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軍：論社會形態的兩個層級——「五大社會形態」理論的新闡釋
論社會形態的兩個層級
——「五大社會形態」理論的新闡釋
文 / 劉建軍
內容摘要
在歷史發展的「五大社會形態」中包含著兩個層次：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屬於第一層級的社會形態，是大尺度社會形態，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第二層級的社會形態，是小尺度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擁有長得不可比擬的時間跨度，為了能夠更確切地理解這兩個社會形態，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它們內部都應該包含著一系列第二層級的社會形態，而且這些社會形態都具有自身演化和依次替代的歷史規律。共產主義社會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它其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新紀元，其中包含著一系列有待展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其第一個社會形態。採用這樣的歷史哲學框架，有利於解釋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也有利於更好地定位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
社會形態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基礎上，通過對社會形態的劃分，描述了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出發，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規律和趨勢。這樣一種五大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公式表面看來非常簡單，但它為人類發展的自我認識提供了一條最基本的線索，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謎鎖，就像一道閃電照亮了人類行進的路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關於五大社會形態的理論對於人類歷史認識的意義是怎樣估計都不過分的。當然，任何理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五大社會形態理論同樣如此。後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還要結合新的歷史發展和知識進步，繼續深化對五大社會形態的認識，豐富和完善五大社會形態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五大社會形態的時間比例
如果我們仔細地考察五大社會形態各自的時間跨度，就會發現它們彼此是很不成比例的。其中存在著兩個差別甚大的數量級：原始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時間跨度以百萬年計，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跨度則以千年甚至百年計。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不過幾千年，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幾百年，還在行進之中。原始社會的歷史極其漫長，我們至今還不能精確地予以表述。考古發現表明，人類的歷史至少有200萬年，也有說法是500萬年。「人類進化史在非洲留下最完整的腳印，地球6500萬年前出現原猴類，5000萬年前出現猿猴類，沙特發現過2900萬年前的古猴化石。500萬年前非洲猿類進化為人科動物，開始人類起源。」[1]退一步講，就按200萬年算，其中文明歷史還不到1萬年，199萬年還多是在原始社會。顯然，這在時間上是極為不成比例的。
至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能持續多少年，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想像，人類的未來也將是極其漫長的，它甚至可能比人類的過去還長得多。地球的存在以及太陽系的存在還處於中年時期，在可預見的久遠時期之內不會毀滅，因此，儘管我們不能排除因為偶然的天文因素而導致地球毀滅的抽象可能，但我們在研究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時，可以假設這些因素並不存在。這樣，只要人類沒有自我毀滅，那麼人類的未來就是非常漫長的。19世紀德國哲學家杜林寫道： 「如果想到未來的那些千年的系列，那麼要靠原始記載來作歷史回憶的那很少的幾個千年，連同這期間的以往人類狀態，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人類作為整體來說，還很年輕，如果有朝一日科學的回憶不是以千年而是以萬年來計算，那麼，我們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狀態，對於以後將被視為太古時代的我們的時代來說，將具有無可爭辯的意義，不言而喻的前提。」[2]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這段話，但只是批判他否定人類歷史和現實的價值，而並未否定人類未來歷史的漫長。因為恩格斯也說： 「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 那是多麼可笑」[3]。如此漫長的未來至少大部分可以歸於共產主義社會形態。至於在共產主義社會終結之後的人類未來的問題，在五大社會形態的理論框架中是不存在的。
共產主義社會的性質和它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決定了它自身的發展是一個極為漫長的歷史過程。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而是真正的人類歷史的開端。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時起，人類才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人們也才真正過上符合人性的社會生活。而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不過是真正的人類歷史的史前時期，是一個預備的階段。在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後，人類歷史將向著未來展開其極其廣闊的發展空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說，共產主義社會可能有幾萬個階段。這事實上是把發展的觀念，甚至是無限發展的觀念帶進了我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解。我們假設，即使每一個階段只有一百年，那麼幾萬個階段加起來就有幾百萬年。顯然，毛澤東理解的共產主義社會，其時間跨度是與原始社會大體相當，甚至更為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五大社會形態的理論模型中，把這樣兩類時間跨度極為不同的社會形態並列在一起並等量齊觀，肯定是不夠完善的。當然，我們並不能先驗地斷定每個社會形態都同樣長久，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總是有的社會形態長些，有的社會形態短些。但是，如果長短的差距完全不成比例，也會破壞理論模型的結構和功能。將一個幾百萬年之久的社會形態與一個幾千年之久的社會形態並列在一起時，其理論解釋效力就打了折扣。時間和空間一樣，不是空洞的框子，而是同事物存在與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相對來講，更長的歷史時間中包含的人類活動的內容就更多更豐富，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正是中國諺語「夜長夢多」所具有的哲學含義。如果說在原始社會中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十分緩慢的，因而其漫長時間中的有效社會內容可能相對貧乏，那麼隨著人類歷史後來的加速度發展，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漫長時間中，其社會演變的內容應是十分密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設想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就能把如此漫長的歷史過程一網打盡。如果那樣的話，「社會形態」概念在這裡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二、兩種不同層級的社會形態
從時間跨度的大小上可以將五大社會形態劃分為兩組：原始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組，它們都是以百萬年計的社會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組，它們都是以千年或百年計的社會形態。顯然，二者之間有著巨大的數量級差異。為什麼會這樣呢？這種時間跨度的巨大差異在理論上意味著什麼呢？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層級的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同一個層級，可以稱其為第一層級的社會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同一個層級，可以稱其為第二層級的社會形態。第一層級社會形態是大型的甚至超大型的社會形態，而第二層級社會形態則是小型的社會形態。
社會形態的這兩種層級並不是一種簡單的並列關係，而是一種包含關係。第一層級的社會形態內部包含著多個第二層級的小型社會形態。也就是說，第二層級的社會形態是第一層級社會形態內部的子形態。比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社會形態，但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生產關係基礎上的社會形態，所不同的只是私有制的表現形態：奴隸制、封建制、僱傭勞動制。因此，三者實際上同屬於一個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大型社會形態，是私有制社會形態的三個子形態。這樣，按第一層級來排列，五大社會形態就變為三大社會形態：原始公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未來公有制社會，或原始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未來無階級社會。
在第一層級的三大社會形態中，只有私有制社會或階級社會形態具體化了，它分化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種子形態，但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則沒有分化出自己的子形態，而只是以第一層級的形式存在著。因此，五大社會形態的理論模型事實上是把兩種不同層級的社會形態排列在一起了。這從邏輯上來講當然是不嚴謹的，但卻是有其認識論上的原因和合理性的。這反映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不同階段認識的先後順序和不同的詳略程度。也就是說，我們是先認識私有制社會形態，後認識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且對前者的認識是詳細具體的，而對後者的認識則是籠統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類幾千年來一直是生活在私有制社會和階級社會之中。私有制社會在歷史上展現了自身的內在多樣化，依次表現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些，文明人類親身經歷並有文字記載，文明社會的思想家們也不斷地思考和總結這數千年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確認了這三個社會形態的演進。
原始社會雖然也是人類親身經歷，但是由於文明不發展而沒有留下文字記載，而且由於年代極其久遠而湮沒了各種明顯的歷史遺迹。正像一個成年人通常不記得自己的嬰兒時代一樣，對於文明時代的人類來說，原始社會的存在是後來才知道的。只是到了19世紀後期，隨著人類學和原始文化學的發展，人們才知道有一個原始的社會， 並了解其大體情形。發表於19世紀中葉的《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話：「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4]這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作該宣言時還不了解原始社會的情況，因為原始社會還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恩格斯晚年在 《共產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上，為這句話加了一個注釋：「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公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農村公社是或者曾經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的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後，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係，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5]但是，即使大體上知道了原始社會的典型形式，人們對原始社會的認識仍然是相對籠統而模糊的。人類200萬年的歷史，我們所知甚少。正因為如此，我們只能用一個籠統的名稱來稱呼它，用一個社會形態的框架來理解它，還談不到具體地討論其中包含的不同社會階段或社會形態。
對於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也是如此。由於共產主義社會還屬於人類的未來，人們對它的認識當然也只能是籠統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共產主義社會做了內容十分豐富的研究和論述，但他們的論述通常只是原則性的提示，而不是具體細節的描述。這正是他們科學態度的表現，因為對於尚未存在的東西我們當然只能籠統地認識和把握，還談不到將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幾個社會形態來加以具體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在相當長時間裡都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當作一個統一的社會形態來把握，來展望其基本的特徵，只是到馬克思晚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才第一次提出和闡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即「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也就是說，才開始思考和探索未來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因此，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社會還只能是作為一個社會形態而存在。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認識的進步，人們對原始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認識會不斷深化和具體化，因而也就需要對這兩個社會形態進行更具體的階段劃分，在這個過程中將會出現一種需要：用劃分社會形態子形態的方式來考察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從而會逐漸揭示出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不同社會形態及其演進。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出現，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發展階段問題日益成為需要面對和研究的問題。列寧繼承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的劃分，並把這兩個階段分別稱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共識。這種劃分為社會主義國家確認歷史方位和確定建設任務提供了具體指導和迴旋餘地，但也帶來一些理論的困惑：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它與共產主義社會是什麼關係？如果它們同屬一個共同的社會形態，那麼應該如何來稱呼它？在這裡，我們至少是遇到了文字處理上的尷尬：我們有時將第五大形態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有時又稱為「共產主義社會」，還有時稱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有時稱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說明，對於第五大社會形態，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也出現了探索的新需要和新契機。
三、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不是單一的社會形態
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有沒有內在豐富性？這種豐富性是否也會呈現為不同類型的社會形態？從歷史上看，私有制可以是而且事實上是多樣化的，表現為奴隸制、封建制、僱傭勞動制三種基本類型，並因此形成三種不同的社會形態。那麼公有制呢？它是單一的還是多樣化的呢？如果公有制不是多樣化的，那麼不論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怎樣歷史漫長且內容豐富，都只能算一個單一的社會形態，而不能劃分出不同的社會形態。
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不自覺的思維習慣，認為公有制都是一樣的，但私有制各有各的不同。這樣一種不自覺的意識，可能有比較深厚的日常意識基礎。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格言體現的正是這樣的思維方式：幸福的家庭模式是單一的，而不幸的家庭則是多樣化的，具有多種模式。這樣的思維方式是不全面的，它簡單化地把矛盾的一方當作單一的，而把另一方當作多樣的，沒有看到任何一方都是單一性和多樣性的統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說過：「幸福或不幸是複雜的，從來都不是簡單的。」[6]以托爾斯泰的格言而論，也可以倒過來說：不幸的家庭是相似的， 而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事實上，從性質上說幸福和不幸都是單一的，而從存在狀態上講則都是多樣的。托爾斯泰格言的錯誤就在於，從性質上講幸福家庭，而從存在狀態上講不幸的家庭。歸到公有制和私有制問題上，也存在著這樣的誤區，人們往往從性質上理解公有制，而從存在樣態上去理解私有制。結果，把公有制說成是單一的，而把私有制說成多樣的。於是，認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都只能是單一的社會，無非時間長一些而已。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恩格斯關於唯物主義形態多樣性的論述中得到啟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7]。這說明唯物主義具有形態上的多樣性，即從性質上說唯物主義是單一的，而從形態上說則是多樣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社會和私有制社會，也都是如此。
其實，只要我們把原始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加以簡單對比，就可以發現：儘管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是公有制社會，但它們之間的差別卻是極大的。這就啟示我們：在不同生產力水平基礎上，儘管都是公有制，但這種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形態可以有著很大的不同。將這樣的觀點運用於原始社會本身或者共產主義社會本身，也應該是適用的。在原始社會中，儘管都是原始公有制，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也經歷了一些十分不同的發展過程，最後才達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從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中對原始社會的階段劃分，就可以看到這些差別。他將原始社會劃分為六個階段或六種社會：低級蒙昧社會、中級蒙昧社會、高級蒙昧社會、低級野蠻社會、中級野蠻社會、高級野蠻社會。[8]同樣，對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儘管都具有公有制的共同特徵，但在不同發展時期的不同歷史階段上，也會具有明顯的差別，從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形態。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有一段話對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有很大啟示：「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生產制度，最初就是這種原始共產主義在歷史上解體的結果。不過，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經濟制度存在於交換價值控制了生產的全部深度和廣度的現代世界和這樣一些社會形態之間，這些社會形態的基礎是這樣一種公社所有制」[9]。這表明，在同一種生產關係比如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生產制度或公社所有制的基礎上，可以存在著多種社會形態。
我們對公有制的認識是在不斷深化的。在私有制社會，當公有製作為一種理想和想像而存在的時候，人們傾向於把它看作是一個單一的完滿的東西，而不考慮其形態上的差異。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當公有製成為現實的時候，我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並不是那麼單一的，公有制本身也會有形式上或實現形式上的不同，這是它的多樣性。我們在開始時遇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差別，但那時我們沒有領會到這是公有制的合理的多樣性，而只是把集體所有制當作一種初級的、不成熟的、過渡性的形式，覺得它似乎並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很快就會被揚棄，提升為全民所有制。後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漸漸認識到公有制有一個實現形式的問題，公有制原則完全可以體現在不同的經濟形式中，比如，我國社會中的公有制就有不同的形式和成分，國有制、國有控股所有制、合資企業中的國有成分、集體所有制等。這樣，公有制的內在豐富性和現實多樣性得以展現和確認，對我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解放作用。
如果我們把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社會形態的考察上，就可以得到結論：公有制也像私有制一樣，具有多種存在形式和實現方式。正像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可以因私有制存在形式的區別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形態一樣，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在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也會因不同的類型和形式而呈現為不同的社會形態。這樣，不論是原始社會還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都不是單一的社會形態，而只是一種統稱，其內部很可能包括不同的社會形態，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而已。確實，我們作為歷史認識的主體，既沒有生活在原始社會，也沒有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因此，我們對於已經成為遙遠過去的原始社會並不了解，對於遙遠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缺乏認識，只好給它們一個籠統的稱呼。這是正常的，同時也說明：這兩個社會形態對我們的認識來說還有極大的想像空間。可以說，這兩個社會形態是開放的，一個是向著遙遠的過去開放，另一個是向著遙遠的未來開放。
四、共產主義社會內部可能包含多個社會形態
法國思想家傅立葉在批判資本主義文明社會時，論述過社會形態的多樣性，並推測出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會有多個社會形態。他將人類社會分為若干個社會制度，其中三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也有三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他寫道：「文明社會只不過是社會長河中的一段，這難道還不很清楚嗎？如果說在它之前存在過蒙昧、宗法、野蠻三個時期，難道就可以因此得出結論，說它是第四個時期也必然是最後一個時期嗎？難道就不能產生其他的時期，就不能看到第五、第六、第七個社會制度（它們也許比文明制度幸運一些，但仍屬未知數，因為一直沒有人去發現它們）的出現嗎？」[10]恩格斯對傅立葉的歷史觀點給予高度評價：「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11]。恩格斯既然稱讚過傅立葉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階段劃分，那麼我們現在也可以稱讚其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社會階段的劃分。
毛澤東曾比較集中地論述過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問題。他說：「資本主義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要轉變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會分階段的，不會固定不變的，將來或許要另起個名字。」[12]他還說，共產主義社會中不同的階段之間應該有部分的質變，而且會有「革命」。他說：「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13]「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麼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14]這些說法很大膽，把質變和革命帶進了共產主義社會， 對於我們把握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性質和特點，對於我們確認共產主義社會中將會有若干不同的社會形態，也是有幫助的。如果共產主義社會中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或者從一個階段向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有著「部分質變」 的性質，甚至從一個階段向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的過渡體現了「一種革命」，那麼將這些不同性質的社會階段當作不同的社會形態來加以確認和研究， 就是必要的、有道理的。其實，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質變，也就是說「部分質變」。
如果上述推論和設想能夠成立，那麼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劃分不同社會形態的依據是什麼呢？大體上說，劃分的依據首先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特別是生產關係的性質，但同時也不排除會有新的劃分標準參加進來。
首先，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狀況，特別是生產關係的性質。這裡所說的性質其實可能主要是不同的公有制形式或實現方式的問題。既然公有制也可以有或必然有不同的形式或實現方式，那麼它們就會對整個社會的樣態產生影響，並使社會具有相對獨立的特點，那麼只要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它就會成為劃分社會形態的主要標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具有多種實現形式，這我們容易理解，但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是否還有實現形式的不同，可能會有疑義。人們還是傾向於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或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其所有制形式應該是單一的。這個問題可以繼續研究，但至少對於共產主義社會較早期的社會形態來說，很可能還是存在著公有制不同形式的問題，因而劃分的主要標準就是公有制不同的形式。
其次，社會精神生產的狀況，特別是精神生產的方式和關係。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高度發展，已經完全解決了物質財富需求及其可持續性問題，因而物質生產在社會中的地位就會下降。相應地，社會精神生產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並對社會整體產生更大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精神生產的方式和精神生產關係對於劃分不同的社會階段就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社會治理也可能成為劃分不同社會形態的標準。社會治理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只要人是社會群體性地存在的，那麼在社會中必然會有相應的社會治理。這種治理在階級社會中表現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表現為國家機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不再存在階級鬥爭，特定含義的「政治」可能不存在了，但一般性的社會治理應該還是需要的。那麼，社會治理的不同方式或形式，也會給社會形態以不同的面貌。國家的存在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個社會治理問題，而國家的消亡應該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徵。但是，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過程看，也並不是等到國家都消亡了之後才進入到共產主義。因此，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共產主義社會的較早的社會形態中會有國家存在，或者原有的國家痕迹未能完成消除。因而，國家的消亡有可能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自身發展過程中實現的，至於在哪個階段實現，這一點還不知道。但是，從有國家存在的共產主義，到國家消亡後的共產主義，應該是一個頗大的階段劃分，因而很可能是不同的社會形態劃分的一個界限。
最後，個人的發展也能夠成為劃分社會形態的標準。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是相互聯繫的。人的發展也是有階段性的，它當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社會治理的發展而變化的，但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可能會越來越突出，越來越成為一種可以用它來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標準，也許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區間時成為劃分不同的社會形態或社會階段的主要標準。事實上，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關於人的發展「三形態」 的觀點，已經把個人的發展作為劃分社會形態的主要標準了。
總的來說，我們通常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若干特徵，未必是自始至終都並存於共產主義社會全過程，而很可能是分布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或社會形態中。進而，每一個基本特徵，從其不具備到具備，或從其存在到不存在，都可能成為重大的階段劃分的界限，從而成為社會形態劃分的主要標誌。在共產主義社會基本特徵的問題上，邏輯的同時性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實現和體現的。
五、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第一個社會形態
如果我們確立起本文所說的解釋框架，就很容易確認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方位：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或更確切地說，是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第一個社會形態。
長期以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方位，人們存在許多困惑，並引起許多不同的理解。傳統的解釋儘管有不同的說法，但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我們一度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即「大過渡」理論）， 因而認為它不會是很漫長的歷史時期，也不會是自身長期穩定的社會，而應該是一個處於轉變中的並不太長的歷史時期。這樣的看法被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取消了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穩定性，取消了這個社會的長期存在。這對於正確認識特別是科學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現在放棄這種看法，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也應該有其自身的規定性和穩定性，有其存在的長期性。
鄧小平在1953年曾論述過社會主義時期的長期性和獨立性，指出：「對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時期，赫魯曉夫看得很短，我們認為應該是很長的。在一個國家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是肯定的，但在一個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是否可能？赫魯曉夫說生產水平趕上美國就可以達到共產主義。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最終要消滅三個差別：工業和農業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這些差別沒有消滅，怎麼能進入共產主義？看來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很長的時期，這不僅因為有國內因素，還有國際因素。」[15]當然，後來我們沒能堅持這個觀點，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超越發展階段的錯誤。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又強調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據說黨內有同志建議刪去「幾十代」的說法，因為那樣似乎顯得社會主義社會時期太久，會讓人對未來理想失去信心。但是，鄧小平沒有刪，而是堅持這一表述。這就說明，鄧小平是著力確認社會主義社會自身存在的長期性，讓人做好長期努力的準備。而當社會主義社會有自身的規定性和長期性時，就開始具備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的特徵。因而在理論上跨出一步，確認社會主義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的意義，就為我們長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開闢了更大的歷史空間。總結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在向未來前進的時候，要穩紮穩打，做好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準備，而不急於向共產主義社會，或向更高的階段過渡。
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論斷的基礎上，學術界已經有人提出並試圖論證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靳輝明先生提出並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相對獨立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社會形態。把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進行考察，不僅因為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而且因為它本身具有不同於其他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16]。「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既根本區別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又不同於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不僅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而且具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是基於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上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種社會形態。」 他進一步指出：「今後的人類歷史，可能還會經歷若干個社會形態，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則是人類社會擺脫私有制、擺脫階級壓迫以後的最初的社會形態。」[17]
在確認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之後，因為邏輯上的關係，會出現理論上的連鎖反應。首先，需要調整的是它與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關係。一種辦法是把它們並列起來，作為前後相繼的兩個社會形態。這樣的話，社會演進的「五形態」就變成了「六形態」。這可以說是對經典作家社會形態理論的一個重大的改進，也是一個重大變動。而本文採取的是另一種解決方案，即把共產主義社會理解為複合的社會形態，其中包括一系列有待展開的社會形態，而社會主義社會則是其中的第一個社會形態。這樣一種解釋框架的確立，既維持了原有「五形態」 的經典表述，又對其做出了新的解釋。
六、社會主義社會向未來社會的過渡問題
在用本文框架來解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時，還需要做適當調整。因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出現的，由於受這些條件的限制，其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是不純粹、不典型的，其中包含了一些過渡時期性質的內容，甚至是補課性質的內容。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好說現在的一些做法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典型特徵。但是，不論怎樣，從性質上講，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或別的什麼主義，因而大體上是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解釋框架的。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特別是隨著我們以後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就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特徵。
中國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實際國情而做的理論設計，它只是面向中國的，儘管它對於其他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具有參考價值，但它本質上是中國自己的理論，而不是為世界社會主義提供一個統一的理論解釋。從確立這個理論以來，我們黨一直強 調這個階段的長期性，一直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甚至在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情況下，仍然強調 「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而只是將主要矛盾的變化和進入新時代解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長過程中的階段性變化或部分質變。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永遠處在初級階段，而必然會在未來某個時期走出初級階段而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這個更高的階段，根據列寧關於未來社會發展階段三階段設想和我們中國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應該是社會主義中級 階段。在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之後，才是高級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自身的成熟和完善，而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根據以往我們的理解，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就是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即最典型的共產主義社會。完成了這個過渡，就意味著實現了共產主義，意味著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最終目標已經變為現實。顯然，這是一個高標準的過渡，也是一個最終性質的過渡。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那麼，什麼是「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呢？這是兩個有很大彈性的理論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指標性描述，但我們更應該將它們看作是一種性質上的界定，從它們的最高限度上去理解它。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確實已經達到了即將進入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時候，才可以說是「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了。這樣，我們從理論上可以預料，我們黨決不會輕易地斷言我們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而且即使將來社會主義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確定了某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刻，那麼，也很可能會根據新的現實需要而在理論設計上向後退卻，重新拉開與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距離，因為在這裡已經沒有了理論上的迴旋餘地。
但是，根據本文所提供的理論解釋框架，社會主義社會在未來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其實是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個社會形態過渡。它不是最終的過渡，因為還有從第二個社會形態向第三個社會形態過渡，等等。至於第二個社會形態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設想它還不是共產主義的最終形態。因而，我們在社會主義時間跨度問題上，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問題上，就有了理論上的迴旋餘地，而減少了過渡正在迫近的壓力，從而就能夠更從容自如地面對和處理社會主義發展中的問題了。
人們很容易想到，這樣的理論模型和解釋框架也有弊端，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看得太實，並拉得太長了，容易造成人們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鬆懈，甚至失去信心。這當然是有可能的，筆者不能憑空抽象地排除這種弊端存在的可能性。事實上，理想與現實之間本來就是有矛盾的，它們遵循著不同的邏輯。理想信念的建構與實際行程的規劃有著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思路。理想信念的建構屬於主觀性話語，因而需要語言表述上「虛」一點，更有感情色彩和想像空間，需要簡化掉一些歷史行程的具體環節，並把最終理想的實現說得更近一些，這樣便於激發人們的信仰熱情和追求動力；而行程規劃特別是帶有政策性的行程設計則屬於客觀性話語，因而描述要「實」，要去掉感情和想像的光暈，使實際行程真實地顯現出來，而且要考慮每一個具體的環節，不能把最終理想實現的時刻說得太近。只要最後的時刻沒有真實地到來，我們在理論上就不要把它提前，而是要與那個最後的時刻拉開一點距離，以便為實際行動保留迴旋餘地和戰略主動性。其實，我們黨之所以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目的是為了預留政策空間，以免陷入政策制定上的被動。
我們不能排除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也無法迴避堅定未來理想的需要與從實際情況出發的現實要求之間的矛盾，而只能正視這種矛盾的存在，以積極而正面的態度去認識和處理。要看到矛盾雙方的同一性，努力尋找雙方兼顧的平衡點。矛盾雙方的態勢總會有一定的平衡點，找到了這個點就能實現二者的結合和具體統一。任何一個時期的最準確的理論模型和解釋模式，都應該是建立在這個平衡點上的，從而使不同立場和角度的人們都大體上能夠接受，達到思想理論上的共識和認同。當然，這個平衡點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和矛盾雙方的力量消長變化的。因此，我們可以有時候更加強調理想的方面，而有的時候則需要更加強調現實的方面，並使二者保持一定的張力。最後，我們更應該看到，共產主義理想不是宗教性信仰，而是理性信仰，它是能夠也應該建立在對歷史和未來的理性分析基礎之上的。
[1]陳克勤：《古人類從哪裡走向世界》，載《光明日報》，2011-01-0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傅立葉選集》，第2卷，13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摩爾根：《古代社會》，7-8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傅立葉選集》，第1卷，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3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108-1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1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15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16]靳輝明：《論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形態》，載《靳輝明自選集》，234頁，北京，學習出版社，2008。
[17]靳輝明：《論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形態》，載《靳輝明自選集》，237-238頁，北京，學習出版社，2008。
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TAG:長江劉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