分貨幣供給下降，主要是壓縮了金融部門的收益，對實體經濟影響並不大。如果還原上述因素，M2增速仍達13%以上。

更重要的是，在潛在產出增速已趨勢性下降、經濟結構趨於輕型化的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對貨幣總量的需求關係正在發生明顯改變，比過去低一些的M2增速，更能支持實體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統計數據顯示，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向服務業和消費主導的輕型化，對貨幣以及資本形成數量的依賴也將呈下降趨勢。事實上，2011年以來，我國名義GDP增速即呈下降趨勢，M2增速也隨之下降；但2016年以來，在M2增速加快下降的同時，名義GDP增速卻有所回升，這其中不排除經濟結構改善帶來的貨幣使用效率提升的影響。

當前貨幣增速的放緩，不僅是M2，而且M1下降得更快。考慮到M1的主要部分是企業活期存款，由此引發對企業交易和投資活躍程度的下降的擔憂。但從過去一個時期看，M1增速與GDP、工業、投資的相關性在明顯減弱，而與房地產銷售、地方融資平台債務置換等因素的相關性明顯增強。

儘管貨幣增速放緩，但各類利率指標顯示，當前金融市場流動性總體穩定，略顯寬鬆。從短端利率水平看，2018年1季度，隔夜和7天質押式回購利率分別為2.66%和3.22%，均較2017年2季度以來的平均水平下降約25個基點。與短端利率明顯下降一致，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由2018年1月最高的3.94%，持續回落到目前的3.65%。考慮到當前資產管理新規約束以及各類監管措施加強的背景，當前利率水平的下降更顯示流動性處於相對寬鬆狀態，也與實體經濟PPI以及利潤增速有所放緩相一致。

對於下一步的貨幣政策，紀敏建議，首先，宏觀調控要保持定力，避免季節性和外部衝擊干擾，貨幣政策維持穩健中性，不松不緊。

其次，淡化M2以及社會融資規模等數量目標，轉向以調控政策利率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是必然趨勢。當然，貨幣數量指標仍包含了宏觀經濟的重要信息，有助於貨幣科學決策，仍應將其作為重要指標跟蹤監測，提高貨幣決策的科學性。

此外，在將貨幣數量目標改為重要監測目標的同時，應將利率作為調控的中介目標。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和結構優化調整的現實要求，有機結合短期宏觀調控和機制改革，加快金融市場利率和存貸款利率並軌。明確短端(隔夜)政策目標利率，完善公開市場操作和利率走廊機制，優化貨幣政策工具體系，科學開展利率決策，有效進行利率操作，順利實現貨幣價格調控方式轉型

賈康：加快直接稅改革要克服幾個誤區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認為，整個社會要走向現代化，稅制必須走向現代化，直接稅改革必然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上橫亘於前的一個歷史性的考驗。此外，一些理論和認識的誤區也必須加以澄清。

一是「稅收萬能論」，認為稅收能夠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這是不對的。曾經推出的「筵席稅」、「燒油特別稅」都是走到了稅收萬能論的誤區里。稅收調節制度只是制度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稅收工具只是宏觀調控的諸種工具里的可選項。

二是「稅收無用論」。房地產稅在中國，作為直接稅，它的作用不只是單一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它還有其他的目標和作用，它的作用也未必能表現為決定性的，但是不能否認它會發生對於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包括對房地產市場價位的「壓艙促穩」的這種正面效應。

三是「稅制是自然演變的，不能揠苗助長」。不能否定了對於稅制我們主動地把握它的可塑性而推進稅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方案要落到立法先行、稅收法定的情況下，也要經受歷史考驗，看稅改方案的水平到底如何——這是要由歷史過程來檢驗的。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關注人口流向變化背後的產業集聚和分化

換一個視角來看待中國區域格局就會發現，非均衡發展態勢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或從「東西差距」轉變為「南北差異」。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常住人口增量較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則主要依賴自然增長，在人口總量增長的背後，卻面臨著人口的遷徙流出。而東北三省中，除吉林還有微弱的自然增長外，遼寧、黑龍江兩省都面臨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的人口數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東為例，根據山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174.98萬人，約佔全國總數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首次雙雙突破1億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後，自然增長約101.2萬人，而2017年山東省常住人口僅增長約59.2萬人，也就是說2017年山東省流出人口的數量可能超過40萬。

觀察東南沿海省的城市經濟格局，一般都存在「雙子星」城市現象，即一個是省會城市，作為省內的行政中心，另一個則是省內的經濟中心。如山東省內的濟南與青島，江蘇省內的南京與蘇州，就2017年人口變化數據而言，發現省內「雙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發展並不一致。

同時，從近年來的數據看 ，不僅東北出現凈流動人口外遷的現象，西北和華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的現象。人口凈流入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產能過剩，這是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去產能、去槓桿的結果，必然是各大過剩產業優勝劣汰，優勢企業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人口流向產業發展良好的地區。

今後，中國將面臨人口收縮或城市收縮的壓力，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數量會越來越多。即一方面少數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數量都將減少。

因此，在中國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應該依據人口流向、產業和資金集聚的方向，順勢而為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中國產業集聚的進程還遠未完成，故產業的分化和集聚都會持續很長時間，從而帶來區域間經濟發展的進一步不平衡，大部分地區將出現產業移出和人口外流的現象，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給這些地區帶來財政支出持續上升、收入減少的壓力。

馬曉河：新動能要消費升級引領，供給創新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表示，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同時，我國又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面臨諸多發展難題，繼續依靠「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的傳統增長模式已舉步維艱，要順利實現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目標，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就必須選擇新的發展模式。

馬曉河指出，當前我國正面臨著諸多挑戰：一是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國際成本進一步上升。二是發展中國家的低端製造正在與我國發生競爭出現了市場供給替代。三是高端製造正在向發達國家迴流。

馬曉河表示，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再用原來的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會困難重重，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新方式，改革需要有新思路，但目前改革遇到一些困難：一是既得利益的問題。既得利益群體不要求進步，影響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原有體制機制難以改革創新。二是原有發展方式適應不了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要求。目前支撐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即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產業主導的經濟發展，已經難以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三是營商環境還不利於新動能、新產業的成長。

馬曉河表示，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需要新動能，這種新動能要兼顧供給側與需求側，理性的發展模式就是實行消費升級引領、供給創新。新的發展模式選擇需要一系列改革和政策互相配套。主要建議是：

第一，進一步減少和取消行政審批事項，減少不必要的許可發放，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減少買方賣方壟斷，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第三，繼續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提高國家的競爭能力。

第四，改革國民收入分配製度。政府調整公共投資主體、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三者之間的關係，讓國民收入通過各種方式向消費主體傾斜。

第五，城鎮化推進作為加快推進新動能的重點。

第六，推動科技創新，核心是淘汰落後，改造傳統，培養新興，走中高端路線。

潘建成：提高創新質量要有恆心和耐力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新興經濟景氣不斷提升的背後是研發投入的持續較快增長。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儘管從研發投入的角度看，我國已初步跨入創新型國家的門檻，但新動能對經濟的貢獻依然偏低，創新的質量也需要打個問號。

據國家統計局核算司初步測算，2016年 「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增加值約相當於GDP的15.3%。即接近85%的經濟增長動能依然是傳統的。潘建成認為，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在創新方面的投入力度，而「三新」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一定程度上體現的是創新的結果。兩者的關聯，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創新的投入與產出效率。各地過度關注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不排除出現不顧成效將大量資金投入運動式創新活動中的可能。

潘建成指出，即便是15.3%的新動能比重，依然是一個數量比重概念，並未體現創新的質量。而要提高創新質量，一是要堅定不移地走擴大對外開放與堅持自主創新相結合的道路；二是要有久久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恆心和耐心；三是要找准創新投入的重心，不能將極其珍貴的科研經費像撒胡椒面一樣大把扔出去。

在經濟領域，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必須採取更加有效手段堅決遏制脫實向虛的潮流涌動。在制度方面，要完善鼓勵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文化，保持恆心和耐力，最忌諱的就是短期行為盛行。

潘建成表示，那些期待很短的時間在科技上全面領袖全球的想法只能使奢望，只會帶來用過去習慣的粗放的方式推進創新可能產生的資源浪費，對打造大國重器於事無補。

邵健：應逐步降低總體出口退稅水平

嘉實基金副總經理、董事總經理邵健認為，出口退稅本應是一種中性政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外匯短缺，擴大出口創匯是順應當時背景的基本政策，出口退稅政策實施有效實現了這一目標。但是政策發展至今，已逐漸偏離原有軌道，出現對外貿出口企業的支持力度過大的現象，甚至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

邵健表示，建議對現有出口退稅政策做一定的調整，主要的方向是建議逐步降低總體出口退稅水平，尤其在中國存在絕對競爭優勢的領域應顯著降低出口退稅力度，這一舉措對中國而言可望「一舉四得」。

首先，現階段削減出口退稅有利於完成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摘掉出口退稅的保護傘後，企業更容易激發其主觀能動性，在外部壓力的驅動下自主推動產品結構升級，主動出清過剩的落後產能，加大短缺的先進生產力投入；同時，相關人、才、地等生產要素資源也有望從以外過度補貼的落後產能中得到釋放，由此降低了整個產業升級的投入成本。

第二，削減出口退稅有利於緩解財政支出壓力，並增加國民福利。表內赤字率在2017年已提升至3%的水平，再加上表外隱性赤字，廣義赤字率已達到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政府財力已經較為吃緊。若能從出口退稅中騰挪出部分資金，將有效緩解財政支出壓力。此外，在一些已經佔據絕對貿易優勢的領域，由於削減退稅率帶來價格上升的負面影響較為有限，因此實際上減少了對海外的補貼，有助於增加國民福利。

第三，在優勢領域削減出口退稅不會顯著惡化貿易條件，同時緩解外儲壓力。降低出口退稅，將會帶來相應產品的出口價格提升，在一些價格彈性不大的領域，貿易條件將維持相對穩定，同時出口金額的提升將有利於穩定國內外匯創收的環境，減輕外儲被動消耗的壓力。

最後，出口退稅的調整不失作為應對當下貿易摩擦，降低外部壓力的有效舉措。當下中美貿易摩擦其中一個核心焦點就在於削減兩國順差與減少國內產業補貼環節，與其被動應對海外徵收懲罰性關稅，既失去國內部分稅收補貼海外消費者，又失去產品價格優勢，不如主動削減出口退稅額實現一舉四得。

王家春：建議發展完善衍生品市場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首席長期利率專家王家春表示，中國股市與成熟的股市相比又不小差距，發展衍生品對於A股市場和中國資產管理業的重要意義。

有利於減輕A股市場的大起大落；有利於對沖基金在中國證券市場快速生長；可以帶動證券經紀業和資產管理業整體升級；也有利於養老金和壽險資金等「養命錢」獲得相對穩定的投資收益。

王家春認為，A股市場發展衍生品最大的障礙來自於這樣一種觀念，即有些人把衍生品看作「壞人」的工具，擔心它們被用來操縱市場、「割韭菜」，進而加大市場波動。而實際上，股市上有沒有「壞人」操縱，有沒有人「割韭菜」，取決於監管體系是否嚴密，與有沒有衍生品並無必然聯繫。

操縱股指期貨和股指期權價格的前提之一，是有足夠的資金來操縱股指現貨。粗略估算，如果想連續兩天顯著影響A股市場的股指現貨，至少需要動用數百億資金；如果想連續一周影響股指，則需要動用千億級資金。就國內市場實際情況而言，有條件並有潛在動機進行這種操縱的機構，監管機構比較容易掌握；在數據系統高度發達的今天，對其進行有效監管的難度並不大。

王家春就A股市場衍生品發展提四條建議：

一是把股指期貨從現有的三個品種拓展到覆蓋中證100指數、中證800指數、中證1000指數、中小板綜指、創業版綜指；

二是把股指期權推展到與股指期貨品種完全對應；

三是以上證50和滬深300成份股為開端，逐步推出並拓展個股期權；

四是根據保險機構、養老金和私募證券機構的實際需要，參考國際經驗，適度放鬆股市衍生工具的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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