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汶川大地震中幹了些什麼？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紀念日，10年前的這一天，四川省發生了8級大地震，山被移走，整個城市被毀，7萬人遇難，1.8萬人失蹤，還有37萬人受傷致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之後傷亡最嚴重的一次大地震。
我是在地震發生之後第10天進入災區的。雖然在日本經常遭遇地震，但是，如此慘烈的災情，還是第一次看到，心中的那一份震撼，至今難以忘懷。
3年之後，我再一次去四川地震災區，看到了一棟棟新樓已經建成，一個個新城已經誕生，看到了災區變成了旅遊景區，看到了災民臉上的笑容，心中有了許多欣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中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在四川災區得以了完美的體現。
但是，當我走進地震紀念館，看到的大都是抗震救災的照片，卻少有如何防災、如何避災、如何建造抗震建築的資料宣傳，甚至連地震發生時的悲慘場景，都很少有所展現。地震紀念館最終變成了「抗震救災英雄紀念館」，而不是一個「地震教育館」。這讓我不免有些擔憂：地震還會再來，四川也應該像日本的地震紀念館一樣，告訴民眾自己生活在地震帶上，隨時還會遇到地震。多增加一些如何抗震防災的內容，讓當地的民眾學會自救，學會如何防災，如何建造牢固的房子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四川是一個多地震的地區，地震一定會有周期，前幾天，我採訪了幾位當年參與四川地震救災的日本專家，他們表達的一個很大的願望，是希望進一步推動兩國的地震預測預防和救災合作機制，他們說：「地震不分晝夜，抗震救災也無國界」，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
先讓我來講述一段故事。
汶川大地震發生一周之後，四川省政府接到了國務院的一個指示：立即組織人員編製災後重建方案，以安撫災民惶恐不安之心。
這一任務具體落到了四川省發改委。發改委接到這一任務後很著急，因為根本就找不到一個地震災區災後重建的參考範本，也就根本不知道怎樣寫！唐山當年重建也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當時的四川省發改委主任是劉捷先生，現在的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他想到了日本。因為日本發生過多次大地震，一定會有相關的災後重建計劃書。劉捷先生於是通過人民網的記者楊菲聯繫到了我，跟我說了一句話：「十分緊急，無論如何請提供日本災後重建資料。」
我在辦公室里接到這一個電話，立即感覺到事情重大，必須馬上迅速去做。我知道，在1995年，阪神地區發生過7級大地震，有6千多人遇難。而隨後的2007年，日本東北的新潟縣中越地區也發生過6.8級大地震。阪神地區是城市，而新潟縣中越地區則是農村山區。四川災區既有城市，更多的是山區，很顯然，災後重建方案既需要城市的重建方案，也需要山區農村的重建方案。
如何能夠拿到日本這兩次大地震的災後重建方案？我想到了兩個要好的日本國會議員，一位是神戶市選出的國會議員土肥隆一先生（可惜已經在2016年去世），另一位是新潟縣選出的國會議員田中真紀子女士。於是，我馬上趕到國會，走進了土肥先生與田中女士的辦公室，向他們說明情況，無論如何幫我搞到阪神大地震和中越大地震的災後重建方案。土肥先生是牧師出生，為人特別真誠。而田中真紀子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女兒，那更不用說。兩人立即拿起電話分別打給了神戶市長和新潟縣知事，說明情況後，立即得到了這兩個地方領導的支持。
離開國會之後，我直接奔赴東京車站，搭上新幹線趕往神戶市。我們亞洲通訊社的一位工作人員則趕往新潟縣，當天夜裡，我們就把這兩個地方的災後重建方案背回了東京。
因為全是日語，必須要組織人員翻譯成中文。這時候想到的就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們。那時候還沒有微信群，是一個個打電話，說的都是同一句話：「為祖國出力的時候到了！」結果有16人報名，連夜複印連夜翻譯。而兩位4位懂中文的日本人志願者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一一校對，大家都不取分文報酬，心裡想的只有一點：「能為災區貢獻一份力量，是無尚的榮譽。」
三天之後，我背著厚厚一疊日本災後重建方案從東京飛到了成都，交到了劉捷主任的手裡。
當時把日本救災方案交到劉捷主任手裡後的合影
完成任務後，我當時提出一個要求，就要去汶川災區看一看。但是，根據當時的道路狀況和餘震不斷的情況，他們沒有同意我的要求。最後派了一輛掛著「應急交通」牌子的越野車送我去都江堰和北川地震災區。預先被告知機關幹部赴災區必須自帶糧食，於是陪同我的兩位發改委幹部在車上裝了許多的速食麵和餅乾、礦泉水，於是去了受災最重的幾個城市。
當年在北川災區
我記得到北川後，聽說那裡有一支日本的醫療救護隊，而且是第一支趕到災區的外國醫療隊，總共有20多人。我於是趕去救護站，見到了在那裡忙碌的幾位日本醫生。他們幾乎已經是兩天沒有合眼，需要做的手術實在太多。雖然語言不通，但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身體是一樣的。所以，這幾位日本醫生動起手術來，也是極其到位，其高超的醫療水平和敬業精神，讓當地的醫生們感動。醫療隊隊長是田尻和宏先生，他後來擔任過日本駐重慶總領事。
飛抵成都的日本醫療隊
比醫療隊率先抵達災區的還有一支日本救援隊，這是由日本消防廳和警察廳、海上保安廳特別救災隊組成的一個地震救災專業隊伍，已經參加過世界多起大地震的救災。
救援隊員共61人，都是從日本全國四千名隨時待命的消防緊急救援隊員中選拔出來的精銳。地震時12日發生的，日本的救援隊第一批是在15日，第二批是在16日先後飛抵程度，隊長是小泉崇先生。帶隊的還有一名指揮官是東京消防廳救助課課長原修先生。原修先生是緊急救援教官出身，曾經在新潟縣中越大地震的救援中榮獲功勞勳章，與他同行前往四川災區的小野副隊長，也曾參加過新潟縣大地震的救難工作，都具有十分豐富的經驗。
當時我在北川拍到的大樓倒塌現場
日本救援隊也是第一支趕到災區的外國救援隊，他們當時攜帶的主要救生工具是便攜液壓式鋼筋混凝土切割器，據說可以有效而可控地切開壓住倖存者的混凝土板塊。同時，他們還隨機攜帶有輕便破障機和小型發電機，以便在惡劣的條件下獨立開展工作。他們還攜帶了特種生命探測儀，這種生命探測儀不是依靠地下聲音來判斷倖存者，而是通過監測空氣內人類呼出的特殊氣體成分來搜索倖存者，人稱「生命探測雷達」。
日本救援隊抵達成都後，被緊急派往受災最為嚴重地區之一的青川縣。在倒塌的青川縣中醫院廢墟里被埋著一對母女——宋雪梅和她才出生75天的孩子，於是救援隊立即展開施救。當時，這一消息傳到日本，全國上下都盯著這一消息，希望日本救援隊能夠創造奇蹟，救出這對受難的母子。但是，遺憾的是，雖然經過整整一夜的施救，當救援隊好不容易挪開倒塌的鋼筋混泥土，用手一點一點清理磚石瓦礫，找到這對母女時，發現她們已經遇難了。
好幾位日本救援隊員在現場哭了，他們為自己未能拯救她們的生命而感到內疚。當遇難母女的遺體被抬到一處空地後，日本救援隊全體隊員立隊向這位遇難者默哀，這一情景被新華社記者拍到後，我想許多的聽眾朋友腦海里，一定對這一枚照片還有記憶。
在119個小時的救援活動中，日本救援隊共發現和收容了21具遇難者遺體。
當年參加救災的日本救援隊隊員糟谷良久先生，現在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中國事務所的副所長。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是日本政府實施對外援助的機構，四川地震災區救災隊也是由他們統籌派遣的。其實，從90年代開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北京市消防訓練中心開展業務指導，由日本消防廳派出教官幫助訓練北京市消防隊員。糟谷良久先生說，在四川救災時，他們曾經與北京消防局的救災隊一起合作，雖然雙方語言不通，但是救災的手法一模一樣，當年日本傳授的經驗，在北京消防系統里已經生根開花。這是他們最感到欣慰的一點。
現在擔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中國事務所所長代理的周妍女士回憶說，當時自己和日本醫療隊一起趕到四川。醫療隊一直工作到6月份要結束回國時，有一天，一位小女孩在媽媽的陪伴下，來到了帳篷前，怯生生地來到了正在工作的佐藤醫生面前。鼓足勇氣伸出小手緊緊地握住了佐藤醫生的大手，並用英語和日語大聲說：「Thank you!ありがとう！」這個非常稚嫩的聲音，在我們聽來，應該是日中未來相互理解相互信賴的至福之音。我們知道，此時，有一顆中日友好的希望種子，已在這個紅衣女孩的心靈里播下。
一位因地震受重傷的孕婦，在得知日本醫療隊即將結束救援工作回國時，這位準媽媽通過翻譯對救護她的日本婦產科醫生說：「等我腹中的孩子生下來以後，我要讓他學日語。十年後，希望孩子能再見到您，到那時，相信他就可以對救命恩人用日語說謝謝。」
患者家屬向田尻隊長送花致謝
汶川大地震已經過去10年，這10年間，日本沒有停止過對四川災區的援助與指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幾位專家對我說，災後重建，並不是建了幾棟房子就完事，還需要以此為契機，強化災區的防災減災能力的建設，需要培養一批心理援助專家、需要把被破壞的植被恢復起來，在這一方面，中國還缺乏經驗，因此，這些年來，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中國國家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和災區地方政府，共實施了四川省地震災後森林植被恢復、建築抗震技術人員培訓、四川大地震災後重建～心理援助人材培養、中日合作地震應急救援能力強化計劃、四川減災教育與能力建設示範等5大項目的合作研究與指導，希望能夠為中國培養一批抗震防災專家。
在災區並肩戰鬥的中日兩國醫生
日本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對於地震的預測預防和全民防災救災有著豐富的經驗。中國也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這一次四川大地震，為中日兩國的抗震救災的合作，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機會。日本無私援助的技術與經驗，相信一定會在兩國日益友好的氣氛中，在中國生根開花。這幾天，李総理剛剛結束在日本的訪問，我們時時能夠感受到兩國關係回暖的氣氛。正如李總理說過的那樣，「雨過天晴」，兩國要開啟全面合作的新時代。中日兩國共享抗震救災的經驗，一定能造福兩國人民，造福許多幸福的家庭。
（鳴謝：部分照片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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