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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陸的新疫病

原標題:歐洲大陸的新疫病


《瘟疫與人》


全球史奠基者

《西方的興起》《世界史》作者


威廉?麥克尼爾


又一部史學經典


開創性講述瘟疫

如何深度塑造人類歷史


與社會的通識佳作



歐洲大陸的新疫病


作者:[美]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譯者:余新忠 畢會成


選自《瘟疫與人》


一如既往,我們了解較多的還是歐洲的疫病事件。在海洋探險時代—1450 年至1550 年,有三種新疾病作為戰爭的副產品引起了歐洲人的廣泛關注。一種是所謂的「 英國汗熱症」(English sweats),只是曇花一現,另外兩種梅毒和斑疹傷寒則一直延續至今。


梅毒和斑疹傷寒都是在長期的義大利戰爭(1494—1559 年)中現身歐洲的。梅毒是在1494 年法軍進攻那不勒斯時,以流行病的方式暴發於查理八世統率的軍隊中。法軍撤出後,國王查理解散了軍隊,士兵們於是把疾病廣泛傳播到了鄰近國家。梅毒不只在歐洲被視為新病,當它隨達·伽馬的水手出現於1498 年的印度,並在1505 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到達廣州15 年之前,在中國和日本現身時,也都被看作新病。[34] 梅毒的癥狀通常相當可怕,以至於每當它出現時總會引起極大的關注。


當代史料充分證明,梅毒至少就其經性交而感染的傳播方式及其癥狀的前所未見來說,它在舊大陸是一種新疾病。但是,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這或許不能歸因於與美洲的接觸,只要有某種引發雅司疹的螺旋體,在皮膚對皮膚的感染越來越無效的情況下,轉而通過性器官的黏膜在宿主間傳播,這種情形即是梅毒。

然而醫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有些專家依然相信梅毒是美洲的舶來品,由此也佐證了當時人們的說法—這是一種歐洲人尚未形成免疫力的新疾病。梅毒第一次在歐洲暴發的時間和確切地點恰好又符合這一假說:梅毒的確是由哥倫布的水手從美洲帶回歐洲的。這個理論在1539 年一經公開,即在歐洲學術界贏得了普遍的贊同。


很久以後,直到導致雅司疹和梅毒的螺旋體被證明在實驗室里根本無法區分時,一派醫學史專家才徹底摒棄了上述理論。要確認導致古人骨頭病變的生物體,無論何種形式的證據,都還有待發展出精確而可靠的方法來驗證。但如果這將是生物化學技術永遠無法企及的話,便不可能取得充分證據,在這兩種有關梅毒起源的對立理論中做出選擇。


不管梅毒對患者而言是如何可怕和令人壓抑,它對人口的影響似乎並不特別顯著。梅毒經常光顧歐洲皇室,法國瓦盧瓦王朝(Valois,1559—1589 年)和奧斯曼土耳其(1566 年後)的政治淪落,似乎就與兩國統治家族中的梅毒流行有關。許多貴族同樣也未能倖免。不過,皇室和貴族家庭沒有健康的下一代,所加速的只是社會流動性,並在上流社會騰出更多的位置。梅毒對於社會中低層的破壞似乎不大。事實上在梅毒處於興盛期的整個16 世紀,歐洲總人口仍在持續增長。直到那個世紀末,梅毒的影響力才開始衰退。隨著宿主與寄生體之間正常調適的出現,急性的感染形式正在消失。一是,較溫和的螺旋體正在取代那些急切殺死宿主的那種螺旋體;二是,歐洲人口的抵抗力也在逐漸提高。即便面對資料缺乏的現實,我們仍願意相信,在快速調適中沒有發生有重大人口傷亡的情形,可能也出現在舊大陸的其他地方。


斑疹傷寒也是如此。作為一種很容易辨識的獨特疾病,斑疹傷寒首次出現在歐洲是在1490 年,是由那些一直在塞普勒斯作戰的士兵帶回西班牙的。接著,在西班牙與法國爭奪義大利半島統治權的戰爭中又傳到了義大利,並於1526 年以新的強度迫使圍攻那不勒斯的法國軍隊倉皇撤離。此後,斑疹傷寒繼續周期性地暴發,並造成嚴重後果:摧殘軍隊,清空監獄、救濟院及其他「 爬滿虱子的機構」—用文學語言描述的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一戰」,當時有200 萬或300 萬人死於斑疹傷寒。就能夠表明人口增長趨勢的零散史料來源來看,斑疹傷寒偶爾在軍事和政治上顯露出的重要性,對於歐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而言,是其在人口的影響上所無法比擬的。斑疹傷寒畢竟是因擁擠和貧困而產生的疾病,統計概率使我們確信,僅就那些死於斑疹傷寒的窮人來說,如果傳染疫病的虱子還沒有把他們送往地獄,別的疾病也會很快把他們帶走。特別是在城市貧民窟,或是其他營養不良的人們悲慘地擁擠在一起的所有地方,結核病、痢疾和肺炎等其他疾病都在爭奪犧牲品。因此,若不是斑疹傷寒置人於死地的速度超乎尋常,或許就不會對人口造成特別大的影響,至少不像人們所感覺的那樣有如此之多的人死於斑疹傷寒。

「 英國汗熱症」是第三種新的(或看起來是新的)傳染病,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它偏愛攻擊上層階級,正如近代脊髓灰質炎那樣,表現出與斑疹傷寒相反的社會後果;第二,它在1551 年以後神秘地消失了,一如在1485 年神秘地出現。正如「 英國汗熱症」的名字所指,這種傳染病首先暴發於英國,時值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Bosworth)戰場贏得王冠之後不久;然後擴展到大陸,並且因在上層階級中產生高死亡率而引起恐慌。「 汗熱症」的臨床癥狀類似猩紅熱,但這種認識在醫學史家中還沒有被普遍接受。它被視為新病的事實,並不說明它不曾作為某種溫和的兒童病存在於其他地方,比如法國,亨利正是從那裡招募了為他贏得王冠的部分士兵。雖說「 汗熱症」的情況比梅毒和斑疹傷寒更清晰,但並沒有影響那麼多的人,以致造成明顯而全面性的人口後果。


1529 年那次可怕的「 汗熱症」的暴發,直接導致了路德和茨溫利(Zwingli)在馬爾堡(Marburg)的會談破裂,他們沒有達成關於聖餐儀式的共識。[38] 我們無法預料,更長的會談是否會保證這兩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達成共識。但正是他們提前從傳染病危險中的逃離,標誌了路德教派和瑞士教派(不久成為加爾文教派)的改革路線自此分道揚鑣,從而深刻地影響了歐洲之後的歷史乃至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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