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時期，宮廷里舉辦的大型歌舞會！我們稱它為「唐大麴」！

唐代歌舞大麴即唐大麴，是唐代新形成的一種集器樂、舞蹈、歌曲於一體，並能連續表演的大型歌舞曲，是中國古代宮廷歌舞音樂的典範。它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礎上，繼承了漢魏以來清樂大麴的傳統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大型歌舞曲。唐代宮廷燕樂中，歌舞音樂占最重要的地位。綜合器樂、聲樂和舞蹈，唐代大麴之所以興盛，有多方面的原因。歌舞大麴的結構較為複雜，楊蔭柳先生將唐代歌舞大麴結構大致分為三個部分：散序；中序、拍序或歌頭；破或舞遍。

唐代各族音樂的進一步交融為唐代大麴的發展，提供了最方便的條件。南北朝以來屬於清樂系統的漢族民間音樂與各少數民族音樂經過長期交流與融合，在隋唐時期已產生被稱為「曲子」的新民歌。唐代大麴，實際上就是用這些「曲子」組合而成的一種大型套曲。與此同時，西涼、龜茲、疏勒、高昌等少數民族音樂，吸收了漢族音樂的營養，在藝術上有所提高，在唐開元年間（713~741年）已普遍突破了原有的歌曲、舞曲、解曲的簡單形式，創造了本民族的「大麴」。

其中一部分，曾以「胡部新聲」的名義，在天寶年間（742~756年）從河西（今甘肅）地區傳入長安一帶，受到時人極大的重視。唐玄宗為此還公布了「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奏」的詔令（《新唐書·禮樂志》）。因此，當時大麴中的《胡旋》、《胡騰》等所謂「胡部新聲」在社會上曾風靡一時。「此外、地處祖國東南、西南邊陲的一些少數民族音樂，如疏球（今台灣）的一種「一人唱，眾人和」（《隋書）的歌舞音樂與南話（今雲南大理）、吐蕃（今西藏）的民間音樂，都陸編傳入內地，對以「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為特點的唐代大麴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同時，祖國內地盛行的《破陣樂》、《六么》、《涼州》等大麴，也在這時傳入進帶與精品，對當地音樂在藝術上的提高，起了有益的影響。

唐代統治者歷來重視大麴。早在建國初期，即依隋制在宮廷里設置了嬿樂、清商、西涼、鬼茲、疏勒、康國（今中亞撒馬爾罕）、安國（今中亞布哈拉）、扶南（柬埔寨）、高麗等「九部樂」，貞觀十六年（642年）又增人高昌一部，改為」十部樂」，在宮廷舉辦的重要慶典或宴會上進行演出。九都樂、十部樂演奏的樂曲，有一部分是唐初在漢族清樂基礎上吸收西涼或龜茲等少數民族音樂創作的大麴，如貞觀年間張文收作的嬿樂——《景雲河清歌》等。其餘則是各民族或者各國的傳統樂曲，其中不少是大麴。唐玄宗時，根據表演方式立奏或坐奏，稱為「立部伎」或「坐部伎」。其曲目大都是唐初及唐玄宗時大麴的新作。屬於前者的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等八曲；屬於後者的有《嬿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小破陣樂》等六曲。唐玄宗時，適應朝野盡情享樂的需要，還設立了「千秋節」等節日。屆時從中央到地方文武百官放假三日，歡宴歌舞。這也是促使唐代大麴興盛的一個原因。

從漢末以來，隨著正統儒學的崩潰，道教和從西域傳入的佛教日益受到統治者重視。唐代統治者鑒於隋代覆亡的教訓，實行佛、道、儒三教並重的方針，把它們作為思想上統治人民的工具。在三教中，尤以佛、道兩教為重要。唐太宗本人並不信佛，他在《貶蕭璃手詔》中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但是他卻大力提倡佛教，優禮僧人。例如他為了剃度當時最有名的僧人玄奘，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盛大的儀式。據《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剃度之日，由太常卿率太常寺的九部樂，萬年縣令和長安縣令各率「縣內音聲」，分乘1500多輛「音聲車」，隨在玄奘、諸寺僧眾及文武百官之後，作為儀仗，場面十分壯觀。一路上樂聲震天，沿街觀眾達數萬人。到達大慈恩寺後，在大殿佛像前演出了九部樂及大麴《破陣樂》還有百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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