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皇帝與寵臣的關係，親密還是危險？ 侯旭東談「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

侯旭東認為，臣下藉助故事、制度和奏章等，把皇帝的生活空間限制在很小範圍內，讓皇帝只能依靠臣下的口與筆了解天下。因此，皇帝強大又軟弱，支配他人又被他人支配。圖為唐代畫家閻立本《歷代帝王圖》中的漢昭帝劉弗陵。（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古人的世界中，受困於現實，求寵爭寵成為很多人發揮能動性的重要途徑。今天的世界，則呈現出豐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創造更有意義的人生。

線性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截矢量，指向「天命」「正統」「進化」。箭頭所指，原本眾聲喧嘩，偶然與必然交織的人世間被刪繁就簡。在新書《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中，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嘗試擺脫這種史觀的羈絆。

十年前，侯旭東起意研究早期帝國的日常統治，設想中若干研究路徑就包括君臣關係。「生活中無人不知關係的重要，學者也不例外，但很多人認為日常經驗跟學術無關。摒棄了生活邏輯，還談得上準確把握歷史和現實嗎？」侯旭東質疑道。

侯旭東選擇的是皇帝與臣或妃之間的寵信關係，正史的「佞幸傳」對此類關係集中記述，其他類傳中也常有「幸有寵」「信幸臣」等字眼閃爍。建立親密關係是得寵的第一步，對於寵臣，皇帝會大把「賞賜賂遺」，進而與之「圖事帷幄之中」，由信而委以重任，密謀大事。

時人早早發現：「勢」比貴更重要。「勢」的大小由距離權力中樞遠近決定，得不到皇帝青睞，貴為太子、外戚、千戶侯也可能成為階下囚、刀下鬼。終西漢一朝，總有人臣前仆後繼，不惜巨大的時間成本、子女金帛，甚至入宮做宦爭寵。而「寵」多是飄風驟雨，一朝得寵，一朝身敗橫死者屢見不鮮。

侯旭東將皇帝與寵臣之間的關係稱作「信—任型君臣關係」，以區別通過皇帝登基、即位、群臣拜謁、稱臣等儀式及日常政務中借文書行政等建立起來的「禮儀型君臣關係」。在他看來，「信—任型君臣關係」並不是帝國童年時期特有的現象。

為此，侯旭東就新書接受了南方周末的書面採訪。

皇帝也要熟人社會

南方周末：書中提到的「禮儀型君臣關係」，能否理解為西方學者所謂「官僚制」和傳統所謂「郡縣制」？

侯旭東：「禮儀型君臣關係」指普遍存在於皇帝與大臣，乃至百姓間的關係，是從人與人關係角度的概括，與「官僚制」和「郡縣制」重疊，但觀察角度不同。它們著眼於制度或結構角度，關注的核心是制度與規則，人往往被邊緣化，也相對忽略皇帝的存在，可能使人誤將其與近代西方的官僚制混同。馬克斯·韋伯使用的「家產官僚制」一說更符合帝制中國的實際。小書立足於人的言行，側重從關係角度分析人（這裡具體圍繞君臣）之間的互動。即便涉及制度，亦是從人與制度的關係分析，與邊界相對清晰的，帶有實體化傾向的就制度論制度不同。

南方周末：書中將「信—任型君臣關係」解釋為皇帝從熟人社會走向天下之治的心理需求，其中包含恐懼。秦漢之際，從分封制到郡縣制的轉變不是皇帝自己的選擇嗎？

侯旭東：的確，郡縣制是秦始皇建立的，但並不是在全國經濟一體化，地區間形成基本文化共識或相互認同（最基本的是人的長期自由流動與反覆接觸，共通語言的出現與文字的統一）等基礎上「水到渠成」的，而是在條件均未具備的情況下，因戰爭征服產生的統一王朝，並經漢代而持續存在。這種狀態下成長起來的人，因活動空間受限，日常接觸的人亦有數，難以頻繁接觸陌生人，不論皇帝還是百姓，都難以擺脫對陌生人的提防、警惕，乃至防範與排斥，會近乎本能地依靠熟人來控制生人。當然也會在生活中結識新人，建立新的信任關係。這種生活狀態不變，就無法避免依靠熟人在陌生世界中生活。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程中，類似現象亦時有所見，各種形式的同鄉聯誼、同學聚會等，內在感受與秦漢時代相去不遠。

南方周末：以往學者，比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似乎認為，鐵制農具普遍使用，灌溉技術等是秦漢之變的物質基礎，而項羽失敗跟逆歷史潮流搞分封制有很大關係，所以郡縣制是「歷史的必然」。

侯旭東：所謂必然，往往是根據歷史結果倒推出來的。劉邦得天下後同樣部分恢復分封制，勝敗有更多偶然因素，和雙方性格、用人等有關。秦漢之變的背景，要到春秋戰國時代尋找，我現在的看法是，那一時期持續幾百年的戰爭成為變革的火車頭。此說不是我的發明，馬克斯·韋伯、許倬雲與趙鼎新均先我指出此點。

南方周末：寵信關係源自皇帝對官僚體制的不信任，還是漢代官僚體制本身的缺陷？

侯旭東：不能說源自後者，任何制度均非完美。這種關係並非僅見於漢代。不信任是部分原因，根據不同皇帝的感受，還會摻雜其他原因，如不滿意、恐懼等。同一位皇帝，不同階段的感受也未必一致。除了官僚，還有一些「寵」是針對妃嬪、恩及外戚，還有乳母等，是其生活的重要內容。生活涉及的面向遠多於工作，官僚制主要和皇帝治國理政有關，僅注意與官僚制的關係還不夠。

南方周末：人們常說中國封建社會是早熟的國家組織形式，「早熟」實際可能是先天不足，有「天下」抱負，又離不開熟人社會的「舒適區」。「天下」常打折扣，變成了「家天下」。

侯旭東：傅衣凌先生早就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早熟」論，其實就隱含這種看法。不過，就公私而言，中國文化傳統揚公抑私，但就出現先後本末而言，「私」是自人類產生以來一直存在的，「公」則是後起的，代表「國」的「公」更是晚出。以前過於看重家、國、天下之間的遞進與推展，沒有注意其（實際是儒生為解決矛盾開出的藥方）背後三者間的緊張與矛盾。

「寵」是資源分配的超車道

南方周末：對於寵信關係何以產生，書中屢屢提到卻未展開的「一君眾臣萬民」很有解釋力。可是按學界說法，中國的皇權並非沒有制約。你在書中也提到，西漢的日常政治實際是丞相主政。

侯旭東：「皇權」這個說法，書中沒有使用過。這實際將皇帝的作用抽象化、均質化，易於脫離具體的人和語境，難免流於形式化標籤。它們一旦形成，往往會成為今人切近觀察與分析古代皇帝與國家的障礙。該體制最主要的功能是分配名號、資源與利益，等級官僚制本身就是分配這些的最重要方式，秩次等級與各種待遇對應，屬於一次分配。漢代乃至後代的皇帝還控制了部分資源以及最終的「人事權」，可以超越官僚制度既有的成規與慣例，進行二次分配，構成一種非常規的超車道。「寵」便與二次分配聯繫在一起，會吸引部分臣民樂此不疲。

對皇帝的限制的確存在。臣下出於不同目的，藉助故事、制度和奏章等，把皇帝的生活空間限制在很小範圍內，讓皇帝跟他君臨的現實世界分開，只能依靠臣下的口與筆了解天下，難逃被支配塑造的命運。這種弔詭情形與「寵」並行不悖。皇帝是個多種矛盾糾結的存在，強大又軟弱，支配他人又被他人支配。漢代日常統治中，丞相主政與當時皇帝、丞相的分工有關，不能將皇帝理解為事必躬親，這種印象多半受了司馬遷描述秦始皇的誤導。

南方周末：書中列舉西漢歷代皇帝的寵臣，有些人並不想把寵愛變現為權勢。這樣的關係對西漢政治有什麼影響？

侯旭東：如果這種寵臣活動的空間在宮中甚至禁中，而不是外朝，且不參與對皇帝決策的謀議，對政治沒多大影響，如文帝時的鄧通，景帝時的周仁之類。有些人在宮中活動，參與謀議，但沒有權力欲，如張安世，實際對政治有影響，只不過暗含在皇帝的詔令中，不為外人所知，本人亦盡量加以掩飾。若在外朝為官，如哀帝時的董賢，即便沒有權力欲，也會捲入朝政，激起大臣的諫言，寵信關係也就不純為私人關係了。作為一國之主，皇帝可以超越與掌控官僚，調動並分配全國的資源。沒有固定的制度或規定來為皇帝劃分公私領域，很難說有什麼純粹私人關係，都可能轉化或摻雜「公」的成分，所以儒生一再強調皇帝要公而無私。皇帝也有七情六慾，法外施恩不可避免，因此現實難符儒生理想，衝突亦不意外。

南方周末：寵信關係是一種危險關係，從臣子角度看成本巨大，很難長久維繫，一旦失敗代價慘烈；從皇帝角度看，宦官和外戚專權也不是什麼好事。歷史上是否產生很多相應制衡機制？

侯旭東：視寵信為危險關係，主要是後代史家，以及今天對此不屑一顧者的看法，多半屬於「旁觀者清」或後見之明。吸引那些渴望廁身其中者的，恐怕是短暫受寵帶來的榮華富貴，以及一時實現權力欲的快感等。正因為看不到福禍相依，熱衷者絡繹不絕。不少朝代為免於重蹈覆轍，採取很多防範措施，實際效果不彰，特別是宦官問題，東漢、唐與明尤為突出。其實宦官是皇帝的延長線，他們的存在與皇帝「制度」緊密相連。敵視宦官與儒生有關，今人更是無意中接受了儒生的立場與態度，因為史書是由儒生出身者撰寫的。

不同人眼中呈現的「寵」的多面性（這恰恰體現了「寵」的關係性），亦是我想藉助此書揭示的。如封底所言：「古人的世界中，受困於現實，求寵爭寵成為很多人發揮能動性的重要途徑。今天的世界，則呈現出豐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創造更有意義的人生。對比古今、先人與自己，在歷史中，進而在現實中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價值與局限。如此，或可讓『讀史使人明智』的古老傳統重現生機。」責編譚徐鋒先生從「代序」中摘錄這段話，深得我心，表達了撰寫此書的根本目的。

能臣、寵臣、佞臣和亂臣

南方周末：能臣、酷吏和寵臣通常是什麼關係？

侯旭東：一言難盡。「能臣」並不是一個通行的說法，「酷吏」因成為類傳的名稱而流行。兩者偏重大臣事功方面突出，表達的是他們與業績之間的關係，「寵臣」則側重於與皇帝的私人關係。能臣與酷吏往往在外朝或地方任職，寵臣多半活動於皇帝身邊。有時能臣亦是寵臣，如漢代的晁錯，明代的張居正，但不存在定數。漢代的張湯則集酷吏、能臣與寵臣於一身。武則天時亦不乏其例。更多時候未必重合，要歸納簡單的關係式並不容易，參與其中的是有慾望、想法，具有創造力與能動性的人。

南方周末：寵信關係只是圍繞著皇帝的諸多關係中的一種，是否要與別的君臣關係互相博弈，才能決定皇帝「朋友圈」的情形？

侯旭東：這恐怕觸及《寵》最不易理解的幽微之處。大處講，是關係思維與實體思維的不同；具體而言，則是為何書名定為「寵」，而不是「寵臣」。一字之差，在我看來，實則是兩種思維方式的差別。「寵」或「信—任型君臣關係」描述的是一種關係狀態，小書圍繞這種關係展開，參與關係構建的有皇帝、男女眾臣，因所處關係狀態不同，有求寵而不得者（大量的），有一時得寵者（即所謂「寵臣」），得寵者之間也會產生爭鬥（爭寵），還有失寵者，也有皇帝寵信，臣下敬而遠之的，這些均納入研究視野。它分析的一個重點是這種反覆發生的「關係過程」，而不僅僅討論哪些人是寵臣。這些寵臣是幫助我們認識「寵」機制的一副透鏡，若將目光停留在得寵者身上，實際是將反覆的過程割斷，僅取最耀眼的一段，無法揭示完整機制。傳統史家撰寫「佞幸傳」便是這種思路，近代學者往往不假思索便繼承了這種分類與書寫方式。這種臣下的類型學描述與研究，恰恰忽略了關係的過程，即其流動性。

各種臣的分類，以及與寵臣之間的關係，在關係視角下並不成為問題。這些分類本身都不固定，按照班固的表述，衛青與霍去病均應納入《佞幸傳》，但因二人有軍功，所以不入。從關係角度看，晁錯、張湯均屬於此類，但或各自有傳，或入酷吏。能臣或酷吏，往往是旁人、史家或後人的概括或賦予的標籤，當時則均是臣，關心能否得到皇帝的賞識與重用，能否得寵。能與酷，是他們與工作之間的關係的符號化，某種程度上亦有助於得到皇帝賞識，甚至成為寵臣，均需具體分析。

「寵」，或更一般意義上「信—任型君臣關係」是中性的，不含褒貶。宋代的王安石，從與神宗關係看是寵臣，或與神宗建立信任關係的大臣。神宗及新黨看來，他也是能臣；高太后及司馬光等舊黨眼中，則等同於禍國殃民的亂臣。皇帝信任並任用他們認為能幹的臣下，是歷朝常態，只不過「能幹」需要在工作中證明，時人看法亦未必一致，觀察的角度、立場不同，標準亦不同。對漢景帝而言，晁錯是寵臣亦是能臣，時稱「智囊」，但對當朝大臣或諸侯王而言，則是禍水。今天諸侯國立場的史料幾乎不存，我們接受的均是站在漢朝立場上的論述，多半會認為他是能臣。

用實體化思路處理，會糾纏於哪些人該納入「寵臣」，哪些人不算，就有些未得要領。小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想提醒讀者，標籤往往是後人粘貼的，而在當時，現實往往是流動的，需要摸索新的視角與方法來處理。

「給自己和劉氏王朝提前宣判了死刑」

南方周末：本書前言對線性歷史觀的批判非常犀利。正文所剖析的寵信關係對以往關於西漢歷史的線性敘事構成了哪些衝擊？

侯旭東：第三部分按照西漢十二帝勾勒了各個皇帝與親寵的關係如何展開，皇帝交替時寵臣的命運，這是本書軸心。附錄二則更為詳盡，力圖窮舉，當然肯定有遺漏乃至誤判。史家的記述也是篩選與遺忘，自有標準，未必將寵臣悉數收入史書，描述與當時人的感受未必吻合。隨時間演進，也會有變動。諸如此類相互疊加，造成判定不易。

寵信關係展開，參與的皇帝與臣下不同，腳本卻大體相同，同時也有不少與眾不同的人。後一類易被忽略，如文帝時「不好外交」，只是媚上的鄧通，可惜在為文帝吸膿一事上得罪了太子，即後來的景帝，太子即位後他未得善終。景帝時的周仁，同樣沒有權力欲，卻得善終；對宣帝有救命與養育之恩的丙吉，受倚重信任，卻對宣帝敬而遠之。受寵者亦可能因他人構陷而陰溝翻船，武帝時張湯自殺，並非失寵於武帝，而是與朱買臣等人的矛盾所致。霍光與宣帝的關係，亦只是披著「信—任」的外衣，內中則是相互防範。而對成帝與哀帝時期的分析亦顯示，王莽最終代漢，除他個人努力之外，一系列因素的巧合創造了可能。成帝對王鳳將信將疑，亦表明王氏地位並不穩固，雖然成帝時王氏把持朝政，真正的關鍵節點是哀帝朝。哀帝猝死而未留遺詔，何人繼位便由生者決定，因太后王政君尚在世，為王氏捲土重來創造了機會。董賢缺乏政治經驗，將璽綬輕易讓與王閎，等於給自己和劉氏王朝提前宣判了死刑。

這些反覆循環、多歧人生、關係格局及種種偶然，按照時序呈現，表達的是西漢二百年歷史的走向並非必然與命定，人生有多種走向與歷史亦存諸般可能。我理解，這就批判了線性史觀，也挑戰了倒放電影式的歷史敘述。本書是將西漢作為個案分析，暗含其他朝代存在同樣情況的猜想。最顯明的例子是正史里有十一史為「佞幸」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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