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禹生做了什麼,連蔡元培都為他打CALL
文|唐才良
編輯 | 禪音

一念心清凈
一葉一菩提
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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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一直支持傳統武術的蔡元培先生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許禹生任北平教育部專門司主事。此時此刻,蔡元培與許禹生考慮的是如何吸收西方體育教育之長,利用社會資源,開設多門文化課程,改良中國武術傳統的教育方式,提高學員的文化素養,為將武術推廣到學校,推向社會,培養出更多人才,使傳統武術重振雄風,不至於被西方體育所湮沒。1912年11月,在民國政府的批准下,許禹生創辦本土的新型武術組織形式——北京體育研究社。
北京體育研究社,是近代史上北京地區,乃至於全國成立較早的武術研究教學與推廣組織。或許當時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武術團體、武館、學校等,但他們的組織形式、辦社宗旨、機構設置、校舍設施、師資力量、教材研究等,都難以與北平體育研究社相比。
據「體育研究社提出全國教育聯合會請設國立體育學校案」披露:「上海體育專門學校、東亞體育學校、體育師範學校、南潯中國體操學校,暨北京上海體育學校,均為私人團體所設,絀於款項,規模未宏,難為各校之楷模。」《歐風美雨立蒼茫》書中也提到:「一般體育學校(科)有重學科、輕術科的傾向;體育運動發展也極端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江浙一帶,尤其是上海,而且大部分是屬於私立性質,其條件、設備極差,招收學生人數很少,辦學經費拮据,以致一般在三五年內即告停辦。」而許禹生的北京體育研究社則是一枝獨秀。
北京體育研究社「以提倡尚武精神,養成健全國民,並專事研究中國舊有武術,使成系統」為宗旨,「普及武術運動、研究武術理論和拳史、培養武術人材,達到強民報國」。許禹生善於利用社會優質資源來創辦體育研究社。體育研究社不單是一些武術家的聚集場所,還是推動武術傳承發展的研究所,因此要求該機構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故名人效應是擴大社會影響低成本的舉措。許禹生邀請教育總長蔡元培以及名人嚴范蓀為名譽社長(後增加張一麟、袁希濤、傅增湘等多位名人為名譽社長;聘宋書銘等名士為名譽幹事);由當時北京市市長袁良擔任社長;並請歷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傅增湘、袁希濤、張一麟等社會名流題詞,大大提升體育研究社的社會影響。
許禹生利用北平教育部專門司主事的身份,向民國政府教育部提出「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之提案,採納後將其寫入即將頒布施行的全國各級學校的《軍隊國民教育實施方案》,使武術教育在全國大的層面上得到落實推廣,其功居偉。
1915年4月,北京體育研究社在當時的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提出了「擬請提倡中國舊有武術列為學校必修課」的議案。該議案認為,興學以來,學校體育「今擬提倡中國舊有武術,以振起國民勇往直前之氣」,並提出了三項具體建議:一是學校體操科應增授武術內容,作為必修課,以振起尚武精神;二是組織教師編寫武術講義,說明運動原理,用科學的眼光喚起學生對武術的重視與興趣;三是師範學校應將武術列為主課培養武術教師。這個提案得到與會代表的贊同,當年教育部就做出了「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此項教員於各師範學校養成之」的明令批示。自此,武術正式成為學校體育課程。
北京體育研究社,按近代體育的組織形式進行建設和改進,有明確的宗旨、章程和管理機構,會務人員由會員選舉產生,教員實行聘任制。北京體育研究社的行政管理、基金監事、評議員的產生也「均用社員投票選舉」等等,這是具有現代意識的,是中國武術史上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組織形式,基本上擺脫了拜師父的封建宗法特色,對各個流派的交流、普及、發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這種不同於舊式武館的新型體育組織,對我國近代武術的發展起過重要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武術被列為學校體育課內容,是辛亥革命後提倡與推行武術的重大成果之一。武術的體育化之路開始了,但對武術教學、傳統拳路的整理研究、武術教材的編寫、武術理論的闡述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體育研究社等武術組織和各類學校的武術教師們在這些方面都曾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隨著學校教育中武術作為體育課內容的普及,武術傳統的教學方法面臨改革以適應大規模公開教育的需要。我國武術長期以來沿襲口傳身教,多採用個別輔導與單獨練習的單人教練方式,這給學校教學的集體授課與軍隊團體訓練帶來一定的困難,也影響了武術的廣泛普及。許禹生引領了武術教學改革。對此,市長兼社長袁良指出:「深慨體育古法之頹廢,爰糾合同志創設此社,遴選通材,廣攬名流,古德相共,講習數年以來,青年學子先後輩出,粗有成效。復鑒於前此不立文字之弊,乃議發刊本社季刊,就傳習所得分別記錄,期以科學條貫匯成簡冊,藉廣傳聞而資津,逮出版已數期,頗蒙海內賢哲深相讚許。惟是一鱗半爪,不足以罄此術之秘……」
北京體育研究社是改革武術教學方法的倡導者與肇始者之一。據《體育叢刊》記載,北京體育研究社成立之初,北京各學校紛紛向研究社聘請武術教師。根據學校教學的特點,研究社「乃查照體操教練規格,訂定團體教練之法」,即參照近代體育教學的基本原則,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以適應學校授課的集體練習。北京體育研究社開設教育課目多且科學合理,通過培訓,可使學員將來完全擔當得起學校及社會的體育、武術的教育工作。
許禹生創辦的北京體育研究社人才濟濟,培養學校體育師資,隨即開辦體育講習所,招收大、中、小學校體育教員,進修國術及現代體育。據《體育研究社略史》記載:「講習所時代,學生均不繳學費,只納少許雜費。」這已帶有公益性質,在當時社會中也是少有的善事。這個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社會上體育師資嚴重不足的矛盾,故而得到當時教育部長的讚許,並由教育部撥出專款,在北京西單西斜街重建新的社址。教育部還特別發出通知,責令各地學校或教育機構選派學員來京學習,這無形中為研究社大大增色,使其影響得到擴大,規模也逐漸擴大,成為武術教育的旗幟。體育研究社以體育講習所形式,為大、中、小學培養了一批既具有西方體育理念,又有中國武術根底的新型體育教師,使中國武術迅速在學校生根發芽,為武術的復興培養了大批人才。
講習所的規模生源不斷壯大,如「1919年7月,擴充附設體育講習所,招取中等學習畢業學生,修業年限改為二年,蒙教育部批准並通信各省選送學生」。這是第一所以現代學堂形式傳授武術的專業學校,具有劃時代意義,成為以後民國政府設立體育學校的濫觴與國術館的母本。
北京體育研究吸取西方體育的長處,改進中國武術傳統教學方式,編寫科學合理的武術教材。研究社上書「呈請教育部,規定武術教材並陳管見,蒙批。所擬定武術教材簡而易行,與體育要旨既不相背於生理衛生,亦無抵觸,堪供學校體育參考之用,並通令各省轉飭各學校採用」。
許禹生努力促進土洋體育的結合,他吸取「洋體育」的特點,也曾仿效馬良的24式軍體操,創編了「太極拳術單練法」「少林十二式」。他選取武術中的一些單式動作,配以口令,像洋體操一般進行教學。其優點是可以改變傳統武術單一的教學模式,便於在小學、中學學生中進行集體教學,易於推廣。缺點是捨棄了中華武術的傳統文化,使武術產生質的蛻變,容易滑入洋體操的窠臼。尤其是太極拳,體操化的結果是使太極拳變成了一種簡單的肢體運動,而丟棄了太極拳的傳統文化。許禹生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他著手整理了《太極拳勢圖解》,書中不僅介紹太極拳的動作與應用,而且將代表中華文化精粹的太極文化加以注釋宣揚,完整地保存了太極拳的傳統文化,保護了太極拳的健康發展。《太極拳勢圖解》也就成為保持傳統武術文化的楷模,武術家們紛紛研讀效仿,使中國武術在吸取洋體育長處的同時,不至於丟失自己的傳統本色。許禹生的這一貢獻足以彪炳史冊。
開展武術培訓、武術宣傳和武術研究,既遷移了中國傳統武術的發展中心,也開始改變中國傳統武術的傳承方式,開啟了中國傳統武術的體育化之路;武術進入學校教育領域,成為學校體育課的重要內容,是民國初年軍國民教育思想的產物,也是辛亥革命提倡和推行武術的重要成果。由此開始了中國傳統武術的科學化、規範化發展之路。
勿使前輩之遺珍失於我手,
勿使國術之精神止於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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