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孝全：什麼是天命
作為漢字，「文」一開始是紋理的「紋」。
飛鳥留在雪地上的爪印、石頭開裂的紋理、山川綿延的走向……
看到大自然留下的痕迹，倉頡突然頓悟了，嘗試用這些自然痕迹簡化出的紋路來表示活生生的存在。
於是先有了宇宙，然後誕生了人。人有身子，身子有七個組成部分，從外而內分別是：毛髮、皮膚、肌肉、骨骼、臟腑、血液和氣息，叫「七體」。「七體」之間有緊密的聯繫，形成了一個個處理中心。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中、下三個中心，也就是腦部、心部和腹部。
在天地間活動，「七體」組成的身子會對環境產生反應，由遠而近分別是：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力覺、在覺，叫「七覺」。
「七覺」被大腦簡化、抽象處理後，會形成原始的信息。
信息進一步聚集成意識，意識進一步抽象成思維，思維進一步輸出觀念，觀念進一步升華成智慧，也叫哲理、哲學。所有這些被叫做理智或理性，實際是意識、思維、觀念和智慧的總稱。
「七覺」經過心臟，會對心臟的跳動產生影響，進而形成情緒，情緒碰到具體場景會轉化成具體感受，感受持續積累滋生出情感，情感繼續強化，進而凝結成意念，或者叫意志，意念再進一步固化，就會形成堅不可摧的精神。精神是人類非理性的最高狀態。這些被籠統地叫做感性，其實是感受、情感、意念和精神的總稱，屬於人的非理性一面。
除此之外，「七覺」還會影響腹部的進出，形成基本需求，需求進一步轉化成動機，也叫慾望，慾望需要滿足，會觸發行動，或者叫勞動，實現行動的可能性，叫能力。已經實現的行動需要更加穩定、有序，從而出現了對行動的約定，叫規矩，或者叫法。行動需要從單個擴大到群體，離不開規矩的擴大、傳播，依賴載體「號」和「符」，符號需要不斷精確，進而逐漸精通成專門的技巧，叫藝術，或技藝。這些可以籠統地叫做習性，其實是動機、能力、規矩和藝術的總稱，屬於情理交融的範圍。
意識、思維、觀念、哲學、感受、情感、意念、精神、動機、能力、規矩和藝術，合在一起，一般統稱為文、文化或人文，有時候也叫精神、人格系統、心智模式等等——如果不能搞清楚起源，常常會把自己和別人繞暈——其實，它們本質簡單而一致。
國學中有諸多非讀不可的經典，譬如《道德經》、《論語》等。但是，由於語言的釋義問題，對這些經典的解讀，已經眾說紛紜到汗牛充棟的程度了。師兄的學生酷愛鑽研，不久前以《中庸》之疑切磋於我。
《中庸》所論的基本內容屬於三性的感性證據在於開篇對「中」對解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無論如何解釋，喜怒哀樂，都屬於感性範疇，至於到底屬於感情還是情緒，對於「中」的定性，都已經無關緊要了。由此而帶來的「和」，也無非是感性的某種狀態（中節）而已。而《中庸》通篇，都以此為綱要，論之以文獻（《詩》、《尚》等）、案例（代表人物舜、顏回等）、分析（子路、哀公等問答）、具體方案的體現（三德、五常、九經、三蔫等當中）。
一言蔽之的話，根據後文「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和」，可以推測開篇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處的性，當屬於三性中的「感性」範疇。
對於喜怒哀樂，如何才能做到「和」，直到下半段後才提出了方法，那就是「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重點是說明了什麼是「誠」（誠者，天之道也），誠有什麼表現（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真正的至誠又是什麼樣子（盡物之性，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等等。
但是，核心的問題在於：以一句天之道，作為對「誠「對解釋，如果不能進一步進行論證的話（哪怕像《道德經》里一些現象歸納也好），那麼，這個「天」只是孔子自己理解的「天」，並不等於「客觀真實」的天——顯然這個話題無意中就變成了「替天代言」的意思了。因此這個結論顯然過於武斷，自然也就不被現代人文理論所接受，因此才有所謂「在西方學科中不承認傳統儒學的學術地位」之說。
作為四書之一，《大學》位次在《中庸》之前。內在的邏輯關係也是如此，可在大學開篇中可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用5+1的系統思維來看，也就是《大學》首先明確了「大學」的目的是「三在」，然後直截了當地給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最後才是明明德。
由此可見，孔子在《大學》中已經明確給出了「誠」的來源，在於「格物致知」。而所謂的格物致知，顯然屬於理性範疇。
在《大學》中，孔子（或者說是孔子的後人）已經明確指出「誠」來自於「格物致知」這個理性的過程，但是在《中庸》中，又指出「誠」是「中」「和」這個「喜怒哀樂」感性領域的唯一通道。如此看來，對於感性領域的「中」「和」，孔子（或其後人）卻給出了一個「理性」的解決之道。對這種匪夷所思的現象有三種解釋：
一，《大學》與《中庸》本不是一人甚至一門所述，所以各說各的重點——而這也成為此後儒學兩千年以來的各執一端的源頭；
二、喜怒哀樂的感性問題的妥善解決（和），的確必須依賴於理性「格物致知」來實現；
三、感性與理性領域本身是相同的。
事實上，通曉文化三經的朋友們也明確知道我的觀點——感性、理性與習性之間的確是相互貫通的，但是，同時各自也有自己內在的規律。對於感性而言，現代心理學已經提出，喜怒哀樂這樣的情感最終來源自更底層的情緒，有其自身的規律，格物致知這樣的理性會影響到她，但並不是他們的源頭。
這種狀態也可以稱之為「實事求是」、「天人合一」、「活在當下」等等，如果細分的話，可以從理性上的「誠」，習性上的「誠」，感性上的「誠」等角度進行破解。但本質都屬於認知範疇，只要屬於認知範疇，我們都知道，這種「誠」都只是客觀的一種投射，而一定不是絕對真實的本身。
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認識得到，那顯然，這個「誠」就是就是認知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的囚籠——儒學在這方面已經囚禁中國歷史很多年了，早該進行破拆了，毫無疑問，文化三經即是破拆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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