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一個國際社會，華洋人士之間雖然時有碰撞、衝突發生，但日常生活中，上海華人與外僑不可能時時劍拔弩張。上海中外居民平等相處、禮尚往來的事例不勝枚舉。留存至今的諸多實物見證著近代以來中外居民在上海這方土地上友好交往的佳話。

1924年上海兩商會贈送法國領事禮品

銀器為何常被近代上海居民選作贈送外僑的禮物呢?筆者考察,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銀器作為貴金屬製品，具有一定經濟價值和保值、增值功能，歷來被視為財富的象徵。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自古以來就有拿銀器作為社交禮品的習俗。西安法門寺發現的銀器中，就有唐代地方官員進奉皇帝的銀盤、銀盒等禮物。唐代，吐蕃與唐朝交往中，也常常以金銀器作為禮物上貢。唐開元年間，「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1908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曾向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贈送精美銀質酒杯一件，以慶賀雙方兒女婚禮，該酒杯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

1930年上海漢口東棉洋行同仁贈已裴銀爐

其次，近代中國銀器，尤其是上海所產銀器，已將中西文化藝術元素融合為一體，既有濃郁的東方風情，又符合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容易被外國人接受，從而成為中西文化與情感交流的載體。器表銘刻中文吉語：「富貴壽考」。這一吉語所含美好祝福和友好情誼易被西方人理解、接受。

1936年謀得利洋行中外員工贈沃特森銀盤

再次，不少外僑在華居住多年，如美國老資格的中國通「卡爾·克勞」那樣，他們欣賞和尊敬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如今從外國迴流中國的涉外銀器，即為部分旅居上海的外僑家族保存至今的禮品。

當然，近代以來，上海經濟發達，中外交流頻繁，為銀器作為社交禮物奠定了經濟和社會基礎。

1939年花旗銀行上海分行買辦間職員贈牛惠爾銀碗

近代上海社會中外之間銀器贈、受者，涉及上海軍、政、經、教等多個社會領域；從贈受雙方的社會地位而言，銀器主要是上海中、上層華人與相應層次的外僑之間互相贈送。中外之間贈受動機複雜多樣，難以一言道之。但從華洋互贈銀器看，近代上海中高層華人與外國人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友好交往則是不爭事實。

1940年代上海郵政管理局會計處同人贈格連維銀爵杯

近代上海中外民間交往中常見的禮品銀器背後，是近代上海中外交往的另一段歷史。透過近代上海涉外銀器，可看出近代上海中、外民間交往面之廣、民間情誼之深。近代上海中外居民，雖然立場不同,利益訴求不同，在政治、經濟上衝突時有發生。但在社會生活層面，他們對忠、正、善、美等精神追求存在共性。

1940年美國駐滬總領事署全體職員贈總領事高斯銀盒

銀器贈﹑受者維護上海社會穩定、促進上海社會發展的心愿是一致的。那些對上海治安、社會發展，尤其是協調中外關係方面，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外僑，能得到華人社會認可與讚譽。

民國時期海道測量局中國人贈英國籍副局長米祿司銀盾

近代上海社會，中外在政治上、經濟激烈衝突、鬥爭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中外居民在生活中友好相處, 為社會發展共同努力，同樣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和有機組成部分。近代上海銀器中凝結的中外友好情誼，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近代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形成與發展的一種軟實力。

原文作者：胡寶芳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8年2月刊《近代上海銀器中的中外情誼》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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