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 星： 1930—1931年主力紅軍整編的源起、規劃與實踐

原標題：應 星： 1930—1931年主力紅軍整編的源起、規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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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星為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釋從略

專題論文

1930—1931年主力紅軍整編的源起、規劃與實踐

應 星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發動了南昌起義，並在八七會議上確立了舉行工農武裝暴動的方針。自此，中共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獨立武裝，軍事鬥爭開始在中共革命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不過，在1929年前，正規的紅軍建設並不被中央特別重視。中央對各地陸續建立的主力紅軍只有原則上的指導，而缺乏統一的規劃、整編和指揮。這些武裝大多由省委一級或特委一級的黨組織自行規劃和指揮。各地在組織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如果過於倚重正規武裝，就可能被上級扣上「軍事機會主義」的帽子。隨著各種形勢的變化，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提高了對紅軍重要性的認識，將「分開以深入發動農民群眾」的策略改變為「集中游擊以發動群眾」的策略。1930年2月，中央軍事部首次向中央提出將全國紅軍編為8個軍，由此揭開了主力紅軍整編的序幕。

學界至今對主力紅軍整編問題研究甚少，僅有的一些零星研究也只是介紹了各支紅軍隊伍整編的結果，而未觸及整編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及其解決辦法。實際上，主力紅軍的整編過程甚為複雜，遠不是按照中央一紙命令來執行的。這裡面既涉及中央和主力紅軍之間的關係，也涉及主力紅軍與地方黨組織之間的關係、主力紅軍與地方武裝之間的關係以及主力紅軍與主力紅軍之間的關係。由於這些關係的複雜性，使主力紅軍的整編出現了許多不同的類型，展現出不同的組織形態。1930—1931年是紅軍整編的高峰時期，紅軍歷史上63個軍（含不同部隊的重複番號，不含同一部隊的不同番號）中的32個、10個軍團中的4個和3個方面軍中的2個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整編的。我們通過對這一時期紅軍整編中複雜的組織關係的研究，既可以深入理解作為中共基本組織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紅軍中的發育過程，也可以揭示出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歷次整編過程中的基本特點和機制，尤其是可以展現出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所形成的「伴著發展」的軍事戰略思想對中共軍隊成長的重要影響。此外，紅軍整編中所面臨的一些張力也使我們能夠從一個側面深化對蘇區後來發生的大規模肅反現象的認識。

一、 紅軍統一整編前的基本類型

在中央對各地紅軍實施整編前夕的1930年3月，各地紅軍有62700多人，編為13個軍，分布在南方8省127個縣。這些紅軍有許多不同的發展模式。毛澤東1930年年初曾把當時的根據地和紅軍分成「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誌敏式」4種類型。朱毛紅軍不僅在中央統一整編前已經發展成為最有實力的主力紅軍，而且由於毛澤東獨具高度的戰略思想而展現出十分獨特的發展道路。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是當時另一支實力較強的主力紅軍，與朱毛紅軍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戰略思想深受毛澤東影響，因此，可以將其歸屬在朱毛紅軍這一類型中。以賀龍、李文林和方誌敏為領袖的各根據地紅軍雖然各有特點，不過，它們又都屬於擁有卓越領袖、發展達到一定規模的地方紅軍，從這個角度可以把它們看成同一種類型的紅軍。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根據地和紅軍的類型劃分中沒有將鄂豫皖包括進去。這個遺漏並不是偶然的，因為當時的鄂豫皖紅軍雖然已發展到一定規模，在組織上卻處於缺乏公認領袖的狀態。下文對紅軍統一整編前基本類型的劃分就以朱毛紅軍、賀龍紅軍及鄂豫皖紅軍為代表。這3支部隊正是後來的三大紅軍主力的原型。

（一）朱毛紅軍

朱毛紅軍即1928年4月中旬由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整編而成的紅四軍。5月初將湘南農軍遣散後，全軍仍有6000多人，2200多支步槍。其軍隊主幹出自國民革命軍，職業化程度高，實戰經驗豐富，是當時全國紅軍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游擊半徑最廣的一支紅軍，先後建立了井岡山、閩西、贛西南等根據地。朱毛紅軍在組織上有4個突出特點：

首先，有公認的領袖和穩定的核心領導層。紅四軍自建立以來，雖然曾經歷過內部紛爭的風波，但毛澤東、朱德和陳毅一直是其核心的領導，並在古田會議上最終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前敵委員會的領導模式。

其次，毛澤東從紮根井岡山時期到游擊贛西南、閩西時期，逐步摸索出「伴著發展」「波浪式的向前發展」「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戰略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從軍隊與地方的關係來說，強調的是軍隊不僅要打仗，而且要做地方工作，充分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而從主力部隊與地方武裝的關係來說，強調的是主力紅軍對地方武裝要精心加以培育，「游擊部隊對於地方武裝是與他的工作同始終的」，看重地方武裝如同看重自己的部隊一樣。

再次，正因為毛澤東有著獨特的戰略思想，所以，他所領導的紅四軍在組織上與當時的中央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中央對紅四軍這支最強大的紅軍部隊一直高度關注，並發出過許多指示。而毛澤東並不盲從中央的指示，總是根據自己的洞察力有選擇性地接受或婉拒中央指示。比如，1928年11月，他就婉拒了中央提出的在軍中以政委制來替代黨代表制度的要求，而在1929年4月初又對中央提出的紅軍分散行動及朱毛離開部隊的指示提出了明確的異議。不過，從中共六大到1930年年初，位於中央決策層並主管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見地比較重視，也明確支持毛澤東在紅四軍的領導地位。因此，毛澤東對紅四軍特立獨行的領導與中央尚不構成直接的衝突。從紅四軍的軍政主官職位來看是高度穩定的，中央既調不出人，也派不進人。

最後，紅四軍的行動基本獨立於地方黨組織的領導。紅四軍最初的成立是奉湘南特委之命。但紅四軍的指揮權從1928年到1929年不斷上移：先是歸屬於毛澤東任書記的湘贛邊特委，而後歸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共同領導，最後直接歸屬於中央。1929年後，紅四軍前委還反過來對割據區域的特委乃至省委構成了實際的領導關係。

（二）賀龍紅軍

賀龍紅軍指的是賀龍1928年7月建立的湘鄂西紅四軍（與朱毛紅四軍番號相同，本節用「湘鄂西紅四軍」以示區別）。在八七會議的號召下，各地建立的這類以本地人為主的工農武裝很多，而賀龍紅軍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其領袖具有全國性的聲望。賀龍年輕時就在家鄉組織武裝，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南昌起義部隊總指揮，是全國著名的軍事將領，在湘西北一帶擁有極高的聲望，其舊部、朋友、親戚因為追隨他而從軍者甚多。雖然湘鄂西紅四軍成立不久就被打散，但賀龍又能很快將隊伍重新組織起來，並通過加強黨的改造而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另外，因為賀龍與領導鄂西紅軍的周逸群的特殊關係，賀龍的影響力擴大到了整個湘鄂西地區。周逸群曾長期在賀龍軍中任黨代表、師長，1928年1月又與賀龍同受中央派遣來湘鄂邊發展武裝，4月在戰鬥中與賀龍失散，轉往洪湖地區，在鄂西發展起來一支游擊隊伍。湘鄂西紅四軍與鄂西遊擊總隊雖然在1930年前被敵軍分割開來，卻因為賀龍與周逸群的關係而具有較強的整合基礎。

從組織關係來看，賀龍紅軍與上級黨組織之間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賀龍與周逸群在1928年1月從上海去湖南組建湘西北特委時系受中央的委派。5月，湖南省委決定將當時已停止工作的湘西北特委併入湘西特委，並在賀龍部隊中組建由他任書記的湘西前委。但湘鄂西紅四軍在隨後的半年裡遭受了重大挫折，與中央、省委和特委均失去了聯繫，直到11月初才與中央重新接上關係。此後湘西前委就歸屬中央直接領導。但兩者之間交通困難，中央對湘西實際情況很不了解，難以進行具體指導。即使中央提出一些意見，賀龍也和毛澤東一樣並不盲從於中央的指示。1928年10月4日，中央致信賀龍，希望他離開部隊到中央來工作。而賀龍在農曆九月前後和1929年4月給中央的兩次來信中都婉拒了中央要他們把部隊分散開來以及讓他離開隊伍的要求。周恩來在1929年3月17日給賀龍的信中，承認中央對當地的實際情形上不十分明了，不能具體答覆他們關於發展區域問題的請示，讓他們自行「斟酌實際環境，取這些條件最多者而選擇之」。

（三）鄂豫皖紅軍

與朱毛紅軍相較，鄂豫皖紅軍與賀龍紅軍在1930年前都屬於實力尚不強、以本地兵源為主的地方紅軍。而當時鄂豫皖紅軍與賀龍紅軍又有一個明顯的不同：缺乏公認的軍中領袖。

1928年7月，在麻黃起義基礎上成立了紅十一軍第三十一師。1929年5月，在商南起義基礎上成立了紅十一軍第三十二師。1930年1月，在六霍起義基礎上成立了紅十一軍第三十三師。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這3個根據地及其紅軍的建立，有賴於這些地方出生的激進知識分子較多，在起義初期起到了重要的動員作用。然而，這3地領導者的地方意識都很強，他們中缺乏類似賀龍這樣跨地區的領袖，因而缺乏把這3支隊伍聚攏在一起的靈魂人物。商城甚至發生了鄂東北和皖西派往紅三十二師的兩任黨代表以及區委書記均被殺害的惡性事件。中央巡視員斥責「商城同志地域觀念非常濃厚，對於外去工作的同志，異常嫉視，尤其是努力而且堅決的同志，都受到他們的排斥」，「黨和軍隊中的關係，同志與同志，官長與士兵，都是以封建的感情維聚著，不是主義，不是政治信仰，所以同志中、士兵里不能保證黨的領導」。尤其是紅三十一師與紅三十二師之間戒心重重。1929年9月初，紅三十一師和三十二師雖然會合在一起，但紅三十一師官兵晚上睡覺時都枕著槍，以防意外，而紅三十二師也在一夜之間不辭而別。

由於紅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的地方意識都相當強，因此在與地方黨組織的關係上呈現出這樣的特點：直接領導這些部隊的地方黨組織層級較低；軍隊與來源本地的黨組織關係相當密切，而與來源外地的黨組織的關係比較緊張。紅三十一師一直由特委一級黨組織直接領導：先是鄂東特委，後演化為鄂東北特委，再後發展為鄂豫邊特委。紅三十三師由六安中心縣委直接領導。這裡最複雜的情況是紅三十二師與黨組織的關係。商南起義在策劃時，商城縣委遭到破壞，所以豫東南特委將商南的黨組織委託給鄂東特委領導，鄂東特委為此專門成立了商羅麻特別區委來領導起義。因此，紅三十二師在1929年5月成立時歸商羅麻特別區委領導。6月，豫東南特委撤銷後新成立的信陽中心縣委與由鄂東特委改建的鄂東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商南黨組織與紅三十二師交還給商城縣委領導，由信陽中心縣委派人接收並組建商城縣委。但原來由鄂東特委派出的商羅麻區委書記徐子清和紅三十二師黨代表徐其虛抵制接收，提出要建立鄂豫皖特別區委。結果造成商城縣委和紅三十二師將徐子清和徐其虛先後殺害的事件。這說明鄂東特委派到紅三十二師的人只承認鄂東特委而不願承認商城縣委，紅三十二師的商南籍本土幹部又不願承認鄂東特委及商羅麻特別區委而只承認商城縣委。在徐子清和徐其虛被害後，紅三十二師一度發展到除商城縣委外拒絕聽從任何上級黨組織的地步。8月，信陽中心縣委決定將紅三十二師直接歸中心縣委指揮，紅三十二師竟拒絕接受。紅三十二師甚至與中央巡視員的關係也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在中央9月決定成立鄂豫邊特委並將商城縣委和紅三十二師劃歸特委領導後，信陽中心縣委也指示紅三十二師須執行中央決定，但紅三十二師拒不執行命令，反倒圖謀危害前來商城解決問題的中央巡視員及新派到商城及紅三十二師工作的幹部。直到1930年1月，商城縣委和紅三十二師才承認鄂豫邊特委的領導關係。

上述3種類型的紅軍在其發展中呈現出各不相同的組織形態。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這種不同對隨後開展的大規模的紅軍整編進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 中央對紅軍整編的規劃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揭開了國民黨軍閥混戰的序幕。5月，中東路事件爆發，共產國際把此事件看作帝國主義對蘇聯進攻的開始，並向中共中央發出了一系列「左傾」的指示。中共六大關於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現在尚處於積蓄力量、爭取群眾、準備暴動的階段的結論隨即被改變。9月18日，中央發出第49號通告，將反對進攻蘇聯和反對軍閥戰爭作為現階段的中心任務。12月8日，中央又發出第60號通告，提出中國革命形勢「無疑的要更快的爆發革命高潮」，因此「須極力擴大與集中紅軍的組織與戰鬥力量，儘可能的鼓動廣大農民起來加入紅軍，集中農民的武裝群眾，編成正式的紅軍」，「紅軍發展須實行大規模的游擊，過去避免奪取主要城市之策略，也須改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央開始強調紅軍的統一編製和指揮，紅軍也由此開始了從游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中央關於紅軍的整編規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從1929年年底持續到1930年10月左右。

中央在規劃中首先明確了對紅軍的指揮權，地方黨組織與紅軍只能發生橫的關係，而不存在縱向領導關係。在1930年前，除了紅七軍外，其他紅軍番號都是由地方黨組織自行授予的，因此各地紅軍在名義上是歸屬於省委或特委甚至縣委指揮的。中央軍事部對各地紅軍並無指揮權，而只負組織、聯絡和原則指導之責。中央軍事部1929年12月19日發布的《擴大紅軍的計劃大綱》初步對六大紅色區域的紅軍擴大與發展策略進行了布置。1930年2月1日，中央軍事部正式提出將全國紅軍統一編為8個軍。但中央的這個命令並沒有得到非常有效的執行。這促使中央4月3日專門發布了關於全國紅軍指揮問題的通知，明確了紅軍與中央及地方黨組織的關係：「以後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各省省委以至特委必須更密切地與當地的紅軍發生很密切的經常的橫的關係相互幫助。」為了解決中央與各地紅軍距離太遠、指揮不靈便的問題，該通知還決定成立軍委南方辦事處和武漢辦事處（正式成立時定名為長江辦事處）。此後，中央對紅軍的指揮權又進行了多次重申。比如，中央7月21日強調：「各地紅軍成立軍的名義，除必須有相當的基礎，先報告中央，由中央審查批准後，才能掛出軍的名義，及至軍成立之後，則上級的指揮管理均歸中央軍委指揮，地方只與發生橫向關係。」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紅軍的統一指揮權移交給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有全權指揮所屬的紅軍與一切武裝力量，只有其上級政府與黨的蘇區中央局或特區委員會可以變更其決定。地方政府與地方黨部均無權干涉。」為了更有力地領導蘇區工作，中央還在1931年先後成立了蘇區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鄂豫皖中央分局。

中央對紅軍的整編重點在軍級部隊番號的頒布。1930年2月1日，中央軍事部計劃將全國紅軍編成8個軍：「鄂東北、豫東南的原三十一、三十二師為第一軍，賀龍為第二軍，贛西南之二、三、四團為第三軍，朱毛為第四軍，彭德懷部為第五軍，鄂西原周逸群部為第六軍，廣西為第七軍，陽新、大冶之紅軍及此次由獨立十五旅兵士叛變過來的為第八軍。」 4月10日，中央決定將東江紅軍編為紅十一軍，閩西紅軍編為紅十二軍。5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時，中央提出了14個軍的整編規劃，新增紅九、十、十三和十四軍。9月底，中央又將14個軍調整為12個軍，紅九、十三、十四軍番號取消，紅十軍的番號改授贛東北紅軍，紅十二軍改為紅二十軍，新增了紅十六軍，其他軍番號照舊。10月24日，中央軍委按照新通過的「三三制」編製方案充實各軍力量，把主力紅軍重新調整為六大根據地的7個軍：「第一集團軍改編為第一軍，第三集團軍改編為第二軍，第二集團軍改編為第三軍，原第一軍、第十五軍、第九軍合編為第四軍，原第十軍編為第五軍，閩西兩軍東江一軍合編為第六軍，原第七軍仍編為第七軍。」

除軍的番號外，中央還提出了比軍更高一級的軍團番號的規劃。1930年4月15日，中央軍委提出紅軍「為適應鬥爭環境各軍協同動作起見，必須成立軍團以上的統一指揮機關」。該文件將紅三、四、五軍規劃為一個軍團，將紅二、六、十軍規劃為一個軍團，將紅七、十一、十二軍規劃為一個軍團，但這些軍團的番號並未確定。直到5月23日，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才確定將紅三、四、十軍規劃為紅一軍團，將紅五、八軍規劃為紅二軍團，將紅二、六軍規劃為紅三軍團，將紅一、九軍規劃為紅四軍團。而比軍團更高層級的方面軍的成立並不在中央原來的規劃中，紅一、四方面軍都是自行成立的。

中央對紅軍整編的規劃雖然大體處於李立三在中央佔據領導地位的時期，但主管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對革命形勢的估量及在軍事武裝的組織策略上與李立三之間存在著一些分歧，使李立三的「左」傾思想有所遏制。比如，他們對地方武裝的態度就有明顯差別。李立三主導時期（1930年3月到8月中旬，這段時期周恩來正好不在國內），強調的是「地方的赤衛隊游擊隊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裝，均應漸次集中組織為紅軍，但在未成立紅軍之前，仍歸地方指揮，一至成立紅軍後則指揮權應移交中央軍委」。而在周恩來主導的時期（8月下旬以後，周恩來開始受共產國際之命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強調的是「紅軍的周圍，應該圍繞著廣大的游擊隊、赤衛隊，要在廣大的游擊隊、赤衛隊的基礎上建立紅軍廣泛的補充軍，吸收他們到紅軍中來，補充紅軍，擴大紅軍」。10月24日頒布的《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正式確立了紅軍、游擊隊和赤衛隊的三級軍事體系。其實，紅軍還可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不受地區限制的主力紅軍，另一類是地區性的紅軍，介入縣區游擊隊與主力軍之間。「這種武裝，利於地區的鞏固與發展，也使主力紅軍不受地區性的顧慮而行動自由，主力到這地區的時候，可以得到地區性紅軍的配合；也可以升級為主力紅軍。」因此，準確地說，蘇區的軍事體系由4級構成：赤衛隊是不脫產的武裝；游擊隊是脫產而不離家鄉（一般以縣或縣轄區為單位）的武裝；地方紅軍是脫產而不離地區（一般由鄰近的若干縣構成的地域）的武裝；主力紅軍是脫產而超地區的武裝。在下文的分析中，將看到對蘇區軍事體系的這4級劃分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對紅軍的統一整編，不僅僅體現在軍隊番號的頒布和戰略方向的規划上，也體現在對主力軍重要領導幹部的委派上。在中央掌握的幹部資源中，主要有兩大系統：一個是由周恩來掌握的軍事系統。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又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就是中央軍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尤其是從1929年6月到1930年春還開辦了3期中央軍事訓練班，因此，他積累和掌握了一大批可用以調遣的軍事幹部。比如，曾中生、鄺繼勛、蔡申熙、許繼慎、徐向前、柳克明、孫德清、郭述申等都出自這個系統。另一個系統是旅莫派。旅莫派人員眾多，成分複雜，在莫斯科的逗留時間和回國時間也各不相同。大體而言，旅莫斯科東方大學支部的歸國幹部在大革命時期是核心力量,而六大以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以王明為首、以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為核心的旅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歸國幹部崛起在中共政壇，成為中央機關及中央外派各地的領導核心。比如，陳昌浩、沈澤民、夏曦等都出自這個系統。此外，中共早期還有一些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同時參與過中央軍事部的領導工作，後來也在旅莫歸國後被派往蘇區擔任主要領導。這類幹部有張國燾、鄧中夏等。這樣一來，周恩來領導的軍事系統、旅莫派和工運領袖就作為中央的外派幹部，與各蘇區經過暴動成長起來的本土幹部，縱橫交織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紅軍組織網路。中央期望通過外派幹部按照中央的意圖來推動紅軍的整編，但這些外派幹部在整編中究竟能發揮什麼作用、如何發揮作用，還取決於蘇區革命複雜的實踐進程。

三、 主力紅軍整編的實踐形態之一：中央蘇區

中央蘇區1930—1931年間的紅軍整編線索較為繁雜，其中最為關鍵的線索是新組建的主力紅軍與紅四軍之間的關係。本節即以此線索來分析中央蘇區主力紅軍整編中4個重要的節點。

（一）閩西紅軍的整編

閩西根據地是中央蘇區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在紅四軍入閩前，鄧子恢、張鼎丞、傅柏翠等人組織過一些地方武裝。但這些武裝缺乏嚴密的組織和必要的訓練，臨時性強，易聚易散，很難形成戰鬥力。1929年6月，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前委決定將閩西地方武裝整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紅四軍對第四縱隊進行了精心的培養——從派幹部到給槍支再到在實戰中培養。尤其是1930年1月第四縱隊隨紅四軍主力去江西開展游擊戰爭，經受了全方位的鍛煉，使其戰鬥力迅速得到了提升。3月，閩西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閩西其他地方武裝升級為正規紅軍，成立紅九軍，以彌補第四縱隊離閩的空缺。4月，中央指令將紅九軍整編為紅十二軍，並令其出擊廣東東江。這是中央將這支地方紅軍變成主力紅軍並用於實現割據廣東的戰略目標的結果。5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再次將餘下的地方武裝升級為閩西紅二十軍。這是閩西第三次將地方武裝整編為正規紅軍，體現出他們發展地方紅軍的執著努力。不過，紅二十軍組成後實力較弱，各縱隊基本分散在各縣獨立活動，頗像一個戴著地方紅軍帽子的游擊隊聯合體。6月中旬，毛澤東在汀州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按照中央指示進行整編，組建紅一路軍（不久改稱紅一軍團）。原紅十二軍第二、三縱隊整編為紅四軍第三縱隊，以原紅四軍第三縱隊為基礎組建紅十二軍，隨紅一路軍北上，而紅四軍第四縱隊和原紅十二軍第一縱隊留在閩西，不久這兩支隊伍整編為紅二十一軍。按照毛澤東一貫的戰略思想以及作為汀州會議主持者的身份，將身經百戰的紅四軍第三縱隊與尚且稚嫩的原紅十二軍對調、通過紅四軍的主幹力量來培養原紅十二軍的戰鬥力，同時將已經成熟的第四縱隊留在閩西鞏固和擴大蘇區，並帶動紅二十軍等地方紅軍的成長，這很可能來自毛澤東的思路。然而，中央早在4月28日給閩西特委的信中明確要求閩西紅軍全力向東江推進。7月閩西第二次黨代會召開，福建省委特派員王海萍將閩西黨的任務確定為：「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擴大鬥爭到廣東去。」他甚至宣稱：「我們（在東江）勝利了，即使丟掉閩西蘇區也沒有關係。」鄧子恢因為所謂「保守傾向」被免去了特委書記和紅二十一軍政委職務，紅二十一軍政委由積極貫徹中央指令的廣東人李力一接任。8月和10月，紅二十一軍兩次出擊東江，連連失利。不過，由於閩西特委的堅持，紅二十軍沒有同去東江，而是留在了閩西各縣，算是保住了基本實力。11月7日，中央特派員施簡主持會議，將紅二十一軍和二十軍合編為新十二軍，施簡任政委，左權任軍長。新十二軍雖然名義上先後歸屬閩西特委和閩粵贛邊特委領導，但因為政委施簡、軍長左權、代軍長李宗孚、閩粵贛邊特委書記鄧發均系中央派出的幹部，所以，新十二軍實際上是由中央掌控的。直到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再入閩西，新十二軍即被併入紅一軍團第十二軍，從此納入紅一方面軍序列。

可以看到，閩西紅軍的整編同時受到3種發展思路的交錯影響。從閩西地方黨組織的角度來說，他們需要比游擊隊更正規、實力更強的紅軍來保衛蘇區政權，因此，他們希望發展的是自己直接領導的地方紅軍。從李立三掌控的中央來說，「絕對反對過去那種無條件的分散武裝給農民，或建立地方性很濃厚的赤衛隊」，強調迅速擴大主力紅軍隊伍並集中主力攻打中心城市和戰略要地。而對以毛澤東為首的紅四軍前委來說，遵循的是「波浪式的向前擴大」的思路：「伴著原有小塊紅色區域發展，及成立新的小塊紅色區域，再促進他去發展」，而「擴大紅色區域主要條件就是農民武裝，若不能創造農民武裝，則所謂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話，游擊隊所到之處，凡屬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區，不但不能把原群眾武裝收繳了去擴大紅軍，（要在廣大赤色區域的腹地部隊土地鬥爭業已深入，武裝作用減少了的時候，才能有計劃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裝編為紅軍）。在紅軍鬥爭力不大，感覺損失的條件之下，還一定要由紅軍撥槍支去武裝群眾，不但要出槍，有時還出子彈，不但撥出子彈，有時還要撥出軍事工作人。在紅軍力量不強，事實上無法撥出子彈及人員的時候，就要儘可能的努力去收繳豪紳及小部隊敵軍的武裝去武裝農民。」因此，毛澤東雖然也非常重視擴大主力紅軍，但他同時高度重視發展地方武裝，他強調的是在地方武裝發展成熟的時候水到渠成地被主力紅軍所吸納。雖然閩西特委及蘇維埃政府力圖保持一支由自己控制的地方紅軍，但在紅四軍和中央的雙重外力作用下往往難以如願。而在紅四軍前委和中央這兩種力量之間，儘管中央從1930年4月起就在法理上確立了對紅軍的直接領導權，但實際上，中央的指令只在紅四軍離開閩西時才有較強的效力，而只要紅四軍一進入閩西地界，就會對閩西的地方紅軍產生強烈的輻射力。這種輻射力來源於紅四軍3次入閩對蘇區的開創性影響，來源於紅四軍對閩西紅軍全方位的帶動和精心的培養。而當時的中央高高在上，對閩西蘇區毫不在意，只一味讓閩西紅軍向東江出擊，結果屢敗不止，嚴重影響了中央在閩西的權威。我們就此可以把閩西紅軍（紅四軍第四縱隊和紅十二軍）視為在紅四軍延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力輻射型」紅軍。

（二）贛西南紅軍的第一次整編

贛西南根據地是中央蘇區的另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其地方武裝先後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整編。就其整編與紅四軍的關係而言有較大差別，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贛西南紅軍的第一次整編是以東固、延福及湘贛邊的地方武裝為基礎組建紅六軍。圍繞紅六軍的建軍，以中央巡視員彭清泉、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為一方，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為另一方，雙方發生過激烈的爭執。但彭清泉、劉士奇在彭德懷的支持下，於1930年1月18日完成了紅六軍的建軍工作。紅五軍派出副軍長黃公略任紅六軍軍長，派出43名骨幹擔任該軍各級領導職務，另派幹部訓練大隊及人槍各百餘充實該軍。2月7日，紅四軍前委、紅五軍軍委、紅六軍軍委和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在吉安陂頭召開了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五、六軍共同前委，紅六軍的上級也從贛西特委轉為共同前委。紅六軍主要的武裝基礎是東固紅軍領袖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四團。毛澤東對這支隊伍曾頗有好感，稱其創建了「李文林式的根據地」，並一度想把這支隊伍直接納入紅四軍，只是因贛西特委的反對而未果。儘管在二七會議上毛澤東與李文林已經在政治觀點上產生了重大分歧，但毛澤東對李文林創建的這支隊伍還是非常看重的。二七會議後，原來在紅六軍任職的一批贛西南幹部（包括紅六軍政委劉士奇）回到地方去工作，而毛澤東從紅四軍抽調了一批幹部到紅六軍，該軍政委也由陳毅接任。因為紅四軍與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四團的歷史淵源，加上由紅四軍和紅五軍派出的幹部佔據了紅六軍的重要崗位，紅六軍迅速成為朱毛紅軍的核心組成部分。中央2月還曾自以為與這支部隊關係較好，到4月卻很惱怒地發現本已給該軍授番號為紅三軍，不料被紅四軍前委改稱為紅六軍。其實這只是因為中央的命令未能及時傳達到部隊的緣故。7月，紅六軍接令即按指示改稱紅三軍。不過，這支部隊與紅四軍的關係緊密程度的確遠超過與中央的關係。

如果將贛西南紅軍的第一次整編與閩西紅軍的整編相較的話，可以發現，紅六軍並不是在紅四軍的架構內精心培育和全面帶動起來的，而是在獨立建軍後，由紅四軍（及紅五軍）通過大批的幹部派遣將其融入主力隊伍。不過，這種通過幹部橋樑而整編出來的部隊與閩西紅軍相似的地方在於，它與紅四軍之間也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

（三）贛西南紅軍的第二次整編

自紅六軍在二七會議上從贛西南特委領導的地方紅軍升格為共同前委領導的主力紅軍後，特委又將餘下的贛西地方武裝整編成一支新的地方紅軍——贛西南紅二十軍。這支軍隊是特委為攻打贛西重鎮吉安城而組建起來的。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10月，特委先後組織了9次進攻吉安的戰鬥，紅二十軍是在1930年7月第七次攻吉戰鬥結束後成立的，特委書記劉士奇兼任政委，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曾炳春任軍長。紅二十軍剛開始是特委自行確定組建並直接領導的，與紅四軍無關。這與同一時期由贛南地方武裝整編而成的紅二十二軍有所不同：紅二十二軍是6月在毛澤東主持的汀州會議上決定成立的，陳毅被任命為軍長。不過，劉士奇是毛澤東頗為信任的連襟和湖南同鄉，其政治主張為毛澤東所支持，所以，紅二十軍與紅四軍本不構成潛在的緊張關係。不料到了8月份風雲突變。8月5日，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史稱「二全會議」）召開，在上海出席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李文林在會上傳達了「立三路線」的主張，劉士奇遭到了猛烈批判並被開除了黨籍，他的特委書記兼紅二十軍政委自然被免。毛澤東對此事極其惱怒，認定這是贛西南黨組織被AB團掌握的明證，二全會議完全是和他所主持的二七會議對著乾的：「在二七會議後，猛攻富農地主，富農地主於是不僅從行動上積極反對分田，不僅從組織上積極發展AB團取消派，而且要建設一貫的反革命理論，二全會議就完成了這一任務。」不過，毛澤東當時對李文林等人的惱怒和懷疑因戰事緊張還引而未發。9月，為了轉移中央要求紅一方面軍攻打長沙的壓力以及部分幹部要求攻打南昌、九江的壓力，毛澤東提出由紅一軍團攻打吉安，獲得長江局代表周以粟及總前委其他委員的認可。為此，作為歷次攻吉主力的紅二十軍劃歸紅一軍團指揮。10月5日吉安城被打下後，紅二十軍主要領導發生變動：軍長由劉鐵超擔任，政委由原軍長曾炳春改任，參謀長由原紅二十二軍參謀長鍾效蔚調任，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留任。雖然紅二十軍在最後一次攻吉戰鬥中已經被紅一軍團納入戰鬥序列，但與紅一軍團的關係仍然是相當疏遠的，紅一軍團在10月7日的擴紅通令中就沒有將該軍納入。可以說，攻打吉安時紅二十軍劃歸紅一軍團指揮尚具有臨時性，而特委對該軍在攻佔吉安後的初期還具有很大的掌控力。政委曾炳春和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都是原在該軍高層任職的贛西南本地人。軍長劉鐵超雖然是出自紅四軍的湖南人，但他早在1929年3月就被紅四軍留在贛西地方武裝任職，二七會議後又一直在贛西南特委任職。參謀長鍾效蔚雖自紅二十二軍調任，卻也是贛西南本地人（江西興國籍）。由此可以推斷，紅二十軍的高層幹部調整此時仍基本出自特委的安排，紅四軍並未過多過問。之所以會把軍長曾炳春換成劉鐵超，這是因為特委在當初決議成立紅二十軍時就認為曾炳春並不是最理想的人選：他「本來當一軍長不夠，因為這些部隊是贛西南本地重生出來的，曾為西南的群眾領袖，是過去二團政治部主任，是西南赤衛軍總指揮部的總指揮特委軍委會書記，對於戰爭的經驗是有的，不過他沒有講過軍校，是一師範生，是贛西紅軍的開山祖師。」而在劉士奇的政委去職後，將曾炳春調任軍政委，讓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湘南起義、又在贛西南地方武裝和特委工作過的劉鐵超出任軍長，對特委來說就是一種更理想的選擇。不過，從贛西革命的資歷和威望來說，曾炳春在紅二十軍的影響力仍是最大的。而曾炳春與攻下吉安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李文林又同是東固紅軍領導人，關係緊密。由於前述二全會議與二七會議的針鋒相對，紅二十軍也就被捲入矛盾的漩渦中。毛澤東對這樣的軍隊在政治上自然是不信任的。1930年10月4日紅一軍團攻佔吉安城後，在敵軍司令部繳獲了一份收條。這個收條被誤認為李文林父親充當AB團分子的證據，由此更加深了紅一軍團領導人對李文林的懷疑。在紅一軍團經歷過吉安戰事、準備向北開拔時，毛澤東就強調：「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10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峽江和羅坊召開會議，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書記的身份參加會議並明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雖然羅坊會議最後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但毛澤東已認定李文林是AB團首領。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捕。12月7日，毛澤東派總前委秘書長李韶九率紅十二軍一連人到江西省行委和紅二十軍肅AB團。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紅二十軍隨即向吉安永陽轉移，脫離紅一軍團，但仍堅持對敵鬥爭。1931年7月，紅二十軍番號被中央正式撤銷。

紅二十二軍雖然是在汀州會議上成立的並由陳毅任軍長，但因為這支部隊來自贛南地方武裝，在紅一軍團與贛西南地方幹部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形下，也被認定受到所謂「贛西南富農路線」的影響，因此在1930年11月開展的紅一方面軍黃陂肅反中成為重點對象。富田事變的發生使紅二十二軍更招嫌疑。12月15日，富田事變爆發後的第四天，紅二十二軍被劃歸為紅十二軍指揮。12月中下旬，紅二十二軍縮編為紅六十四師。另一支由贛南地方武裝於1930年10月組建的紅三十五軍，儘管在1931年1月贛南行動委員會發動的響應富田事變、反對毛澤東的「信豐事件」中堅決支持毛澤東，尤其是贛南籍的軍政委羅貴波與紅四軍出身的湖南籍軍長鄧毅剛態度一致，行動堅決，扣押了發動「信豐事件」的贛南行委負責人，但羅貴波還是失去了總前委的信任，被免去了軍政委的職務。9月，紅三十五軍縮編為紅軍獨立第三師。

可以看出，由於複雜的政治因素，紅一軍團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除紅六軍外）的關係是比較疏遠的。在1930—1931年間，儘管紅一軍團的構成多有變遷，但其核心部隊始終是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六軍（後稱紅三軍），其他部隊都處在非常邊緣和不穩定的地位。

（四）紅一方面軍的組成

如果說閩西和贛西南地方紅軍的整編特點是受到紅四軍這支主力部隊強大的輻射影響的話，那麼，由紅一、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時則體現出強強聯合的特點。如前所述，中央只規划了軍團一級的番號，並未提出方面軍的構想。不過，中央已把紅一、三軍團所在的區域規劃為同一個戰略區域，強調「在軍事上是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統一它的指揮」。那麼，中央為什麼一直不將紅一、三軍團合編為更高的軍事單位呢？這很可能是因為中央1930年8月在紅一、三軍團合力攻打長沙時，就已派關嚮應來組織蘇區中央局。但關嚮應因戰區相隔，未能與紅一、三軍團會面。而後中央又決定派周恩來儘快赴蘇區組織中央局。在周恩來到蘇區前，中央提出的統一指揮的過渡方案是：蘇區中央局先行成立，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軍事上以朱德為兩個軍團總指揮，「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中到中央局」。可見，中央並不願意成立方面軍這樣的正式機構，以免影響到蘇區中央局對軍隊的指揮權。不過，既有雄才大略又軍權在手的毛澤東自有主張。他對集中武裝攻打中心城市毫無興趣，但對主力軍團的正式整編卻十分積極。1930年8月23日紅一、三軍團的前委聯席會決定成立紅一方面軍，由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委，朱德任總司令。

紅一方面軍之所以能夠順利成立，除了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外，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在於紅三軍團領導人彭德懷。彭德懷對搭虛架子擴建部隊番號不感興趣，同時他早從內心服膺於毛澤東的眼光和才幹，甘願接受他的指揮。他1928年帶紅五軍上井岡山時就自願將紅五軍縮編為紅四軍第三十團。這次也是由他首先提議「成立第一方面軍和總前委」，「三軍團之五、八軍編為一方面軍建制，便於統一指揮」。當然，這一提議極合毛澤東的心意，因此兩軍的合編一拍即合。當時，紅一軍團的人數（約2萬）雖然比紅三軍團的人數（約1萬）多，但兩支部隊都是有很強戰鬥力的主力部隊，彭德懷卻樂意接受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總政委和總司令均由紅一軍團的人出任。沒有彭德懷的這種胸懷，我們是很難想見紅一方面軍順利誕生的。不過，紅一方面軍組成後並非沒有遭遇過內部分裂的危險。紅一方面軍1930年9月第二次攻打長沙失利後，撤圍長沙，紅一軍團攻佔吉安、紅三軍團攻取峽江，而後一起向袁水流域推進。從10月17日到26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先後召開了峽江會議、太平圩會議和羅坊會議，圍繞是否繼續攻打大城市、要不要過贛江及誘敵深入等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主要在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之間展開。紅三軍團的官兵以平江、瀏陽、陽新和大冶人為多，他們不願離開湖南，不願丟失湘鄂贛蘇區和湘贛蘇區，不願過贛江，主張紅一、三軍團分家，夾江而擊。在這個過程中，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爭取到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粟站到他這一邊。而彭德懷剛開始對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是遲疑的，對紅三軍團的顧慮是同情的。但在紅一、三軍團面臨分裂的關頭，在周以粟的勸說下，彭德懷轉變態度，堅決表示必須過贛江，在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下集中兵力打破敵人的「圍剿」。彭德懷以其決定性的一票推動了紅三軍團過江，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長期合作、並肩戰鬥的格局也由此穩固下來。在各自擁有重兵的主力聯合中，如果在軍事行動方針上出現分歧，執掌兵權者的人格和胸襟是保障主力團結的一個關鍵因素。

四、 主力紅軍整編的實踐形態之二：湘鄂西蘇區與鄂豫皖蘇區

湘鄂西蘇區與鄂豫皖蘇區在中央統一整編前都不存在朱毛紅軍那樣已經成型的主力部隊，因此，它們主要是通過若干地方紅軍的聯合來組建主力紅軍。而這兩個蘇區由於整編前的狀況有別，在部隊的聯合中又表現出各異的組織形態。

（一）湘鄂西紅軍的整編

1930年5月，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將賀龍在湘鄂邊率領的湘鄂西紅四軍和周逸群在洪湖領導的紅六軍整編為紅二軍團。湘鄂西紅軍的這次整編牽動了3方面的組織關係。

首先是與中央的關係。7月，紅四軍和紅六軍幾經努力終於會師，合編為紅二軍團，周逸群任前委書記兼總政委，賀龍任總指揮；紅四軍改番號為紅二軍。由於賀龍、周逸群在全國都有較高的聲望，且他們原來就系中央派出的幹部。所以，紅二軍團初建時期有較強的自主性，中央對此也較為尊重。這表現在軍團的兩位主要負責人都是在兩支隊伍內部產生的，中央巡視員柳克明僅擔任政治部主任。而更典型的例證是紅六軍軍長的任職調整。紅六軍於1930年2月成立時，先由孫德清任軍長。3月，孫德清因病去上海治療，中央派曠繼勛繼任軍長。但曠繼勛就任後表現出專斷自大的作風，引起鄂西特委及紅六軍政委周逸群的反感。特委6月給中央打報告提出：「繼勛同志一定要調動，中央給以訓練。」紅二軍團成立時雖然由曠繼勛繼續任紅六軍軍長，但到9月中央即同意將曠繼勛調回。那時鄧中夏剛由中央派來擔任軍團前委書記不久，對紅二軍團的這種自主性也比較尊重。在曠繼勛去職後，軍團決定將紅六軍副軍長段德昌提升為軍長。不料沒過幾天，中央派湯慕禹來擔任軍長。前委認為不便變動段德昌的軍長任職。於是賀龍在前委會上提出自己免兼紅二軍軍長，軍團參謀長孫德清改任紅二軍軍長，湯慕禹改任軍團參謀長，獲得前委通過。我們後面將看到，像湘鄂西紅軍這種拒納或改任中央委派幹部的情況，在鄂豫皖紅軍那裡是難以想見的。當然，紅二軍團的自主性還是有限的。儘管周逸群、賀龍在執行「立三路線」上打了折扣，但在特委及省行動委員會的高壓下，不得不執行了攻打沙市、進逼武漢的行動。黨內威望比賀龍和周逸群要高得多的鄧中夏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受周恩來委派來湘鄂西蘇區，停止執行進攻武漢的「立三路線」。鄧中夏在紅二軍團期間，其指導思想主要受到周恩來的兩點影響：一是六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新的紅軍政策；二是周恩來受到朱毛紅軍戰略思想的影響，對湘鄂西紅軍的發展也強調「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後來夏曦等人批鄧中夏「提『離水就陸』的怪理論」，「曲解革命根據地是『山勢險要足資依據』」。其實，鄧中夏對根據地的這種理論來自周恩來。不過，隨著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周恩來很快轉變了立場。周恩來1931年3月10日起草了中央給湘鄂西特委的信，指責鄧中夏執行的是「不要根據地的冒進政策」和「上山逃跑主義」，「對國際路線沒有絲毫了解與接受」。如果說周恩來與鄧中夏還只是政策立場分歧的話，那麼，以王明為首的旅莫派與鄧中夏則有著很深的個人積怨。鄧中夏與張國燾1928年同為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並受命處理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生的派系糾紛。張國燾介入較淺，不願捲入莫斯科中大那個矛盾的漩渦，而鄧中夏介入很深，與米夫為首的中大當局和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有過許多正面衝突。所以，旅莫派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台後，對張國燾較為禮遇，而對鄧中夏必欲除之而後快。1931年3月，中央派夏曦就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同月，中央分局發布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按照中央決定，撤銷鄧中夏的一切職務，將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賀龍為軍長，唐赤英為代政委，並取消前委。3月31日，在枝柘坪休整的紅二軍團接到了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但中央分局任命的代政委唐赤英並沒有趕到。這封信先到了鄧中夏手中。據賀龍回憶，他並不知道信的內容，只知道特委嚴厲批評了鄧中夏。在隨後召開的前委會議批判了「上山路線」，確定了新的北渡軍事計劃，將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但鄧中夏被中央撤職的事並沒有被公布。鄧中夏在改編後依然是紅三軍政委，前委也沒有被取消，紅三軍前委書記依然是鄧中夏。因為改編紅二軍團的決定是隨著中央對前委書記鄧中夏的批判一起傳達到的，賀龍對此改編決定非常不滿，誤以為「鄧中夏犯了錯誤我們都受處分」。其實，紅二軍團改為紅三軍早在中央1930年10月的整編規劃中，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的新中央對鄧中夏的批判並無關係。不過，鄧中夏當時很可能對軍中瞞下了中央撤銷他職務的命令，如果他再違抗中央關於改編軍隊的命令，那麼，他的錯誤性質將來在中央那裡勢必會升級。所以，他才強壓下了大家對改編的不滿，執行了中央的命令。從1931年4月1日到9月27日，紅三軍的領導就處於一個特殊的狀態：中央和中央分局已經根本不承認鄧中夏的領導；而與中央和中央分局失去聯繫的紅三軍仍由鄧中夏為首的前委領導。直到9月28日，中央分局派去的萬濤隨紅三軍第九師與紅三軍主力會合，萬濤才接替了鄧中夏的紅三軍政委職務。不過，萬濤接任不久，就被夏曦撤職。夏曦先派楊光華接任，而後又自己接任了政委。「萬夏之爭」構成夏曦在湘鄂西賣力執行王明「左傾」路線並持續開展肅反的導火索。

其次是紅二軍團內部的關係。中央在1930年5月決定組建紅二軍團時，紅四軍有槍2000支左右，紅六軍有槍3000支左右，兩軍實力相當，紅六軍稍強。不過，紅四軍軍長賀龍威名赫赫，紅六軍軍長曠繼勛因無望當上軍團總指揮而對兩軍合編一事非常消極。當紅六軍在政委周逸群和特委的督促下在普濟觀與紅四軍終於會師時，紅六軍居然對紅四軍派出了警戒哨，兩軍開聯席會時紅六軍也只派一個代表來參加。這顯然是曠繼勛指使的。紅二軍團組成後，兩軍發展歷史、官兵構成和作戰方式本來就有所不同，遭遇戰鬥不順時更會彼此埋怨。不過，紅二軍團內部的矛盾遠不像早期的鄂豫皖紅軍那樣尖銳。這主要有3方面原因。一是兩軍雖有隔膜但並無宿怨。二是兩軍各有一個公任的跨地區領袖——賀龍與周逸群，而他們兩人之間又淵源深厚，關係親密。紅六軍寧願向中央提出調離曠繼勛，也絕不與紅四軍發生衝突。三是當鄧中夏接替周逸群的軍團前委書記、周逸群離開部隊回地方後，鄧中夏非常注意維護兩軍之間的內部團結。

紅二軍團更值得琢磨的內部關係不是在兩軍之間，而是在最高軍政首長之間。從紅二軍團的組成到紅三軍的改建，儘管政委換了幾任，但賀龍始終是軍事總指揮。這表明賀龍在中央那裡尤其是周恩來那裡享有很高的聲望，甚至中央在決定是否派夏曦就任中央分局書記時也考慮到夏曦與賀龍以往的私人關係較好。然而，在紅二軍團和紅三軍中，我們看到賀龍在軍中所發揮的決策作用遠沒有鄧中夏或夏曦那樣大。有的時候，鄧中夏或夏曦在前委會上甚至是孤家寡人，但決策還是大多按照他們的個人意見來定調。賀龍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政治委員具有最後決定權」。但所謂「政委的最後決定權」其實有一個演化的過程。共產國際在中共六大後，指導中國紅軍建設時的確強調蘇俄紅軍初建時的政委制度，甚至提出「政治委員是一把指向指揮員太陽穴的手槍」。不過，朱毛紅軍從1928年到1930年堅持的都是前委領導制度，而且這種領導模式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並將此推薦給各地紅軍。1931年蘇區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後，前委制度逐漸讓位於政委制度，但直到11月贛南會議通過的《紅軍問題決議案》才最後確定了政治委員一長制。因此，就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而言，在軍中掌握最後決定權的一般是前委書記。但這種最後決定權在實踐中存在著各種複雜的變形。比如，在朱毛紅軍中，最後決定權掌握在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的手中。但這種權力的獲得首先不是中央賜予的，而是毛澤東憑其眼光、能力、戰績和資歷獲得的，是在紅四軍的內部較量中勝出的，最後也獲得了中央的支持。而在彭德懷的部隊中，儘管彭德懷是軍事主官，但最後決定權一直在彭德懷手上。因為這支部隊的主力是由彭德懷一手帶出來的，從平江起義時就追隨著他，彭德懷在軍中的威望無人可及。而紅五軍的黨代表滕代遠不是中央委派的，而是作為湖南省委特派員參與平江起義的策劃後，被彭德懷提名留在部隊任黨代表的。這也就不難理解成立紅三軍團時，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並不是總政委滕代遠，而是總指揮彭德懷。彭德懷其實對前委書記這個職務並不太在乎，曾提出把此職讓給有意爭權的鄧乾元。但彭德懷無論當不當前委書記，都掌握著軍中的最後決定權。總之，在朱毛紅軍或紅五軍這樣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主力紅軍中，所謂的最後決定權並不是制度或職位賦予的，而是由複雜的歷史和個人因素造就的。而對其他新生的主力紅軍來說，制度規定、中央委派和黨內地位成為在軍中行使最後決定權更為重要的因素。但這裡仍有一些差別。在下文將要分析的鄂豫皖紅軍中，軍長和政委人選都非常不穩定，鄂豫皖紅四軍成立時並沒有建立前委，其最後決定權實際上在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曾中生那裡。當曾中生就任鄂豫皖紅四軍政委時，這種決定權又隨之轉移到政委手中。直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燾用肅反的方式才把這種決定權轉移到他自己手中。而在擁有跨地區領袖的紅二軍團中，賀龍作為軍事首長的位置無人可以挑戰。但賀龍入黨時間晚，在黨內的地位較低，對黨務、群眾工作都很陌生，紅二軍團建立時他所一手帶起來的部隊也僅僅佔一半左右，所以，他個人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像彭德懷那樣轉化成在紅二軍團的最後決定權。而鄧中夏、夏曦的黨內資歷和地位都遠高於賀龍，中央分局的地位又高於省委，所以，他們擔任前委書記、政委或中央分局書記時就掌握著最後決定權。當然，掌握了軍中的最後決定權，並不就能擁有相應的威望。鄂豫皖蘇區與湘鄂西蘇區的差別在於：張國燾一方面通過殘酷的肅反，另一方面也通過個人的手腕，鞏固了中央賦予他的權位。而夏曦由於個人能力極為有限，在權位和威望上存在著巨大的落差，所以不得不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肅反來維護自己的權位。因此，湘鄂西的肅反才呈現出比其他蘇區肅反的打擊面更寬、持續時間更長、結果更慘重的局面。

最後是軍隊與地方黨組織關係。與鄂豫皖蘇區相較，湘鄂西紅軍與地方黨組織之間的關係比較簡單。這是因為從紅二軍團建立起，軍隊就歸屬特委領導。而特委書記同時兼任軍團前委書記和政委，所以，軍隊與地方黨組織之間的指揮權較為統一，不存在兩張皮的問題。不過，湘鄂西紅軍與地方黨組織之間關係的特殊性在於，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是隨軍行動的，因此工作重心在軍隊里。留在蘇區的特委負責人只是代理書記，名義上他們可以特委的身份來命令軍隊，但真正的特委書記卻身在軍隊中，代理書記是很難指揮得動真正的書記的。具體來說，1930年7月紅二軍團建立時，周逸群擔任軍團前委書記、政委、鄂西特委書記，周小康代理特委書記。9月，鄧中夏接任軍團前委書記、政委、湘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回地方，代理特委書記兼湘鄂西聯縣政府主席。1931年9月，萬濤接任紅三軍前委書記兼政委。10月，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先是任命彭之玉接任紅三軍前委書記，而後又任命自己為紅三軍政委。中央分局成員宋盤銘主持後方工作。直到1932年1月，中央派關嚮應任紅三軍政委，夏曦才回到中央分局主持工作。在這種格局下，軍隊的行動實際上是地方黨組織無法控制的。當中央1930年年末提出在紅軍中取消前委、由特委直接指導時，周逸群就知道這在湘鄂西蘇區無法實現，他向中央提出還是保留前委名義為好。但他仍努力與前委協調軍隊的行動方向。尤其是當蘇區遭遇國民黨軍「圍剿」時，他急切地盼望紅二軍團回防蘇區，然而鄧中夏根本不予理睬。周逸群怒斥他：「特委緊急會議決議案是你親筆寫的，鞏固蘇區根據地這一路線是你來傳達的，你又最後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義的危機，但是你在行動上完全違背這一路線……我們寫給你們的信不下數十信，均置之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嚴重的警告。」但是，這種警告完全無濟於事，因為特委真正的代表並非周逸群，而是鄧中夏。類似的問題在周逸群本人任軍團前委書記和夏曦任紅三軍政委時都出現過。

（二）鄂豫皖紅軍的整編

1930年3月，中央指示鄂豫皖紅十一軍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組建紅一軍。10月，中央又決定紅一軍與鄂東南的紅十五軍整編為鄂豫皖紅四軍。鄂豫皖紅軍的這兩次整編也可以從3方面的組織關係來探討。

首先是與中央的關係。一般來說，蘇區時期各地都急需幹部尤其是富有軍校經歷和戰爭經驗的軍事幹部及有較高政策水平的黨務幹部。因此，各地都紛紛向中央要幹部。鄂豫皖蘇區的一個機遇是中央從1930年到1931年給他們派出了大批重要幹部。然而，該地後來出現的一個問題卻正如徐向前在回憶錄里所抱怨的那樣：「中央的委派制度有問題，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領導幹部改組太頻繁。」徐向前是1929年6月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蘇區的，當時中央派來的幹部還不多，也不擔任當地黨軍主要領導職務。這種情況從1930年中央決定整編軍隊起發生了根本的變化。4月，中央派郭述申赴任新成立的鄂豫皖邊特委書記。許繼慎赴任新成立的紅一軍軍長，而紅一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曹大駿、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加上副軍長徐向前，均為中央外派幹部。11月28日，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1931年1月紅四軍成立後，中央又派來曠繼勛和余篤三分別擔任軍長和政委。5月，中央又派張國燾出任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鄂豫皖革命軍委會主席，沈澤民任鄂豫皖省委書記，陳昌浩任鄂豫皖團中央分局書記。7月，中央加派劉士奇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央之所以一批批地向鄂豫皖蘇區派出主要領導幹部，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鄂豫皖蘇區位於長江北岸，鄰近武漢，是當時中共開展武裝鬥爭、爭取革命高潮到來的戰略重心所在。另一個原因是此時的中央政策及主要領導人更換很快，從李立三主導的中央到瞿秋白、周恩來主導的六屆三中全會再到王明主導的六屆四中全會，中共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迅速走過了從「立三路線」到所謂的「調和路線」再到所謂的「反立三路線」的政策軌跡。紅一軍整編時期、紅四軍整編時期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時期，就同步反映了中央這3個時期的政策變化。中央在這3個時期里對鄂豫皖前一時期的工作總是非常不滿意，因此，企圖通過更換主要負責人來貫徹新的政策意圖。周恩來掌握的軍事系統幹部、王明控制的旅莫派以及工運領袖都先後匯聚在這裡擔任重要職位。結果，造成紅四軍所有師以上的幹部，鄂豫皖邊特委或中央分局常委的大部分成員都系外派幹部。而中央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向鄂豫皖蘇區一次又一次地派出主要領導，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鄂豫皖蘇區本身既缺乏公認的跨地區領袖，又缺乏具有高度獨立性和很強戰鬥力的主力紅軍，因此使中央對蘇區人事有很強的干預能力。當曾中生向中央提出「日後派來幹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體工作」，「同志初到蘇區，必須先了解實際問題，遽然做高級指導，的確有不適宜的地方」，中央卻對曾中生的這一說法進行了嚴厲的申斥。由於外派的高層幹部太多，而且又各自打著外派當初的中央政策烙印，結果造成蘇區外派高層幹部之間的矛盾一層一層地疊加起來，有些類似於考古學意義上的「層累地」；而這些外派幹部將本地幹部幾乎從高層都擠了出去，從而又造成外派高層幹部與本地中基層幹部之間的矛盾。

其次是軍隊內部的關係。鄂豫皖紅軍原來在紅三十一師與紅三十二、三十三師之間存在很深的裂隙。中央為了統一指揮三省邊界紅軍，於1930年3月指示，「集中組織統一指揮」，「在組織上要執行三師合編的編製，一方面可以利用彼此的鬥爭經驗，一方面可以減弱地方的保守的農民意識」。文中特彆強調「三十二師的地方觀念更是異常嚴重問題」。4月，紅一軍在黃安北部的箭廠河正式成立，軍級領導幹部也按照中央的安排到任，3個師先後被改編為紅一軍第一、二、三師，但第一師多在鄂東北至京漢線南段活動，而第二、三師多在皖西作戰，3師的合編遲遲未能實行。直到8月下旬，3師才首次會合，但彼此間的隔閡仍深。「雖然在京漢路上三師會合了，然而士兵群眾大都保持著明顯的地方觀念的結合，形成鬥爭生活的隔離，而各師師長也有『這一師是我們的』的觀念。因此雖有軍部為之領導，各師的系統仍然是保存著。」「在作戰方面，二師負責（人）處處存在著有保存二師實力的觀念，每次合成作戰二師不積極向前，一師受了幾次損失，也不滿二師。但一師對二、三師及軍部都有點老大（勞苦功高，老大哥）的表現，二、三師也不滿意。」紅一軍10月中旬攻下光山後，先後召開了全軍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和各師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對部隊進行整編。這次整編的重點有兩個方面：一是根據許繼慎、徐向前的主張，對3個師實行了混編，一師由3個團合編為2個團，二、三師合編為二師，轄2個團，同時從一、二師各抽5個連對調混編；二是對原來的二師進行了整治，將二師師長漆德偉撤職，開除了二師參謀長漆海峰黨籍並將其槍決。這次整編雖然從人事上處分了二師的幹部，卻又在隊伍上將原來兵強馬壯的1師給打散了，因此它並不是「站在一師觀點而改造二、三師」，而是「站在全軍的觀點而改造」。雖然1師的幹部對此多有不滿，如原兼任師長的徐向前就認為「對一師，拆得太厲害，將一些幹部調往外師降職使用，是不妥當的」，不過，從平衡原三十一師與三十二、三十三師的力量，消除歷史積怨的角度來說，這種整編方法還是有其積極效果的。經此整編，紅一軍內部的山頭之爭基本消除。幾乎就在紅一軍在光山進行整編的同時，中央已經決定將紅一軍和由紅八軍第四、五縱隊擴編成的紅十五軍及活動在鄂北的紅九軍合編為紅四軍。不過，紅九軍在合編開始時已兵敗潰散。1931年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參與合編的軍隊只有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從軍力上看，紅一軍大約有槍5500多支，而紅十五軍只有槍900多支，兩軍實力懸殊。不過，由於中央新委派的曠繼勛與余篤三佔據了軍長和軍政委的位置，紅一軍和紅十五軍進行混編後分別編成第十師和第十一師，原紅十五軍方面由蔡申熙和陳奇出任第十師師長和政委，原紅一軍方面由許繼慎出任第十一師師長。所以，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在合編中可以說是平分秋色。加上紅十五軍原是從紅八軍分出來的隊伍，與紅一軍素無積怨，而紅十五軍剛到鄂豫皖蘇區時在子彈和錢糧均嚴重匱乏、紅一軍遠在根據地外圍的情況下艱難承擔起保衛蘇區的重任，所以，兩軍之間的關係是較為平穩的。紅四軍組成後的矛盾集中在原紅一軍軍長許繼慎與紅四軍軍長曠繼勛、原紅一軍政委曹大駿與紅四軍政委余篤三之間。不過，這種矛盾後來因紅四軍與中央分局的矛盾激化而被淡化了。

最後是軍隊與地方黨組織的關係。如前所述，鄂豫皖紅軍在中央統一整編前分別歸屬層級較低的地方黨組織領導，其與來源本地的黨組織關係相當密切，而與來源外地的黨組織的關係比較緊張。這種情況在中央統一整編開始後發生了較為複雜的變化。由於鄂豫皖本地幹部都被擠壓到地方黨組織的中下層，而鄂豫皖紅軍幾經整編後本地化程度已經大大降低，加上其高度的遊動性，因此，紅軍與地方黨組織的關係在中下層表現為外地軍隊與本地黨組織之間的矛盾。而在高層，因為其主要負責人都是由中央派來的，因此已不存在外來軍隊幹部與本地黨務幹部的矛盾。但同為外來幹部，黨軍高層之間另有矛盾。這種矛盾的演化可以分為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紅一軍建立後，直屬中央軍委領導，與特委及省委都只發生橫的關係。兩者有分歧時，直接決之於中央。由於鄂豫皖特委和紅一軍前委當時均缺乏公認的跨地區領袖，而他們在組織上又是並列關係，因此紅一軍與特委之間發生爭執時常常難以化解。特委不隨軍隊行動而是紮根在根據地，因此總是希望靠軍隊來保衛和鞏固蘇區政權。軍隊則希望靈活機動地行動。「有時甚至出現前委指揮特委的情況，助長單純軍事觀點和槍杆子主義的發展。而地方黨委囿於地方情況，往往主張紅軍硬攻敵人的強固據點，啃硬骨頭，不考慮紅軍的裝備和力量，也容易和軍隊鬧矛盾。雙方開聯席會議發生爭執時，地方同志說：『軍隊不能自己說了算，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前委的同志就說：『你報告中央就好了！』往往弄得不歡而散，各行其是，的確影響工作的開展。」在這個時期，紅一軍因為有武裝力量的依靠而略顯優勢。「特委時常提議同前委開聯席會，前委總不願意開，他們說開會（妨）礙了工作，關係要在工作上去糾正，會議是空的，因此聯席會議一直沒有開過。」第二個時期是紅四軍建立後，中央明確指示該軍歸屬特委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而此時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均由中央新派出的曾中生擔任。由於曾中生獲得了統一領導蘇區黨軍力量的授權，而他又受命糾正「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加上他個人深遠的戰略思想與高超的領導藝術，使他在軍中獲得了較高的威望。這個時期紅軍與地方黨組織的矛盾有較大程度的緩和。應該說，曾中生是鄂豫皖蘇區誕生的第一個超地區性的領袖。可惜他領導時期不長，蘇區又進入了第三個時期，即紅四軍歸屬中央分局領導的時期。這個時期紅軍與中央分局的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中央分局比特委或省委的權威性更高，而張國燾從中共成立起就是全國性的領袖人物，那麼，為什麼以張國燾為首的中央分局與紅四軍的矛盾反而達到異常尖銳的地步呢？這裡面有許多複雜的因素。一個因素是張國燾來鄂豫皖肩負的任務是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反對「立三路線」殘餘及所謂「調和路線」，糾正紅軍中的「游擊習氣」和土匪軍閥傾向，實施鞏固蘇維埃和紅軍的路線。儘管張國燾並非共產國際及王明特別信任的人，但他也承認了四中全會的路線，而且他身邊還有兩個忠實貫徹王明路線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沈澤民與陳昌浩。整肅紅軍成為中央分局的一個重要任務。而被中央分局調任紅四軍政委的曾中生就被認定為所謂「調和路線」的代表人物，紅十一師師長許繼慎被認定為個人英雄主義和土匪軍閥傾向的代表人物。他們在6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但他們對這種批判並不服氣。中央分局與紅四軍對立的另一個因素在於張國燾是一個有極強個性和權力欲的人。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常與陳獨秀髮生爭執，而在六大上更與中央負責人瞿秋白髮生了異常激烈的爭吵。以他的資歷及職位，按說鄂豫皖蘇區是無人可以與他挑戰的。然而，張國燾畢竟與紅四軍素無淵源，他當時也沒有領導過軍隊，無法理解軍隊行動的機動性，更無法容忍紅四軍不僅擅自決定南下，而且還在雞鳴河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直接對抗中央分局的指示。張國燾就想藉助肅反來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此外，紅四軍本身也存在著軍紀鬆弛、違背組織原則等錯誤。這些複雜的因素導致了中央分局9月在白雀園開始對紅四軍的殘酷肅反。

五、結語

1930—1931年間中共中央對紅軍進行了統一的整編，進一步增強了軍隊在蘇維埃革命中的分量，促進了紅軍從游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客觀上為日後粉碎敵人對各蘇區的大規模「圍剿」奠定了軍事基礎。在整編的實踐過程中，各地紅軍既受到中央的制度規定和統一規劃的影響，同時又因各種因素的作用而在執行上保持著或多或少的自主性；主力軍隊在與地方黨組織之間的關係上也有著較高的獨立性，雖然因此而帶來種種問題，但這些問題又保持在基本可控的範圍內。紅軍整編既不是僅憑中央授權就能暢通無阻，也不是單靠人多槍多就能自行其是。整編是在授權、理想、紀律、實力和人脈之間進行複雜博弈的結果。中央通過強化雙重黨權（在紅軍中的前委或政委領導制以及在蘇區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設置），通過委派、混編等種種舉措，克服了中國近代以來「革命軍興，革命黨亡」的亂象，避免了軍閥割據、中央失控的局面。而以毛澤東為傑出領袖的朱毛紅軍充分利用相對自主的行動空間，開闢了「伴著發展」「波浪式前進」的紅軍發展道路，大大削弱了中央在紅軍整編中的「左傾」政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毛澤東後來所說的中共軍隊「戰略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鬥中的分散指揮」的關係、劉少奇後來所說的中共組織「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關係，在紅軍的整編實踐中初見端倪。

紅軍整編的實踐在整編前已有主力紅軍存在的中央蘇區與無主力紅軍存在的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我們可以把前一種整編形態稱之為「主力輻射型」，把後一種整編形態稱之為「地（方）武（裝）聯合型」。在「主力輻射型」的整編中，新編的軍隊受到原有的主力軍尤其是朱毛紅軍的巨大影響，整編開始得早，開展得積極主動，受中央的制度規定、政策影響和人事變遷的影響較小。「主力輻射型」的內部差異主要取決於原有主力軍對新編軍隊產生輻射的不同方式而帶來的親疏差別。而在「地武聯合型」的整編中，軍隊整編開始得晚，較為被動，其進程更多受中央牽制。「地武聯合型」的內部差異主要受制於整編前軍隊的裂隙程度及有無跨地區的領袖。在鄂豫皖蘇區這樣早期不存在跨地區領袖、內部裂隙很深的軍隊整編中，中央有很強的干預能力，其整編過程幾乎完整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變遷，因此與中央的政策具有同步性。但這種同步性在蘇區內造成幹部的構成類似考古學意義上的「層累地」，帶來重重的矛盾。而在湘鄂西蘇區這種存在跨地區領袖、內部裂隙較淺的軍隊的整編中，中央的干預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軍隊整編並不同步反映中央的政策變化。

紅軍的整編帶來地方幹部與外來幹部關係的複雜化。由於各蘇區的內部組織結構不同，其關係複雜性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主力輻射型」的整編中，原有的主力軍尤其是朱毛紅軍成為最主要的幹部輸出源頭。而在「地武聯合型」的整編中，周恩來領導的軍事系統、王明控制的旅莫派以及工運領袖成為最主要的幹部輸出源頭。紅軍的組織凝聚力除了受到理想激勵、制度約束、歷史影響等因素影響外，還打著很深的個人烙印。比如，毛澤東獨特、深遠的戰略眼光開闢了紅四軍和紅一軍團獨具高度的發展道路；彭德懷的胸懷和氣度確保了紅五軍與紅四軍、紅三軍團與紅一軍團的攜手並進。此外，所謂的前委書記或政委在軍中的「最後決定權」的具體運作也帶著相當的個人色彩，而不完全是由制度或中央授權所決定的。

各蘇區都曾走過肅反的彎路。肅反的開展，除了來自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壓力外，也與蘇區內部積累的各種矛盾直接相關。紅軍的整編一方面有利於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新的矛盾或激化了固有的矛盾。在各種複雜的因素促動下，原有的主力紅軍與受其輻射的某些新生的主力紅軍之間的裂隙可能日益擴大乃至白熱化；新生的主力紅軍與中央分局之間、軍中掌握著「最後決定權」的前委書記或政委與其他幹部之間，也可能因為恃才傲物、擁兵自重、德才錯位或才不配位等因素加深矛盾。因此，在軍隊整編中如何儘可能地減輕震蕩、化解矛盾，避免以肅反這種性質極其惡劣、手段極其殘酷、後果極其嚴重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是中共軍隊在日後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需要面對的。

轉自《近代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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