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三次造反皇帝卻不敢殺其頭目？明朝萬曆年間發生了什麼……
古代史上，農民暴動起義隨處可見，商人發起的暴動維權行動，那可是鳳毛麟角，我們來看看明朝三起比較典型的商人暴動，看看這些地位低下的商人們為何會如此大膽？究竟是誰在為他們撐腰壯膽？
先看第一起，發生在萬曆年間的臨清商變。
明神宗萬曆皇帝嗜好斂財、「好貨成癖」，不放過任何機會聚斂錢財。1597年，明朝皇宮發生重大火宅，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坤寧宮、乾清宮等「三殿兩宮」遭到毀滅性破壞，其中兩宮被燒為灰燼。
皇宮被燒，那還了得，必須馬上修繕啊，啥都可以耽擱，但絕不能耽擱了皇帝享受！可修繕這麼多建築，那可是國家重點工程，需要大筆經費，而對這筆經費，年初可沒有預算，誰會想到皇宮會發生火災呢？加上之前萬曆打了幾次大仗，早就讓國庫了連年虧空，國庫里確實沒有多餘的錢，到哪去弄這筆錢呢？
沒錢，就得找到生錢的辦法！
在此之前，有人報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礦，請派官開採，因內閣大臣申時行、王錫爵以「不與民爭利」等理由反對，未能實施。兩宮火災後，有人再次提出開礦建議，正為錢發愁的萬曆立馬同意。
於是，神宗先後派太監到北直隸地區的真定、保定、昌黎、遷安以及山東、湖廣、遼東、江西、浙江、陝西等地開礦，開礦太監遍布各省。
不僅如此，1598年，神宗又向各省派稅監，對從事礦山、紡織、城市商販等大小老闆額外徵收賦稅。於是萬曆皇帝既自己開礦賺錢，還要徵收礦主、紡織等商人們的錢，既當運動員，還當裁判員。
從萬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礦使、稅監共進銀三百萬兩，並不時奉獻金珠、貂皮、名馬等。萬曆皇帝在民間的「搶錢」行動，不僅激起了商人們的不滿，也激起了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對。
1599年4月24日，山東臨清城，4000多名商人和市民因不滿稅務局長馬堂的壓榨盤剝，包圍了他的官邸，雙方發生強烈衝突，最後兩方死亡共計30多人，馬堂僥倖逃脫。
此次暴動的發起者是臨清商人王朝佐，事後他向衙門自首，最後被公開處死，「臨刑神色不變」，圍觀者數千人，無不為之嘆息。臨清知府李世登親自前往撫恤王朝佐的母親和妻子，當地市民立祠堂紀念他，這說明萬曆的礦稅政策，不但遭到商人反對，地方官員也半公開站在皇帝政策的對立面。
對於萬曆皇帝私自加重商人的徵稅，吏部尚書李戴揭露：「稅監聚斂財富，以十分計算，為皇帝所用的不過一分，落入主持開礦和徵收賦稅的太監的二分，他們的隨從就地瓜分三分，當地土豪惡棍中飽私囊，佔去了四分。」
鳳陽巡撫李三才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斂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直把派遣稅監、礦使比作暴秦。
10年間，萬曆不僅向全國派了很多太監去收礦稅，還在蘇州等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收入紡織、餐飲等其他稅收，相當於在國家賦稅基礎上，又加徵收另一種稅。竭澤而漁的商業政策和令人髮指的暴行，迫使民間爆發了多次商人維權事件，有史可查的就有臨清商變、江西商變、遼東商變、蘇州商變、雲南商變和福建商變。
第二起：蘇州商變。
1601年月6日，蘇州發生規模很大的商人群體性事件，原因是萬曆派太監孫隆前往蘇州，突然宣布蘇州凡織機一架子加徵稅銀三錢，紡織戶每匹稅銀三分，政策一出，紡織企業老闆們紛紛反對。
6月6日，「帶頭大哥」葛成領著幾千大小老闆，當時四周圍觀百姓上萬人，葛成提出「罷稅」要求，被稅務局拒絕，隨後衝突發生。
據《五人墓碑記》記載，當隊伍行進到滅渡橋時，正碰上孫隆下面的稅使黃建節指揮手下在向商販收稅，眾人一齊亂打，頓時將黃建節亂棍打死，接著，又打死另一名稅官徐怡春。然後，隊伍又奔到協助收稅的地方官湯莘、丁元復家，縱火燒其屋。葛成嚴明紀律，嚴格禁止機工奪人財物，有乘火打劫的機工也被人亂棍毆死。
《稅官謠》對這場運動的描述是：「千人奮挺起，萬人夾道看，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蘇州城內的打稅熱潮可以說是如火如荼，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去。
第二天、第三天，罷稅維權運動仍在繼續。據《蘇州織造局志》記載，六月七號，眾人又奔向稅官潘行祿、周仰雲、顧松、郭岩、顧澤、張宜、孫顧等人的家中，將其毆打致死，在將這些外圍據點清除以後，眾人開始轉向孫隆盤踞的蘇州稅廠。
孫隆找到蘇州知府朱燮元，讓他調派兵馬鎮壓，朱燮元說：「國家的兵是用來禦敵的，我不能調派兵馬去鎮壓民眾，而且眾怒難犯，此時調兵無異於抱薪救火。」眼看機工拿著棍棒向自己稅廠走來，孫隆趕緊翻牆潛出城去，躲到了杭州，從此再也沒有來蘇州。
到了第五天，道府出面平定商變，葛成前往自首，說：「我是帶頭大哥，殺我一人就可，不要牽連別人，如果政府株連平民，一定會引來更大的暴亂」。最後，官府判葛成死刑，但一直不敢殺他，關押了13年，最後把他給放了。葛成一直到1630年去世，這已是崇禎三年。
對於萬曆皇帝加稅政策，不僅商人抵制，一些地方官吏對差派的太監，也採取了「不合作」態度甚至強硬的措施。
太監潘相去上饒縣查勘礦洞，並事先通知縣長李鴻，希望有所照應。李鴻卻禁止百姓供給食物，違令者論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終日，饑渴難忍，疲憊而歸。像李鴻這樣的官員在當時十分難得。官員公然對抗礦使稅監是要準備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撓開礦，輕則降職罷官，重則下獄治罪。
萬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罷去礦使稅監。他把首輔沈一貫召入後殿，談及要把派出的內監全部傳回：「礦稅因大工權宜，今宜傳諭，及各處織造，陶器具停。」沈一貫忙回內閣擬旨，慶幸幾年來的苦諫有了效果。誰知第二天神宗身體康復，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內閣追索前旨。於是，商人和皇帝的對抗又不斷升級！
第三起：雲南商變。
1606年，雲南官民不堪稅監楊榮的壓迫，把他抓住處死，萬曆聞訊後怒氣衝天，竟絕食數天，直到皇太后勸解，閣臣拜見安慰，才消氣進食。
其實，在皇權專制社會，皇權和商人是天生的冤家。皇帝有權，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目標是「權力的至高無上」；商人有錢，追求的是「私用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目標是「自由、平等、法治」以及和權力共天下，最好能將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
為何？因為商人一般都擁有或多或少的財產，需要自身財產的安全是他們的第一需要，最擔心的是權力政策的朝令夕改，但皇權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為一體，「三權合一」的最大的特點就是權力的隨時任性，於是，皇權和商人之間矛盾本質上的不可調和性，決定了古代皇帝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必然性，也決定了商人對皇權的抵制和仇恨的必然性。
「無商不富」是經濟規律。國家要富強，統治者要戰勝強敵，又離不開商人，於是，皇權不得不容忍商人群體的客觀存在，但又想永遠奴役商人，讓商人隨時聽命於皇權。
於是，當商人力量弱小、皇權強大時，商人們只能在夾縫裡生存，而要想長期安全生存，那就得絕對聽命或主動為皇帝分憂（比如寡婦清的捐款行動、胡雪岩等官商），但我國古代商人階層也經歷了從小到大的過程，當商人力量足夠強大後，就可能和皇權發生對抗性衝突。
比如，文景之治後，政府的「無為」政策，推動了商人階層的形成，經濟因此獲得了強勁復甦，漢武帝時，為了保障戰爭需要，劉徹向商人即有錢人徵稅，那時，各自為戰的商人階層力量，相比於強大的皇權還尚嫌弱小，保護自己的辦法只能是消極抵制——隱瞞財產，豪強漢武帝於是開展「舉報有獎」活動，運用皇權的力量，處死了一大批隱瞞財產的商人。
到了宋朝，同樣是戰爭需要，要向商人徵稅，但宋朝皇帝就處理得比較好，皇帝和商人們先坐下來商量，不僅是稅收，凡是涉及商人的法律，都要事先聽取商人們的意見，互相協商著就把事就給辦了。這宋朝對商人階層制定政策，真還有點資本主義民主的味道。
到了明朝萬曆，他可能對漢武帝那一套比較推崇，對宋史卻並不熟悉，為了搞錢修繕皇宮，居然繞開政府內閣，直接派大量太監到各地收稅，這不明擺著收兩次稅（政府財政部門肯定一直也在收稅），這就是皇權的任性和囂張啊，但萬曆可能沒想到，他身處的環境和一千多年的漢武帝不一樣了。當時，不僅商人階層的力量、資源和漢武帝時期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當時各界對商人的輿論氛圍也大不一樣了，已經認識到商人的價值，於是，出現商人和下層官員聯合暴力對抗也就順理成章了。實際上，明朝後期的商人暴動，是我國古代商人階層聯合起來的力量不斷壯大、而皇權基礎不穩固的表現。
但是，中國古代商人階層從甘願當小奴婢發展到和皇帝對抗但沒有突破走向資本主義（明末），原因有三：
一是外敵入侵，依靠武力建立的大清權力突然高漲；
二是商人階層力量還不足夠強大；
三是缺乏思想引領。中國儒教已滲透百姓骨髓，缺乏象孟德斯鳩、伏爾泰、洛克等思想家的啟蒙，並提出系統的綱領目標。
於是，明末儘管存在資本主義萌芽，但商人階層最終沒有發展到能和皇帝平起平坐，實現將皇權特別是賦稅權關在籠子里的目標，民主共和也就成了水中花、鏡中月。
而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英、法商人階層的力量不僅足夠強大，更得益於文藝復興運動倡導的民主共和理念，以此贏得了廣大市民的普遍支持，於是，英、法商人階級成功發動了資產階級革命，並推翻了專制皇權，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最終將皇權關進了制度的籠子。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建立，資本家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自然形成對科技的再一次強烈慾望，推動了蒸汽機、火車等先進生產力的狂飆突進，推動了資本主義力量的強大，當中國還陶醉於康乾盛世時（將西方科技說成奇巧淫技，不值一提），西方國家的實力卻悄悄超越了中國。
※將人性的貪慾，關進位度的籠子
※為什麼大部分皇帝的墓都在陝西卻不是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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