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輕判日本戰犯引發「人民義憤」

1956年，中國從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出發，提出對日軍戰犯實行「寬釋」政策，要求不出現死刑和無期徒刑。與此同時，周恩來指示要成立以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為中心的「量刑研究小組」，繼續深化量刑討論，同時統一基層想法並貫徹中央的決定。

量刑研究小組的討論結果經檢察院黨組擴大會議討論，重新作為《黨組報告》提交到周恩來手中。然而，檢察院黨組又要求判處「無期徒刑」，表示「如果連無期徒刑也不判，很難平息人民的義憤」。這份《黨組報告》促請中央再次進行討論。撫順戰犯管理所職員金源回憶：譚政文給基層最前線的東北工作團及戰犯管理所的職員傳達黨中央決定時，不僅一般幹部，領導幹部也爆發不滿，強烈要求黨中央變更政策。譚政文帶著基層的不滿拜訪周恩來，周恩來表示：「下級接受不了，主要是因為你們這些上級還沒接受。再過20年，你們就會明白這項決定是正確的。」

考慮到「人民的義憤」根深蒂固，為達成對「寬大」的對日戰犯處理政策的廣泛的同意，中共中央進一步推進了在公開場合的討論。在中央，最初的公開討論是在政協會議上，討論的結果，「大家都贊成」對日戰犯處理政策。政協會議的討論和結果對以量刑研究小組為中心的政法部門也造成了影響。

1956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為「幫助做出最後的決定」，對中央和地方的黨組織下達通知，要求討論戰犯處理問題並提出意見。儘管如此，《通知》也宣告「中央已決定最近即陸續放他們回國」，明確表達了「寬釋大多數，懲治極少數」的方針。此外，日本戰犯的社會參觀也有在地方上進行宣傳的一面——相關報道讓大家知道日本戰犯「思想改造」的進展，以便緩和「人民的義憤」。

從結果上看，中央的「解釋」工作對平息「人民的義憤」是否奏效並不明確，但確實出現了許多報道和報告。特別是在釋放第一批戰犯（335人）前後，僅《人民日報》就登載了25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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