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是否決定了國民財富？
導讀
《智商與國民財富》（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最近引發了熱烈爭議。這本書認為，各國國民收入與該國國民平均智商密切相關，智商是一國繁榮的決定性因素。
智商是否決定了國民財富？
文
吉恩·卡拉漢
禪心雲起譯
《智商和國民財富》打算為這樣的論點提供嚴肅的學術理由：目前世界各國人均財富的巨大差別，可大體上解釋為源於窮富國之間遺傳心智能力差異的影響。
此外，作者認為，這種「智力鴻溝」，只能極漸進緩慢地縮小（如果可能的話），因此在援助第三世界窮人的努力當中，必須接受「窮富國差距會不可避免地持續到不確定的未來」。因此，他們下結論說：「世界需要一個新的國際道義準則。它基於對人類心智能力之重大國別差異的認識（…）富裕國家的人民，也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道德義務：向窮國人民提供經濟援助，直到不確定的未來（…）」。
如果作者的核心主張是正確的，如果他們從該理論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正確，那麼後果確實十分嚴重。「白人的負擔」這個陳腐不堪、奄奄一息的概念，就又獲得了新生（儘管按照這項研究，將不得不重新命名為「白人和東亞人的負擔」），而第三世界居民，命中注定，要過長期依賴別人的生活，永遠無法長大成人、真正獨立。鑒於這種嚴重後果，仔細審視此書內容，以確定書中觀點在嚴格審查之下仍否站得住腳，就是恰當的。好吧，我們繼續。
世界各國窮富差異如此巨大，主要決定因素是什麼呢？林恩和彎漢恩回顧了某些彼此對抗的建議，來找出合理答案。雖然他們給某些建議選擇以一定程度合理性，比如自由市場經濟論證，但所容許的是描述那些有利他們自圓其說的成因，而對其餘則完全不屑一顧。
例如，在考慮賈里德·戴蒙德關於地理偶然因素對決定經濟史進程之極端重要性的論斷時，他們寫道：「[他]的理論存在一些明顯缺陷：首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存在本可馴化的野生植物，如高粱、粟、薯蕷和稻米，還存在本可馴化的野生動物，如珍珠雞、斑馬、長頸鹿、水牛和角馬。這些動物沒被馴化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沒有為此付出努力」。作者顯然將前殖民時代的非洲人描繪成：成天呆在自家廊下，遊手好閒、無所事事，酗酒成性，巴望著白人最終抵達，帶給他們福利救濟。
可林恩和彎漢恩似乎並沒有真正讀過他們正在「批評」的作者，因為戴蒙德已經預先回答了他們的意見，而且相當詳細。我只列舉他答案的某些摘錄，就算是這些，也足以證明兩位作者草率的學術作風。在非洲水牛問題上，這種動物是與（成功馴化的）亞洲水牛不同的物種，歸類在完全不同的屬，戴蒙德寫道：「但非洲水牛，被認為是最危險而不可預知的非洲大型哺乳動物，任何瘋到想要馴化它的人，要麼在這種努力中罹難，要麼在它長得體型太大、脾氣暴烈之前，被迫殺死這種水牛」。那麼斑馬呢？「非洲的四種斑馬更糟（…）斑馬有死咬人不放的討厭習慣。因此，它們每年都會傷害多得多的美國動物園管理員，然後才輪到老虎！斑馬實際上也不可能用套索捕捉（…）」。角馬也同樣不適合馴化。
我們的作者責怪非洲人無法馴化的其他五個物種是哪些？正如戴蒙德書中所述，它們中的每一種——高粱、粟、薯蕷、稻米和珍珠雞都被非洲人馴化了，除此外，還有豇豆、花生、棉花、西瓜和葫蘆！鑒於歐洲人大規模抵達這片大陸以來，沒有新的非洲物種被成功馴化，非洲人很有可能馴化了手頭上每一種適合馴化的物種！作者聲稱他們「沒有為此付出努力」，看起來不過是反非裔宣傳。作者還提到「從塞內加爾、幾內亞到衣索比亞、索馬利亞長約4000英里的東西軸線」，就好像戴蒙德沒在他的理論中處理過這個困難。事實上，戴蒙德很認真地處理了。
林恩和彎漢恩在評估了國家財富差異的替代解釋後，繼續闡述其論點的優越性。他們提供證據來證明遺傳因素對於決定智商的重要性，但這裡似乎犯了一個基本統計錯誤。他們引用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說，分別撫養大的同卵雙胞胎之間智商相關係數為0.75。但是，「假設測試的可靠性為0.9（…）同卵雙胞胎之間的校正相關係數為0.83」。一項可靠性為90％的測試的確可能將相關係數低估10％。但它也可能同樣高估10％！何以能夠得出，誤差範圍的峰值代表的就是真實數字？事實上更應認為這增強了人的偏見。
儘管如此，顯然有相當多科學證據表明，遺傳因素對於測出的個體智商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然而，作者從他們（可能是用來辯護）的觀點（個人智商有80％依賴於基因）錯誤跳躍到這個不合理推論：對一國平均智商而言，可以假定遺傳有相同百分比的影響。他們沒有意識到，即使在一種文化中大部分智商差異由遺傳稟賦引起，但文化差異事實上有可能主要來自於環境條件。我提供了一個類比情況（但也許實際意義不大），我希望足以證明這一點。想像一下，有兩個國家，Freedonia和Sylvania，兩國人口中現有的滑雪能力值域，都主要由遺傳特徵解釋。即便如此，如果Freedonia人生活在雪山，而Sylvanian人居住在潮濕叢林中，那麼對於Freedonia和Sylvania滑雪者之間平均而言的巨大技能差異，最佳解釋就極有可能是環境問題。
兩人把「遺傳」和「環境」定位為完全獨立的變數也是不妥的。有時，把這兩種抽象概念的影響隔離開來，也許是方便的。儘管如此，現實中它們是同一枚硬幣不可分割的兩面：變化著的環境條件，深刻影響著遺傳的發展，就好像具有新適應性的生物，也改變它們自己的環境一樣。
我們如果考察公元800年左右一位典型西歐婦女的前景，顯然獲得一個高智商伴侶所獲得的利益微乎其微：她，她的丈夫，還有後代，都註定要成為農民。過此一生，強健的膂力要比靈活的頭腦更管用。隨著西歐城市生活的復甦，對貿易和商業的敏銳性越來越重要，智力追求得到了尊重，選擇一個聰明的配偶，變得越來越有利。因此，考察今天該地區相對較高的平均智商與（作為近代西歐社會生活特色的）日益增長的複雜程度及物質福利之間的關係，前者更可能是後者的結果而非原因。
而且，環境與智力的相互作用，如果像這樣構想，那麼人類文明在某一地區人民當中衝刺在前的領先地位，如今體現在另一地區的某些其他民族，這一事實，就遠遠沒有林恩和彎漢恩感覺的那麼神秘。用他們的理論，他們要如何才能解釋，文明四大「搖籃」中有三個，在他們的數據中表現為低智商地區。那麼，難道它們因此就不可能在人類進步中充當文明火種的火炬手？
作者假設，寒冷的、北方的冬季給人類生存帶來挑戰，導致歐洲和東亞智商更高，這與第一批文明（給他們惹來麻煩的）地點不相一致。每種開創性文化，包括埃及人、美索不達米亞人、印第安人、中國人、印加人、瑪雅人，都出現在冬季要麼相對溫和、要麼根本不存在的地區。然而，根據我們作者的建議，我們應該期望文明首先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西伯利亞和加拿大。但在這個歷史現實不順從他們意志的世界裡，這些地方毋寧說是文明社會的後來者。這些落後地區，要等到熱帶和亞熱帶先驅的影響力抵達，才遲遲進入文明社會。
林恩和彎漢恩還打算將諸國平均智商與相同人群平均反應時間的研究相關聯，以此來支持他們關於西方智商測試在文化上中立的論點。他們認為，測試對象對閃光的反應時間，肯定不依賴於文化因素。然而，他們自己的數據，不但沒有加強他們的理由，似乎還削弱了。儘管四個樣本國家在兩個測試中的排名都相同，但它們呈現出來的最低國民智商是最高國民智商的59％，但最好平均反應時間只比最差平均反應時間要快10％。對我而言，這表明目前的智商測試，顯著高估了世界不同地區居民之間思維敏銳度的任何基本差異。
讓審慎讀者質疑作者所謂各人類亞群之間智力巨大差異的另一因素，是歸給許多非洲國家極為低下的平均智商。例如，作者聲稱，赤道幾內亞平均智商值僅為59分，遠遠低於70分門檻（只要低於該分數，受試者就會被視為智力遲鈍）。無論美國人還是歐洲人，智商只要低到這種程度，就不能獨立管理自己的生活，需要不斷照顧，才能存活於世。任何人，只要和這種智商的人一起呆上較長一段時間，比如為一項特殊教育計劃提供協助達一年的本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一般成員應對現實能力如此低下的整個社會，如何才可能維持下去呢？最明顯答案是，59分的智商值用于衡量一個西方人和用于衡量一個中非人時，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倘若情況並非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繼續存在的明顯事實，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奇蹟。不可否認的是，中部非洲居民無論如何，都在那裡生存了數千年之久，生活在受監管的衛生保健設施之外，甚至和歐洲人民相遇之後，人數還增加了。他們生活所需的認知技能，和那些對歐洲人或東亞人最有用的認知技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但這些技能仍然是智力的展示，儘管這種智力的指向，是應對他們所面臨的獨特環境挑戰。倘若如此，那麼他們在考慮不同心智能力而設計的智力測試中表現不佳，也就不足為奇。
林恩和彎漢恩犯的過失還有：在捍衛他們的論文時，有選擇地使用歷史數據。他們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口，無法企及世界其他地區所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近年來非洲的GDP增速，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愛爾蘭在他們的表格上，作為西歐智商最低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度排名OECD28國第四，近期快速迸發出來的繁榮，使英國也遠不及它，儘管高得多的智商水平歸給了英國。
公平來講，作者的智商數據是近十年前的；難道愛爾蘭人最近也經歷了心智能力的上升？這個國家制定的經濟自由化計劃，是否更有可能表明，自由的好處，可以抵消一國可能面臨的任何遺傳缺陷？
我們的作者進一步斷言：「光憑印象而言，由平均高水平智商的東亞各國20世紀下半葉的迅速發展，和南亞、西南亞、拉美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之間的對比，證實了國民智商水平的影響。」
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原則，即情況的變化，不能用變化前後本身並非不變的因果因素來解釋，而只能由一種全新的因果效應來解釋。如果像林恩和彎漢恩所主張的那樣，智商主要由基因遺傳決定好了，那麼就會推知，在1950年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東亞人必須具有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商。對於解釋從那時起步的經濟騰飛，這個因素也就成一個不甚理想的候選。
更合理的假設是，近代東亞經濟史上最關鍵一面，是該地域的大部分地區多少擁有自由市場，而許多非洲、拉美國家，要麼經受不住各色社會主義宣傳家美好空洞承諾的誘惑，要麼經受不住靠外來援助走表面捷徑通往繁榮的誘惑。（為對作者公平起見，正如前述，他們確實承認資本主義是繁榮的一項重要因素，並用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往昔，來解釋東歐和中國所呈現的高智商和這些地區滯後的經濟表現之間的差異。）
作者也顯示出對比較優勢規律的一無所知。鑒於他們認為區別窮富國重要而持久的「智力鴻溝」，他們宣稱，在低智商國家，「我們應該預見到許多（…）個人失去工作，成為經濟負擔。」他們如果理解比較優勢原理的話，就會意識到，即使是最不具備能力的個人，只要他們能夠完成工作，無論什麼工作，都能向他們更有能力的同胞提供有價值的東西。
一旦承認了這種經濟學基本發現的普遍適用性，那麼十分顯然，即使《智商和國民財富》當中的主要主張是真實的，國民平均智商確實存在重要的遺傳基礎差異，作者源於這一說法的政策建議，也仍然是沒有根據的。每個人，只要並非殘疾，無論他的基因祖先傳到他身上的遺產有多麼微不足道，都能和其同胞展開互惠互利的交換。
因此，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道德上來說，與其通過宣傳這樣的信念，亦即窮人對他人無任何價值、只好靠強者憐憫維持生活，從而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待和貶低他們，顯然不如鼓勵和幫助窮人發現他們可以為社會做出怎樣的貢獻。無論某些國家的國民是否真患有無法克服的智力缺陷，他們所選擇的最好路徑，仍然是自由的道路。
簡而言之，《智商和國民財富》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遠遠不能提供無可辯駁的理由來支持作者的這種說法：由基因決定的智商，對於決定一國的經濟表現，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遺傳的心智能力，對於解釋各國繁榮的相對差異，也許仍然是關鍵的。但是，如果這本書代表著支持這一論點可以搜羅到的最佳證據，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來懷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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