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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中世紀:皇權崇拜與古典中國的「逆現代化」

原標題:走不出的中世紀:皇權崇拜與古典中國的「逆現代化」


作者:王毅


來源:《中國皇權政治研究》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如涉版權請聯繫編輯微信 @iwish89


康德曾經說:「對所有人來說,首先的責任就是進入文明社會狀態的關係」;接下來他又說:「如果人們在進入文明狀態之前,並沒有意思去承認任何公正的獲得,哪怕是暫時的,那麼這種社會狀態就不可能產生。」


他這話的意思,第一是指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從中世紀那種人奴役人、少數人的權力意志奴役廣大國民思想的狀態進步到「文明的狀態」,都是世間唯此為大的第一要務;其次是說,在啟動和實現這一根本性的進步之前,人們必須首先真正意識到過去和眼下種種不公正的不能被繼續容忍,而只有具備了這種對不公正的痛感和對未來公正的渴求,向「文明的狀態」的進步才成為可能。


重讀康德的這個論述,尤其令人感慨警醒。因為對於我們的民族來說,這種走出中世紀而「進入文明社會狀態」卻並非易事——從表面上看,至遲到16世紀,中國就具有了相當規模的城市貿易、以及圍繞於此而顯出的一系列走出中世紀的希望。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希望在那樣長久的年月中並沒有結出真正的果實,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襯托出中國邁向現代公民社會步履的蹣跚。回顧歷史,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將視點集中在明代這中國傳統專 制權 力制 度的晚期形態;更具體地說,是放在了對這個權力體制及其輻射之下社會文化、經濟范型和國民心理的綜合考察上。通過這樣的觀察不難發現:正是中國皇權體制的專制性及其對整個社會的超強控 制,造就了社會文化中的一系列"逆現代性",並為中國從中世紀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埋下了巨大的障礙。


明代權力體制是皇權制度惡性化發展的典型


對明代歷史的研究雖然久已是史學界的一個專門領域,並積累了可觀的成果。但是過去的研究更多地是作為對一個具體王朝興衰原因的敘述分析,而在我看來:明代歷史的更大意義,乃在於它們空前鮮明地昭示了那種因為久遠的歷史和文化的滋養而發展到極為完善堅固程度的中國專制權力制度,它因為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規定性而腐潰、掙扎直至最終走到生命盡頭的完整過程;特別是這個過程中,整個制度體系和社會文化的一切層面,都毫無例外地體現出來的各種各樣具體的、然而在總體上又密切聯繫的腐潰路徑和方式。因此,明代這些史實決不僅僅導致了一個具體王朝的興衰;相反,它們更大得多的意義,在於展示了中國式君主權 力制 度腐潰和衰亡的典型期過程之中,一系列規律性的"制度綜合症"。


以前人們習慣用"封建主義"來概括中國皇權社會的性質,但如黃仁宇先生指出的:"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詞,是日本學者在一百年前從Feudal System翻譯過來的。其實,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差別很大。"


一位前輩學者最近告訴我,他是用"皇權主義"來概括這樣一種具有強烈中國特質的制度文化,如果要新造一個英文詞來形容這種文化,那就是emperorism。而對於這樣一種制度來說,其最發達、最典型、也最具備完整體系特徵的時代,則恐怕莫過於明代。所以只要歷史還沒有真正擺脫這種權力體制,那麼在那個時代所呈現出來的具有規律性和整體性的病態和病理,就或遲或早總要重新顯露出來。


以前有一種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經典性的說法曾經對明史研究和中國現代化史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在我看來,如果歷史上真有過這樣的好事當然值得慶幸,但很遺憾,我得出的結論卻與之完全相反,即:明代為代表的中國君權社會晚期形態所具有的一系列最主要特點,無不是與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完全相逆的。所以如果我們對於明代社會的關注不僅是從一朝一代興亡的原因著眼,而是更留意於探究現代化進程為什麼不能在此時的中國開始、並取得有積極意義的成果,那麼至少有六個方面的問題是值得關注的。而這六個方面,也就是的中國皇權社會"逆現代機制"的主要表現。下面逐一來看。


第一位的,當然就是專 制權力制度在明代的日益趨於高度強化。

我們知道,中國從秦始皇確立了"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 的統治原則以來,皇權專制始終是傳統政治制度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為了維持龐大宗法體系內部的和諧與平衡,這個制度在其生命力比較強健、自我調整空間比較充裕的時候,又必須而且可能對過分專制化的趨向加以一定限度的抑制,這不僅表現為"民本"、"德政"等道德規則的制衡效用,而且更多地體現於政治制度內部的制衡,所以歷史學家吳晗曾總結傳統政治體制中對君主權力的法定限制手段主要有五:"第一是議的制度,第二是封駁制度,第三是守法的傳統,第四是台諫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這些歷史制度和名詞每一個說起來都是挺繁瑣的一大套,但其基本內容都不過是馬克斯·韋伯指出的,在理性化方面取得進步的社會中,"合法的"統 治權 威必須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統治規則和制度程序--換句更通俗的話說就是:皇上雖然是天下萬民 萬物的主人,但是也得多少守一點"王法",不能總是無法無天地由著自己的私慾,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在淪入生命末期以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一方面始終保持著皇權專制的基本指向,另一方面卻又建立了一整套相對於西方中世紀社會來說,是相當完備的政治制度;而這套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大體維持著對皇權過分專制這個必然內在傾向的有效制衡。


但是,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專 制政體的兇殘性格……只能暫時地被制服" ;雅斯貝斯也指出:"一旦建立了獨裁製,便不可能從內部把它消除。……這部機器幾乎自動地保持它自己。"


所以,如中國傳統政治體制那樣的權力制度,它對自身過分專制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體制之內和相對有限的範圍之內,即如吳晗又指出過的:"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卻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因此皇權制度的專制性不僅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剷除,相反會隨著自身邏輯規定的方向而不斷發展。


由於上面的原因,所以在這種權 力制 度進入自身發展的後期以後,其專制化的趨向被極大地強化了,而明代則是這一趨向的典型時期。皇權專制在明代的空前強化,首先就體現在最高統治者的在制度建設上啟用了一系列中國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強化專制君權對從上到下整個社會系統的超強控制,比如:取消相權;大規模誅除一切可能的異己;皇帝通過親自製定頒布、反覆宣講《大誥》三編,以這種法外立法的形式,將空前強烈的統治威懾全力灌輸到社會的每一角落,等等,而這種權力體系和權力運作方式在明代近三百年間一直延續了下來。於是明代人認為本朝政治統治之嚴密到了駭人程度,以至於任何力量都不足絲毫動搖君權的威勢;所以任何具有離異傾向的文化因素在這個超強和超密的控制體系中,都會遭到極為嚴厲的抑制和剿滅。


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映襯的是:統治權力的惡性膨脹,卻越來越成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抑制的趨勢。比如《明史·刑法志·序》所總結的,明代將自古以來皇帝之"敕"(個人意志)高於國家之"律"(法律規範)的制度特徵發展到了極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皇帝到各級大小官吏等等一切權勢者都可以玩法律於股掌之上,用顧炎武的話來說就是"權乃移於法" ,並且使明代政治和經濟在權力集團急遽膨脹的貪慾驅動下走向滅亡。而這種結局其實也是明代權 力 制 度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這一制度極其專橫顢頇地剷除和窒息了任何新制度因素生長的可能,於是僅存的出路要麼是:王朝被以暴易暴的大規模農民戰爭推翻(劉宗敏、張獻忠等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的空前殘暴,是對明代權 力制度極端專 制和貪婪的必然反彈)、並在舊的統治模式基礎上開始新的王朝輪迴;要麼是王朝被異族的入侵和統治取而代之,這兩者又都只能使新制度因素的孕育生成更加成為泡影。而明代的結局則恰恰又是這兩大悲劇的疊加,因此它給中國現代化進程帶來悲劇也就具有格外長久的警世意義。


明代專制權力體制下的社會整體性蛻變


不難看到,權力體制的上述性質,必然啟動和加劇社會核心部分因為無法抑制的專制而導致自我毀滅和"逆現代"的趨勢。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明代的歷史證明,一旦進入這種演化軌跡,問題就決不僅僅發生在"權力體制"這個有形的核心部分;相反,它必然會在最廣大的社會文化範圍內啟動同樣的趨向,因此明代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蛻變就是一種整體性的腐潰。由此我們可以注意到圍繞著皇權專制這個核心,社會文化所體現出的一整套逆現代性的系列特點。下面具體來看:


明代專制權力作用於社會文化的第二個結果,即:專 制體 制空前強化,在社會文化和國民政治心理的一切層面中,都產生強烈而廣泛的"輻射效應"。

因為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是以君權為核心的龐大宗法社會,所以這個核心的走勢當然對整個社會體制和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具體來說,明代權力體制的上述特點,使得整個社會從上到下的每個階層,都只能通過比以往更為自覺得多地依附於權力的方式才能夠生存;而當這種態勢成為極為普遍的法則以後,就會產生一系列重要的社會特徵:首先是專制權力的超強勢能越來越暢達無阻地輻射和籠蓋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和一切環節。其次是高度強化的專制趨向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因為其向下輻射過程中每一層面和環節的共振效應而像滾雪球一樣迅速放大和擴散,典型的例子比如,由於向權力獻媚的驅動力激增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所以統治階級上層的局面是:" (劉)吉與萬安、劉珝在成化時,帝失德,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 ;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等等;而社會底層的局面依然是:從明代初年開始,連為皇帝服役修建宮室的工匠、為衙門當差的民丁這些備受權力壓迫的人們,都千方百計藉助皇權的威勢而欺壓更為弱勢的百姓、從他們身上搜刮財物;而萬曆時,礦監稅監四齣橫徵暴斂,由於權力利益的驅動,所以"地方奸民竄身為爪牙以萬計" --可見這種"權力輻射"的惡性程度和規模之巨大。再次,上述勢態對全社會的有效支配,造就了整個民族的"權威主義"政治心理定勢,也就是:在這個制度中,雖然人人都痛切地受到專制權力的壓迫、都深受貪官污吏敲骨吸髓之苦,但是人人又只能越來越依靠千方百計地鑽營和夤緣於專制權力,才能使自己相對於那些更為孱懦的下層群體來說,得以改變在權力面前的極端卑微地位和飽受的強烈壓迫感。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專制主義的毒質遂得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充分和更活躍得多地充塞了整個社會肌體,從而成為了一種惡性程度極高的"社會性格"。而重視這種空前廣泛而強烈的"權力輻射效應",則是深刻理解明代社會文化的一個關鍵。


明代專制權力作用於社會文化的第三個結果,是社會倫理整體性的"黑洞化"的趨勢。


由於具有上述動因,所以不僅明代權勢階層的倫理惡性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惡性化的趨勢在明代中期以後迅速擴散到整個社會倫理之中。於是,鯨吞無厭、夤緣鑽營、蠅營狗苟、巧取豪奪、恃強凌弱、翻雲覆雨等等,成為從上到下各個社會階層普遍遵循的"生存通則",明代人用"於今交道奸如鬼" 之類的話來概括當時從上到下的世風,而類似的描述在明代中後期的文獻中隨處可見。這種權力高度專制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本文強調的"社會倫理整體性的黑洞化"--即社會文化中幾乎任何可以作為社會進步資源的理性化和良性化的因素,都被無處不在的專制權力黑洞及其急遽擴散到社會一切角落的貪慾所吞噬。比如何良俊記官吏貪污受賄規模在很短時間內的迅速膨脹:"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兌銀子矣,大是可駭事!" 又比如在明代中期的嘉靖時,通行的社會準則就已經是:" 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


類似描述在明代中後期文獻中俯拾即是,其意義不僅在於說明了當時社會極度腐潰的程度,而且更說明:腐敗已經成為這種權力體制運行的基本動力來源,已經成為吸引和壟斷著最主要社會資源和心理趨向的一種高度成熟完備的文化制度和社會的主導範式,成為全社會的興奮中樞,並由此使整個社會被一種瘋狂的、獸性般的貪慾所籠蓋無餘。  


以往的史學研究雖也經常提到明代社會腐敗的種種現象,然而如果我們更從上述角度來分析,就可以進一步地看到:這種腐潰不僅有著很深的制度原因,而且更有著無處不在、高度活躍的驅動機制,這種驅動機制顯然具有比一切具體社會弊端都重要得多的內涵:在權力體制的作用下,明代社會中一切可能向積極方向發展轉型的因素和希望最終都只能萎縮雲滅,於是這種極其強大的"逆淘汰場" 中,就只剩下舉世之人在惡性刺激下爭相趨尚腐潰糜爛這唯一的選擇--所以明代社會的虛偽和腐敗程度在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中都是最為突出的。黑格爾在分析西方中世紀教會的腐敗原因時指出:這種腐敗決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說是單純濫用權力的結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慾即可將其消除;相反,這不僅是一種源於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敗,而且是一種不斷地向一切空間瀰漫的死症,它註定到處孳生出"權力欲、放縱淫佚、種種野蠻和卑鄙的腐敗情形、偽善和欺騙。"


顯然,明代社會不僅也處於這樣的狀況 ,並且更由於專 制權 力威勢的極端化而使其惡果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四個方面,即高度強化的專 制統 治向調控機能全面廢弛的"晚期專 制統 治"過渡的必然性,以及這一過程中的"制度綜合症"。


從表面上看,這一命題似乎矛盾,但是它卻是當時社會政治和社會文化全面蛻變的切實軌跡,所以明代中後期的人們對時局常有這類評判:"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


我們知道,明代中後期社會到處充斥著這類刺目的廢弛現象,但是為什麼在明代那樣為了維繫君權至上和統治集團私慾的超常膨脹而不惜任何代價的環境下,反而導致了這種痿痹如泥的"一片虛泡世界"呢?原來這就是專制權力機制進入惡性軌道以後的"運行效應",所以它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按照傳統宗法社會的結構要求,社會比較穩定地運行,需要相對均衡地調節龐大宗法制度中各個階層的利益,這種平衡機制在傳統政治術語中被稱為"王道"或"大道",其基本的內涵是:"王道"必須以和諧地運行整個宗法社會為基本價值指向,而不能孤注一擲、不擇手段地僅僅以統治者私慾為目的;也就是說,在不突破君權至上的基本前提下,統治者也必須一定程度地顧及"社會公正",其統治才具有合法性和長久維持的可能。對此的論述在傳統政治理論中不計其數,比如宋代江衍《王道正則百川理賦》說:"惟王有歸往之義,蓋在為公;……道之公者,遍覆包含而不偏" ,這話把"為公"與"王道"的相互依託關係講的很明白。

但是到了明代,君權制度下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公正性對龐大社會機體運行的支撐,完全被"超強權力轉化為超大私利"這一社會基本態勢所吞噬和瓦解,於是,一切制度性的法規準則、程序典章、道德規範等等,越來越變成了權勢者藉以欺世謀私的手段;在廣大弱勢群體眼中,越來越因為其神聖外衣的千瘡百孔之下顯出其極丑鄙的本質而淪為笑柄,所以明代中期以後在百姓中流傳有大量政治和社會倫理方面的笑話,它們許多就是直接嘲笑最高權勢者和京師各衙門的。而作為支撐一個社會平穩運行的制度典章和倫理規範一旦整體性地淪入這樣的境地,全社會的人們對之棄如敝履、同時刺激舉世之人轉而蜂擁鑽營尋覓一切逆規範性(政治社會學稱之為"反文化")的利益機制,也就是必然的了。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明代中後期社會的一個極為突出而怪誕的現象:一方面是整個社會中到處瀰漫著空前強烈焦灼的貪婪和慾望,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明裡暗裡的"交易"都非常活躍;但是另一方面,國家中樞體制中卻越來越呈現出死水腐屍一般的氣象:比如一個又一個的皇帝可以十幾、幾十年不上朝、不看奏章;中央內閣里沒有油水的衙門大多都因為長久和大量缺員而根本無法辦公,而與此相映對的是,人們為了鑽營或保住一個肥缺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使用獻出自己的妻妾、不顧自己冠冕堂皇的進士閣臣等身份而爭相向皇帝獻房中術等等極端無恥的手段;任何具有良性意向的創意都會因為可能侵害權勢者的利益而被層層擱置和抵制;同樣,任何能夠傳遞真實信息的渠道都因為危害到權勢者而被視為禍水並被阻絕絞殺,於是層層疊加的相互欺騙蒙蔽,積聚成為一種全社會性的巨大災難,即如明代中期的李東陽就指出的:"(當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 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 在這種趨勢下,"蒙蔽之禍"的嚴重程度至大約一百年後的萬曆、崇禎時期,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對於這種災難的生成機制和嚴重後果,我們可以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狄亞·森對專制體制中饑荒問題的研究為參照:按照他的研究結論,在具有自由交流渠道的民主制度中,真實的信息和反饋機制啟動了那些可以消解和制止災難的有效手段;相反,古代的帝國和現代極權主義國家所以特別容易受到饑荒等災難的毀滅性打擊,是由於在這種嚴重缺乏批評質疑、社會信息系統被權力高度壟斷的政體中,了解真相只能是極少數人的特權。天長日久,不僅下層民眾被到處泛濫的虛假信息所完全統治,而且政府也因整個社會信息系統的普遍誤導而做出越來越重大的錯誤決策,從而使饑荒等災難的後果被極大程度地擴大蔓延。很顯然,明代高強度專制統治導致的調控機能全面廢弛的"晚期專制統治"、以及這一必然發展趨勢過程中的一系列連鎖式致命的制度綜合症,都無不具有這樣的典型特徵。而社會一旦在專制權力驅動下墜入這種泥潭,那麼不論後人如何拚命地抓住一切希望而企圖自拔於災難,都會因為一切良性社會資源和機制早已被專制體制糜耗戕伐殆盡而完全無濟於事,崇禎時代就是這樣的典型。


第五個方面的問題,即:權力制度下"偽商品經濟"的基本特點、以及"偽商品經濟"體制與現代商品法權制度全面逆向化的路徑。


按照為大家熟悉的以往史學界的說法,明代嘉靖前後,中國就已經具有了規模較大的商品經濟,因而其發展明確地指向了近代文明。這個結論影響很大,"明代經濟中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 的傳統結論似乎也有其具體的理由,比如嘉靖前後太湖流域一些城鎮手工業的興盛、商業資本的活躍,等等。但是我以為,僅僅以這樣一些局部的"萌芽"作為這一時期整個經濟生活中的焦點顯然是片面的,因為所有這些"萌芽"並不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相反,明代"商品經濟"只能置身於當時的國家權力體制及其支配下的社會文化之中。因此,考察它們與權力體制之間的關聯,乃是恰當地把握當時經濟形態及其走向的關鍵。而一旦我們的視點落在這個癥結之上,就不難發現:在社會的整體形態和特質上,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主要並不是趨向於現代經濟法權意義上的"商品經濟";相反,它是一種專制權力體制驅動和奴役下的"偽商品經濟"!這樣一種在中國根深蒂固、並且在明代高度發達的制度文化及其一連串的實現路徑,我們以前並未予充分的注意;而對其廣泛的社會文化和國民心理影響,也少有系統的研究。所以才使得當今一些經濟學家草率得出明代權力制度造就了"非常豐厚的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 等等結論。


具體來說,中國皇權制度發展後期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專 制權 力的高度強化及其所導致的"權威主義"勢能向全社會一切角落的強烈輻射和惡性膨脹。專 制權 力在明代越來越走向極端;並且以此為強力手段,最大限度地驅使全社會一切階層蛻變為僅僅為滿足權力階層最大利益的而存在的工具和犧牲,這樣一種整體性態勢作用於全社會的經濟生活,於是就產生了一系列雖然具備了商品和市場交易的外殼,但其本質卻越來越悖逆於現代法權意義上"商品制度"的怪胎,比如:皇權制度對於工商業階層及其一切財產予奪生殺的"天然權力"在明代發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權力體制也可以通過興礦、貢賦、任意劇增賦稅等名目,越來越加重對國民和工商階層財富的掠奪;更為怵目的現象,則是權力通過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方式並直接藉助於"市場"以牟取暴利,比如:利用國家的禁榷、禁止海外貿易和對專賣商品的壟斷權而大肆走私販私、倒賣專控商品的准賣配額;利用採辦、進御、上供、采造、織造、采木等等專制體制無償徵調佔用巨額國民財富的特權,從中貪污瓜分,然後再通過市場轉手拋售而憑空獲得暴利;憑藉權力以佔用通衢要道而開設皇店和權貴家店;開設"官店"以邀集商賈囤積貨物;借用官員特惠免稅的便利挾帶商船私貨;偷逃國稅,等等等等。由於明代統治權力與"市場"之間具有的這種非常密切聯繫、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經濟利益的強烈誘導,所以當時權力階層中的人們為了爭得更大的商業份額,竟然到了邀集流氓惡棍而彼此大打出手、以致轟動全城的地步;蘇州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士大夫們亦"多以貨殖為急" ;權貴之家甚至可以在掌管特務警察(即以橫行不法、殘暴酷虐著稱的"東廠")的同時,又在京師經營" 千餘區"巨大規模的"店舍"! 所以從表面上看,商品經營的規模確是比前代擴大了許多,但是這種經濟在本質上卻是越來越借重於權力的惡性膨脹、越來越"逆市場化"。


亞當·斯密說:"在從事商業的國家中,法律的力量總是足以保護地位最低下的國民。" 而明代權力體制下"偽商品經濟"則與此完全相反:它越是發達熱鬧,也就越徹底地實現了孟德斯鳩所說的"沒有貿易就產生搶劫" ;實現了權力對社會弱勢群體壓榨和掠奪的極端化。所以在當時的文獻中,諸如此類的描寫和哀訴比比皆是:


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皇上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並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並其食而奪之。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上下相爭,惟利是聞。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斗升之儲?皇上欲為子孫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


夫財也,民之命也,取民之財是取民命也。今窮天索產,罄地伐毛,盡宇宙間靡有留利。黃旗相望於郊原,虎冠遍滿於廛市,撤屋據墳,搜藏發窖……


奸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札,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及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

在這種社會機制的驅動下,不論是從社會政治層面、抑或是從社會經濟層面來說,不但新制度因素孕育生長的可能性被完全阻絕,而且連維持傳統社會所需的經濟貿易活動,都最終敗落雕敝。明代文獻甚至記述了這樣的例子:商人們由於權勢者的瘋狂搜刮,最後不得不放棄經營;甚至只能把被官府搜刮糟蹋之後剩下的貨物拉到衙門前面統統燒毀以示憤懣--試想,在權勢階層對市場和國民財富的掠奪如此恣意瘋狂的經濟體制之中,商品法權制度的建立從何談起?


下面來看明代專制權力制度社會效應的第六個方面 。這個方面也許不像前幾個問題那樣具有直接和緊迫的惡性化性質,但實際上同樣極為深刻地阻礙著我們民族的進步。這個隱患就是:專制體制中"權威主義"對國民心理控制的深及骨髓,以及因此而對現代化進程造成的巨大隱性障礙。


我們都知道,現代國家在文化體制和國民群體中的心理基礎,在於公民人格和公民權利意識的養成,因此離開了這種最普遍的觀念進步,由中世紀向現代的進步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胡適曾經說:"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是一群奴隸所能建造起來的。"為了能夠更醒目地提出問題,我們舉出一古一今兩個例子略加比較。前一例子是明代小說《金瓶梅》描寫身為媵妾的潘金蓮在當眾遭受西門慶一頓侮辱和毒打之後,反而加倍對施虐者諂媚效忠的情態:


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侍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侍。到夜裡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技,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 "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你)這屋裡。"


這當然是對傳統社會中臣妾們受虐狂心理的入骨刻畫;然而令人感慨不已的是,我們並不是只有在明代小說中才能讀到這樣的描述。比如資深的共產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溫濟澤的夫人,在"文革"中與鄧拓夫人丁一嵐被關在一起,後來她曾轉述鄧拓夫人對自己在"文革" 中家破人亡慘境的看法,同時表述她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丁一嵐大姐不是常說嗎:"這母親做錯了事,打錯了孩子,做孩子的你能要母親怎麼辦呢?"


中國有句老話叫"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這野雞你一打它,它就飛了,跑了。而家雞就不同了,你怎麼打,它還是在你周圍團團轉,離不開這個家,離不開你的小院,老溫他們就是這樣。在他最後住院的一個月里,他還念念不忘,說:"我是一個好黨員!"聽著他這樣念叨,我心裡真是難受極了,很複雜。我就想,那你說母親打錯了兒女就打錯了吧,你還能對黨有什麼怨恨嗎?老溫他們一生受過那麼多苦,卻常說無怨無悔,這種精神確實是好的,可問題應該往深里一步想,就是說,怎麼才能讓黨讓母親別錯打兒女。……這麼錯打不行。母親本身你怎麼才能做一個好母親,應該多考慮這個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根子究竟在什麼地方?


"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永遠自甘於圍著主人"團團轉"的"家雞"的身份、自甘於隨時可能落在頭上的無端凌辱、自甘於橫遭毒打之後反而只能加倍效忠諂媚和傾心"侍候茶湯腳水"的境遇,這種已經植根於全民族億萬成員內心的臣民哲學和臣妾哲學,其產生當然不始於明代,但很顯然,它是從明代開始才根深蒂固融入我們國民性的;是以明代權力制度的前述一系列惡性膨脹為基礎,才得以越來越強悍有效地充塞了整個國民心理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曾指出皇權日益專制化的結果,是普天下之士"躋之仆妾之間而以為當然!"


我們從明代社會中看到的也正是:人們對於仆妾地位的自甘,已經固化為專制權力格局之下維持其生存和利益的基本心理期待。而對於這種心理的生成機制及承傳軌跡,我們以往給予的研究顯然太少了,用溫濟澤夫人的話來說就是"根子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是需要我們做出努力才能清晰說明的問題。


也許人們會覺得:從《金瓶梅》的時代到現代,時間已經過去了漫長的四百年,這期間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但是在我們這裡,不僅人們對權勢的恭順沒有多少變化,而且連形容概括這種恭順態度的辭語都還是世代沿用、一毫不改,這太不可思議了!但是實際上,這種國民性的延續是一種基本的現實存在,所以真正應該吃驚的,倒是我們對之的茫然不覺、甚至自以為早就完成了對之的超越。也正因為這種茫然不覺,所以我們的曾經得意非常地投身"文革"等等慘劇、在意想不到中遭遇走出中世紀的巨大困難,就都是確有原因的。


而此類專制權力體制對國民心理的惡性化影響可以隨手舉出許多,比如由於明代權力體制強化集權和攫取最大利益的雙重需求,權力與流氓的結合遂成為明代社會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而這種趨勢又至少造成了兩方面的惡性結果:一是流氓文化由以前相對較多地處於邊緣地位,一變躍升為"國家行為方式";二是由以前的尚且受到禮義廉恥的相對制衡,變成了一種越來越普遍地被國民信奉的"國民心理",於是我們看到從明代開始,諸如"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黑心人倒有馬兒騎";"神鬼怕惡人";"私酒家家有,不犯(指不犯到衙門裡,即不被捉住)是高手";"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馬善有人騎";"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捉賊不如放賊";"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惡人必有惡人磨"等大量民諺俗語中體現的流氓文化的觀念,反倒成了越來越多婦孺百姓實際生活中最經常發生作用的價值尺度和人生哲學,從而使整個國民心理受到嚴重的扭曲,而這種普遍的扭曲又為建立現代理性社會制度埋下了極大的隱性障礙。   


明代權力制度的逆現代性留給後世的鏡鑒


由於上面的一系列原因,所以在明代體制之下,"專 制權 力體制的強化·社會文化整體性的腐潰·國民心理的蛻變"這三者之間的密切互動,造就了一種強勁的"反文化"機制,從而使整個社會無可逃遁地墜入滅頂的深淵;而更主要的是,它為中國文化以後的發展預設了極為危險的模式和自我毀滅的"路徑"。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專制權力體製造就的不僅是一朝一代的衰亡,而且更是一種可以將其惡性程度極高的"專制基因"不斷傳布開來和遺傳複製下去的"自動程序",就像一台被感染了病毒程序的電腦一樣,人們盡可以將面前這有形的機器砸毀焚滅,但是這還是不能阻斷"程序"的被複制再生的路徑;以至於我們以後雖然可能擁有表面上全新的機器,但是運行它的程序卻依然可能帶有舊的病毒,依然可能沿著舊有的邏輯重新引發致命的災難。因此對於後人來說,歷史的環境和事件可能過時,但是只要仍然居身於康德所說"進入文明狀態之前",這種"程序"的複製、傳播、變形再生所導致的致命威脅就不會消失。


總之,正如托克唯爾所說:"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 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那種已經"不能再存在下去"的陳腐權力制度,卻為什麼偏偏是整個社會"最難擺脫"的?這不僅是令後人無限感慨話頭,而且更是一個必須做出一系列具體細緻的學術研究才能清晰地說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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