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靜：母親的清白
母親的清白
張怡靜
本文作者
雖然在政治的高壓下，母親是個被排擠的小角色，但男人們的眼睛卻圍著她轉。解放初期的婦女大都沒有文化，也就是說許多長官的老婆都是包辦婚姻許配的小腳女人。在這些女人的眼裡，母親是禍水。
一
社會變遷，家人稀落，我只曉得祖居上海。曾祖父叫張登賢，是清末舉人，他的座右銘是「練文習武，忠君報國"
祖父叫張仲甫，追隨三民主義，曾在「三民新聞社」任職。父親三歲時祖父被人槍殺在家門口。
我聽祖母的妹妹，我叫姨婆，姨婆說：張家的男人都不務家業，熱心救國在外忙碌不歸家。你祖母要操持家業，又擔憂家人的安危，積憂成疾而亡，時年39歲。她特喜歡孩子，家族的孩子們也都喜歡她，叫她好好姆媽。
母親年輕時的照片
父親叫張立平。
父親只留給我一個名字: 張怡靜。這是他給我全部的愛，希望我一生怡樂安靜。
父親是個善良的人，上街看到受凍的老人，他會脫下身上的大衣穿到老人身上。看到小乞丐，他會掏盡身上所有的錢給他們。每天晚上他會把小小的我洗乾淨，坐在床頭哄我入睡，然後再去伏案工作。對家裡的傭人也從不呵斥。還辦免費夜校為窮人掃盲。
母親還說，本來傢具都搬上了去台灣的輪船，因為外婆不肯離開上海，母親不忍丟下寡居的外婆，也要留下。結果父親舍不下我們，決定不走，因此喪命。時年父親才二十九歲！
我三歲失怙。自我懂事以後就把父親的照片藏在身邊，可文革那年母親害怕惹事把照片全都燒掉。如今我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但他照片上戴著金絲眼鏡，和善的面容一直留在我的腦海里。
父親是52年7月去上海自首的 ，他說政治歷史問題交代清楚就行，沒有死罪。誰知這就是訣別。從此父親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就此失蹤。上海的姨婆曾讓家人在七個公審大會上四處尋找，均不見父親身影。此間上海的房產、廠房、學校均被沒收。母親才二十四歲，在政治的高壓下，她一個孤兒寡母唯有以淚洗面，痛不欲生。
外婆曾拎著父親的幾件換洗衣服去提籃橋監獄探監，結果衣服被丟 出來，回答是:此人已死。
父親的死，沒有一紙通知。母親小心翼翼地問單位，也說死了。從此母親再不敢提起此事。母親是反革命家屬，遇到的都是憤怒的眼光。
是小人借著亂時打著革命旗號公報私仇？還是當時太亂，不明真相的群眾打死人是不用償命的，不得而知。父親從此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永遠活在我心中，是我一生的思念!
我愛父親，我相信父親是個好人，我為父親喊冤 。
二
父親走後，家就靠母親來支撐。
當時父母在北方工作，一家五口加上保姆，熱熱鬧鬧的一家人剎那間天崩地裂。父親走了，保姆辭了，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又要上班，弟弟才八個月大。在舟山的外婆趕來北方 ，把我和弟弟帶去舟山撫養。在火車站送走我們的那天，母親抱著電線杆哭得直撞頭，一家人只剩下她和五歲的女兒，她恐慌又揪心，不知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凄慘的哭聲引得周圍一群旅客關心詢問，可是母親睜著淚汪汪的眼睛說不出一句話。
那時的母親年輕漂亮有文化，嗓音很好愛唱歌，被單位宣傳隊看上，叫她參加宣傳隊排練節目。因為經常演出，母親拍了不少劇照，可是在文革那年都被她燒掉，一張沒留下。
雖然在政治的高壓下，母親是個被排擠的小角色，但男人們的眼睛卻圍著她轉。解放初期的婦女大都沒有文化，也就是說許多長官的老婆都是包辦婚姻許配的小腳女人。在這些女人的眼裡，母親是禍水。
有個科長和母親同在一間辦公室，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老遠就看見科長老婆手握菜刀站在我家門口，嚇得母親不敢回家。
當時母親並不想改嫁，她一心想回到生她養她的上海，她知道再也找不到像父親那樣疼愛她的男人。
在北方，孤兒寡母的日子使她終日提心弔膽，終於她辭退工作回到上海，誰知在上海等待她的又是一場噩夢。
那時上海還有私立技校，母親為在上海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去上學，遇到一個還在開辦私立工廠又當教師的男人，姓郁。
母親是個小家碧玉型的女人，很單純，沒有政治頭腦。外婆只有她一個女兒，家境不錯，從小寵愛她。（當初外婆外公也在上海，後來日本飛機炸毀了家居的樓房，外公身亡，外婆一個人打拚，為逃避戰亂才回到定海娘家。）母親就是在掃盲夜校認識父親的。
嫁給父親後，父親對母親百般呵護。父親走後母親天塌一般，她不知今後的路該怎麼走，她不知此時再嫁人要有政治的庇護，她對越來越慘烈的政治空氣一點不敏感。當時正在取締私營公司和地下工廠，母親卻認為有技術就可以養活她的孩子，與鬱結了婚。誰知早有人盯著他們，婚後沒幾天，母親與郁一同被捕，塞進悶罐車，押往大西北勞動教養。
《那年是一九五八年》她認為是郁害了她，在教養所和郁解除了婚姻。
我想母親在教養所一定受盡了非人的凌辱，回家後她緘默閉口，一字不提在西北教養所的事。
幾年教養出來，母親一蹶不振，來到舟山外婆家，從此一切聽從外婆安排。
那時的舟山沒有電燈和自來水，閉塞落後。
外婆買了一架縫紉機叫母親坐在街頭縫補為生。母親漂亮文雅，在街頭一坐，引來不少閑散男人。母親不會縫紉，為了生活只好硬著頭皮操作，又要應付那些男人的干擾，回家就和外婆哭泣，不願干那街頭行當。
外婆無奈，又託人找要保姆的人家。母親去了，男人是鎮幹部。母親有文化講衛生，還能輔導小孩學習，男主人很喜歡，可是女主人吃醋，母親只好回家。
後來母親去教養所的事瞞不住，更招來非議，有的親戚怕受連累不敢和我們再聯繫。母親只好出去打工、曬魚鯗、給人洗衣服、、、終究不是長計。外婆一年年老下去，擔心自己死後我母親連個家也沒有，就逼她改嫁。
可是一個被教養過的女人背著兩大政治包袱，又帶著三個孩子，誰敢娶她？
那時我剛上中學，聽得母親常和外婆哭鬧，而且常常一個人跑去海邊獃獃地坐著、、、一天，我看到母親的日記上寫著想跳海自殺。我好害怕失去母親，哭跪在母親面前乞求她別拋下我們。那天，外婆、母親和我抱作一團，哭得天昏地暗。
外婆開始託人做媒，條件是：出身好，人老實，有單位就行。什麼文化，長相一概不挑剔。
寄給遠在北方的母親、我和弟弟寄養在外婆家的照片
那年的夏天，我在鄉下的中學，母親來信說 放假來媽這裡吧。當我走進一間租來的民房時，看到一個黑丑駝背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眯著小眼睛望著我笑，母親不好意思地叫我喊他阿爸。我尷尬地站著，終究沒有喊出口。
我跑出門外，躲在一角，為母親嫁給這樣一個黑丑的男人，為自己有這樣一個沒有文化的繼父痛哭一場。從此母親給我改姓繼父的姓。因為繼父是貧農出身，母親想讓我今後有出路。可是血統論使我一生脫離不掉這個狗崽子的烙印。
繼父憨厚老實，從不欺負人，母親和繼父又生下一女。繼父在公司門崗工作，工資很低，為生計母親去做家屬工，站在高高的船架上敲鐵鏽。那時我已經從內蒙兵團調到漢沽農場，探親回來看到母親破衣爛衫，滿身鐵屑，曬得像個黑人，咧著一口白牙沖我笑，我心裡不是滋味。但令我更痛苦的是母親的精神被徹底摧殘。
文革開始，母親就成了靶子，每天被批鬥，並責她一遍遍寫交代。人說時間是治療傷口的良藥，可造反派卻逼迫她，寫清楚那些說不清又不堪回首的往事，這無疑是往母親的傷口撒鹽。寫完以後不過關，再寫，不知寫了多少遍。每次寫著寫著母親就痛哭流涕，抓著自己的頭髮幾近瘋狂，不能自持。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多年，母親給我寫信仍以：「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開頭。每次拆開這樣的信，我的心就痛得發抖。我回信說文革已經結束，母親可以不用再寫萬萬歲。可母親還是要寫上偉大萬歲，母親的靈魂已經匍匐在地 再也站不起來。
晚年她開始信奉那些造反派家屬，家屬們大都來自漁農村，沒有文化。她們說母親罪孽深重要贖罪，母親就和她們一起穿上黑袍，去燒香拜佛、走十橋，不顧身體虛弱吃素打坐，漸行漸遠，任我說破嘴皮也拉不回她的痴迷。
家屬們開始接納母親，不再歧視她。母親每天閱讀經書，家中經書成堆。家屬們念經不識字就上門來請教，誰家有喪事母親就去送喪，念經，送禮。家屬們開始對母親有了幾分敬意，母親似乎得到安慰，與她們徹底同化。
後來在我下崗去外地打工時，母親絕食身亡。
當我得知噩耗，母親的遺體已經火化。家屬們為她念經三天三夜，她們說如果母親在陰間得道升天就會庇護她們。還解釋說母親在陰間做了官就象公司的領導，可以保佑她們家人升官發財。
我哀從心來，愚昧殺人！
那天正好是九月重陽的傍晚，我一個人走在寧波的公園裡，自責沒有呵護好母親。想到雙親臨終時都沒能見上一面，心痛如絞、涕淚交加，竟忘了邁台階，一下摔倒在地，我乾脆坐在地上痛哭失聲。
路人圍過來看我腳腕扭傷，腫的像饅頭，幫我叫來三輪車，其實我痛在心裡！
1985年上海公安局寄給母親的「平反書」
母親的教養問題終在近三十年後的八五年，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寄來一份薄薄的紙函說；母親的勞教經複查是不妥，現撤銷對母親的勞教處分。
可是母親的一生已經毀了，何以糾正？何以還她一生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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