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城」孟買貧民窟 生於貧窮，命不由己

印度孟買，位於機場附近的貧民窟。

貧民窟安納瓦迪，十二歲的蘇尼爾。

圖片來源：英文版《地下城》官方網站。

在印度貧民窟中生活的居民們。

凱瑟琳·布（Katherine Boo），《紐約客雜誌》專職作家，曾任《華盛頓郵報》記者、編輯，過去二十年都在報道貧困地區、思索社會資源不對等，個人如何擺脫貧困等議題。歷年來，她對底層社會真實生活的報道，為她贏得了麥克阿瑟天才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雜誌獎之專題寫作獎等榮譽。

《地下城：孟買貧民窟的生命、死亡與希望》

作者：（美）凱瑟琳·布

譯者：何佩樺

版本：新經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2月

本書用大量一手資料，展現了孟買貧民窟的極度貧窮，以及由此造成的「命不由己」。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與國際機場航站樓入口僅隔一條林陰道，有三千人擠在三百三十五間勉強能稱作「房屋」的屋內或屋頂下，這裡是印度眾多貧民窟之一安納瓦迪——被豪華酒店的大理石建築包圍，由居民臨時修建的房屋歪歪斜斜，鄰居之間僅隔一面危牆或破布，泥里的污水散發出刺鼻的臭味，老鼠四處逃竄，生活垃圾隨處可見，疾病和死亡是家常便飯。新舊印度在此衝撞。在寫著「永恆美麗」標語的機場、藍色玻璃的君悅酒店中央，安納瓦迪宛如玫瑰花叢縫隙中的糞堆。

記者凱瑟琳·布用時三年，追蹤安納瓦迪居民從2007年至2011年的生存狀況，寫成《地下城：孟買貧民窟的生命、死亡與希望》。書中，她用真實姓名記錄下一個個生命每日遭逢的際遇，以此呈現底層人眼中的世界。她想弄明白：在這個貧富割裂的社會，機會二字對窮人而言意味著什麼？市場和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政策，究竟是增加還是剝奪了這群不被看到的人的更多可能性？為什麼如此嚴重的不平等最終沒有導致反抗，反而是在現有條件下幾近自虐的努力、犧牲、投機、創造？

因為一部電影，「貧民窟」和「百萬富翁」這兩個詞被搭在了一起，人們寧願篤信奇蹟；而在這座「地下城」，麻木早已代替絕望，一次次嘗試被無力感吞沒，死亡和厄運隨時從天降。世界從不朝他們的方向轉動。

不經意，便陷入災難

我沒辦法成為更好的人

如果不是在逃跑途中和警察迎面撞上，阿布杜·胡賽因在安納瓦迪是讓人嫉妒的那個。父親因長期從事垃圾處理工作而患肺結核，阿布杜依然在六歲便加入拾荒大軍。因為擅長分類，手腳麻利，這個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勝一籌，僅憑這份在大多數印度人眼中的低賤工作，他讓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提升到一般水平之上。

鄰居法蒂瑪的自焚，為他的好運按下了暫停鍵。警方找到他和他的父親，作為家中主要的收入來源，阿布杜聽從了父母的決定——逃跑。

事件的起因是胡賽因家決定修繕房屋。在安納瓦迪，只要稍有經濟餘力，人人都會這麼做，除了改善衛生、防範雨季，更是為了避免推土機破壞。如果一戶人家的房屋不易拆除，當局承認其用地所有權的幾率便會增高。胡賽因家和法蒂瑪家僅隔一面不結實的磚牆，敲打牆壁引起了雙方爭執。為構陷胡賽因一家，法蒂瑪將做飯用的煤油澆在自己頭上，劃根火柴點燃，然後準備用水澆滅。這個被稱作「獨腿婆子」的女人嫁給了一位貧窮而年邁的穆斯林，生下三個女兒，親手溺斃了其中最虛弱的那個。她最終因燒傷感染在醫院死去。

皮鞭落在阿布杜身上，他想解釋前一天發生了什麼事，但沒人聽。貧民窟殘障人士的遭遇不是警員們想了解的，他們只想從中獲利，逼犯人交出錢財，以避免不實的刑事指控被記錄下來。如要免於牢獄之災，每個環節都需打點，警員、在醫院提取法蒂瑪證詞的執行官、貧民窟主阿薩，連看一眼控訴書也要付五千盧比。阿布杜的母親婕若妮薩沒有這麼做，阿布杜和他的父親於是被移至阿瑟路監獄，審判一再擱置。貪腐無處不在，繼續榨乾窮人。

「由於世界的運作方式，我沒辦法成為更好的人。」阿布杜曾試著讓內心的堅冰融化，它卻「漸漸變成了髒水」，因為在安納瓦迪，「財富不是來自人們做了什麼事或做得多好，而是來自他們避開了多少意外和災難」。

法蒂瑪死了，阿布杜被關，鬥爭並未爆發在不同階層之間，而是消化在窮人內部。在這裡，水掮客壟斷水源，從中牟利；有人向受欺負的孩童收取保護費。「無能為力的個人會由於自己的匱乏，而責怪無能為力的其他人。」凱瑟琳·布寫道：「窮人並未團結起來，反而為臨時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競爭。」

無法擺脫的，只是貧窮？

他們的死根本無關緊要

貧民窟的居民都知道，擺脫貧困有三條路：找一份事業，比如胡賽因家的垃圾回收；政治和貪腐；教育。阿薩自己選擇了第二條路，為女兒曼竹選了第三條，後者成為安納瓦迪第一個女大學生。

貧民窟主是個非官方職位，一般是由地方政客和警察基於自身利益挑選出來的管理人和協調人。嫁給做流動建築工的酒鬼丈夫，阿薩獨立撫養三個孩子，懷抱成為貧民窟主的野心。她與市政代表走得近，參與政務活動，協助政府處理鄰里瑣事，充當濕婆神軍黨代理人，為其爭取選票。為達目的，她不惜付出身體，從其他窮人那裡牟利。在印度精英階層看來，貪腐是阻撓社會發展的絆腳石，而對阿薩這樣的人而言，貪腐是所剩無幾的機會。

和大多數貧民窟的家庭相反，阿薩知道女兒曼竹不是累贅，如能攀上一門有利的親事，就會最快提升全家的地位。曼竹大學畢業後進入保險公司，一是賣保險能接觸有錢人；二是保險公司廣告中宣揚的「遠離變幻無常的生活」讓她神往。當她掌握了相關知識，高分通過考試之後，卻什麼都沒有發生，她不認識一個買得起保險的人。

阿薩自己也未能如願獲救。2010至2011年，機場附近的貧民窟逐漸被夷為平地，印度想向世界證明「無貧民窟孟買」可以實現。安納瓦迪於是成為一些人的夢魘，另一些人的錢袋。為爭取這裡選民的選票，政客仍大談特談反對拆遷，雖然拆遷已如期進行；上層社會和商人收購棚屋，偽造法律文件，證明自己是這裡的居民。阿薩從這場聲勢浩大的土地買賣中看見了機會，靠從中牽線抽取傭金。由於一次失敗的交易，阿薩不僅顆粒無收，還喪失了居民的信任。

安納瓦迪中的每個人，都曾等待奇蹟降臨。十二歲的蘇尼爾期盼吃飽，長高；十五歲的米娜渴望自由和冒險；十五歲的卡魯痴迷電影里的女星。故事的結局卻恰巧相反。只有攝影記者偶然到訪時，蘇尼爾才能吃到一口冰淇淋；米娜得知被母親安排嫁到鄉下後，吞食鼠藥自殺而亡。安納瓦迪的孩子們清楚自己的地位，接受了這一事實：「在現代化、日益繁榮的城市裡，他們令人難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間里，他們的死根本無關緊要。」

他們不是沒有尊嚴。拾荒者蘇尼爾會說：「我不喜歡我自己，干這份活兒像一種侮辱。」他不願做小偷，那會讓他更不喜歡自己。在孤兒院時，他拒絕向有錢的白人婦女討錢。他只默默期待有人將他從人群中挑選出來，改變命運，但他終於妥協，因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張模糊的臉孔」。尊嚴不適用於這裡運行的規則。母親因兒子在路上被車撞而大怒、打罵；女孩們不斷在各種可疑情況下死亡，無人追究，原因總是「不可挽回的疾病」。他們「像狗一樣死得很慘」，家人卻不知道該怪罪誰。

法蒂瑪死了，人們將她的自焚解讀為「充滿豪情的抗議」。窮人說她在反抗貧窮，身障人士說她在爭取尊重；婚姻不幸者說她在控訴婚姻。實情卻遠沒那麼複雜。她只是出於嫉妒，只是懊惱於那面粗製濫造的牆壁，和掉進她晚飯里的塵土。

無辜經歷了欲加之罪、暴力毆打、無止境的關押、拖沓的庭審之後，阿布杜看透了：「這也是一種人生，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種人生。」這樣的人生對任何其他人而言無足輕重，但對他自己而言仍然很重要。土地崎嶇不平，立於之上的東西無法筆直，無論是房子，還是人生。

撰文/新京報記者 張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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