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如你所願，盤點開國總理周恩來的「最後一次」(三)

原標題：盛世如你所願，盤點開國總理周恩來的「最後一次」(三)

文/秦九鳳

十五、最後一次簽批文件

1975年9月20日下午，是周恩來住院後的第四次大手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和汪東興都來到了醫院，以便隨時知道手術進展情況，了解手術結果。萬一發生意外，還可以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當場下決心。

就在醫生、護士們緊張地為手術做準備時，周恩來突然想起了什麼，要在現場的工作人員趙煒回他的西花廳辦公室，從保險柜中拿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稿。周恩來用了很長時間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然後用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據周恩來保健大夫張佐良回憶：

中央領導人在休息室等候，專家已進了手術室，穿上手術衣，戴上手術帽子和口罩。各科專家分別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儀器旁。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就緒，靜候周恩來儘快進入手術室。

這個時候，周恩來正在衛生間伏案看東西，門虛掩著，護士就等在門外。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過了三十多分鐘，仍不見他到手術室去。在門外走廊里等候的人們開始焦急了，你看我，我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就這樣，鄧穎超、張佐良先後悄悄走進衛生間，見到周恩來正在伏案書寫。他寫的什麼呢？

據周恩來軍事秘書張作文、鄧穎超秘書趙煒他們回憶，周總理當時頭腦十分清楚：這次進手術室後很難預測自己是否會躺在手術台上起不來。因此，他要把關於自己政治品德的後事交待清楚。這就是國民黨特務當年在上海中外報刊上炮製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這件事無論是在當時上海的臨時中央還是江西的中央蘇區，都已經清清楚楚，是國民黨特務造的謠。因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周恩來已無法在上海繼續領導地下鬥爭工作。於是中央決定周恩來撤到中央蘇區，這個謠言在上海見報時，周恩來已進入中央蘇區兩個多月，只是由於嚴格保密，國民黨特務無從知道罷了。

心憂黨和國家命運的周恩來。

誰知三十多年後的「文革」時期，社會上竟然颳起了「周恩來是無產階級的可恥叛徒」的邪風。他們的主要證據就

這是江青對周恩來的公然挑釁：在「文革」中，原本忙得焦頭爛額的周恩來沒有想到「抓叛徒」竟也抓到了自己頭上。他知道在那清濁不分，是非不辨的特殊時期，憑這些子虛烏有的東西也足以能致人政治上、生命上於死地。他馬上派自己身邊工作人員到北京圖書館，借來庫存的當年登載「伍豪啟事」的報刊和後來我們黨在報刊上反擊敵特的相關資料，然後進行梳理。據趙煒回憶，那些舊報紙太多了，堆起來有她兩個人高。周恩來在進一步理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後，於1967年5月19日，也就是江青給他寫信的第三天，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伍豪等脫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

與此同時，周恩來當天還給毛澤東寫了信，信中除了說明是敵人當年偽造外，還請示是否與有關人員再約談一次。毛澤東在接信後批示：「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然而事情並未至此平息。不久，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委會的材料組，竟把「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編進了他們的55期《抓叛徒簡報》。他們這樣做意欲何為？明眼人一見便知。人們不能不提高警惕。這也說明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並沒有因為有了毛澤東的批示而罷手。因為毛澤東只批給了「文革各同志」，連政治局成員也不知道。

心細如髮的周恩來不得不又做了許多工作，又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根據毛澤東囑咐，詳細講了「伍豪事件」的來龍去脈。同時，對自己的這次講話進行錄音，然後由鄧穎超親擬一個題目，叫《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事件」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同志1972年6月23日晚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上的報告》，再根據周恩來的錄音整理成文字稿，文末註明「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當時毛澤東和中央的要求是，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及有關文獻材料，都作為檔案，保存到中央檔案館。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也各保存一份，以便黨內都了解這一事件真相，防止以後再有人利用它製造事端。但是事後卻一直無人落實，這就迫使周恩來又不得不在自己進入手術室前，怕自己萬一下不了手術台而留下這個歷史問題。所以，就有了周恩來臨上手術台前最後一個簽批的文件。

十六、最後一個囑託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住在醫院的周恩來讓值班衛士高振普打電話到西花廳，點名要趙煒隨鄧穎超去一趟醫院。趙煒是一位女同志，她多年在西花廳工作，直至擔任鄧穎超同志的秘書，與鄧穎超同志朝夕相處。於是，鄧穎超同志在趙煒陪同下到醫院看望周恩來。當時，西花廳的所有工作人員見到周恩來都面臨一個稱呼的難題：即見到他老人家怎麼稱呼他。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是高振普還是趙煒，都因為叫他總理而被周恩來批評說：「我都不能工作了，你怎麼還叫我總理？」（對高振普）「我現在不幹工作，別叫總理，說一聲『您好』就行啦！」（對趙煒）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西花廳。

西花廳到305醫院很近，跨過一條文津街就到了。所以，趙煒很著急：不讓叫總理，他病成這樣你還招呼他「您好」也不合適呀。趙煒想著想著就已經和鄧穎超下車了。她只好求助似地問：「大姐（指鄧穎超），我見到總理怎麼叫他？對他說什麼呀？」已經下車的鄧穎超停下腳步聽趙煒說了原委，然後又沉思了一會，才說：「你就還叫他一聲『總理』好啦，不用說別的話，最主要的是你見到他以後千萬不能哭，千萬！千萬！！」

鄧穎超這麼一說，趙煒心中既難過又有數了：周恩來的病可能更沉重了，身體康復的期望越來越小了……

趙煒隨著鄧穎超走進周恩來靜靜的病房，來到周恩來病床前時，就盡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輕聲叫了一聲「總理」。周恩來一見是趙煒，從被子里伸出瘦瘦的右手，說：「握一握手吧！」趙煒忙說：「總理，我剛從外邊進來，手涼，就不握手了吧！」

周恩來一聽，用深情的目光看著趙煒，聲音微弱地說：「沒事」。接著，周恩來又從被子里伸出他的左手，用兩隻瘦弱無力的手拉住趙煒說：「你要照顧好大姐。」

周恩來這麼一說，令趙煒猝不及防。她那眼淚一下就從眼眶內流了下來。這時，也站在周恩來病床前的鄧穎超連忙用手使勁地拉了拉趙煒的衣角，示意她不能哭，以免使周恩來更難過。為了緩解趙煒的情緒，鄧穎超趕忙和周恩來說起其他話題。憋著一口氣的趙煒趁機跑到病房門外，到走廊西頭以後終於失聲痛哭。

2001年4月6日，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吳階平偕夫人曹睿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參觀，吳老揮筆題寫了「教誨難忘」四個大字。

周恩來沒有子女，只有鄧穎超與他相伴一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後要交待趙煒照顧好鄧穎超。那天，周恩來還交待鄧穎超以後每天從西花廳來醫院時都要有趙煒陪著。

十七、最後唱的歌曲———《國際歌》

周恩來生前十分喜歡唱歌。無論是他老家的蘇北民歌、家鄉小調，還是後來的革命歌曲，或者是一些經典作品，他都愛學、愛唱。

在中南海西花廳，夜間辦公累了的周恩來會停下手中的工作，讓工作人員放起陝北民歌《蘭花花》的唱片，自己還甩著他那負過傷的右臂，輕聲跟著唱，待消除疲勞後，再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工作。因此，許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都說，「多才多藝的周總理常常通過唱歌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展示他的才華。」

周恩來是1921年春天在歐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從入黨那一天起，他就一往無前、矢志不渝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因此，他在旅歐期間就學會了唱《國際歌》。打那以後，遇有適當時期，他就會用《國際歌》激勵自己。

1928年曾擔任周恩來秘書的黃玠然同志回憶，當年蔣介石屠殺了周恩來的戰友、中央軍委書記楊殷以及刑士貞、顏昌頤之後，周恩來難過得幾天沒說話，只是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聲音很低很低地吟唱著《國際歌》。他是在用《國際歌》的歌聲寄託自己對逝去戰友的哀思，用歌聲激勵自己繼續奮勇向前，籍以告慰亡靈。

1998年2月16日，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中）在淮安參加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活動。

時間進入到1975年12月中下旬以後，周恩來病勢沉重，他的生命已經進入最後的彌留之際：時而昏迷，時而蘇醒。但他仍以頑強的意志與疾病抗爭：疼痛襲來了，他不叫不喊，有時實在難受了就抓住守候在身邊的鄧穎超同志的手或其他東西強忍著。據他的衛士喬金旺對筆者說，總理疼得實在厲害了，臉上汗珠往下滾，他望著我說：「老喬呀，我能哼哼嗎？」喬金旺一聽，眼淚刷地就流下來了。

喬金旺還記得，總理有一次因病痛襲來，就緊緊抓著大姐（指鄧穎超）的手，輕輕哼起《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他開了頭，鄧穎超也跟著他和聲唱著，直到他又一次昏迷過去，那悲壯的歌聲才停止。

十八、最後說的一句話

進入1976年以後，周恩來的病情已經極端惡化，很多時間都處於昏迷彌留狀況。

1月7日晚，周恩來的氣息已十分微弱。他的醫療成員和護理人員已經連續晝夜守護在他的病房，隨時準備搶救。深夜11時許，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蘇醒，他吃力地微微睜開雙眼，認出了守候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裡已經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他們那裡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吳階平大夫在他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任上曾與夫人曹睿來淮安參觀瞻仰周恩來紀念館，筆者曾就上邊的這句話當面向他求證。他告訴我說，當時總理是說了這樣的話。吳老還追述說，總理得病後，主要是主席（毛澤東）離不開他，像他這種膀胱癌的病症，如果開始治療後就能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他的結果也許就不會是現在的這樣。當時總理實在是太忙了。

2000年4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偕夫人參觀完周恩來紀念館，向地方幹部群眾告別。

朱鎔基同志在他的總理任上也曾偕夫人勞安來淮安參觀周恩來紀念館。筆者時任周恩來紀念館資料科科長，朱鎔基同志從車上下來後，我就一直跟在他的左右，寸步未離。當講解員講到周恩來說的上邊這最後一句話以後，接著又說：「這就是人民的好總理，在他的生命最後時刻，想到的仍然是他所熱愛的人民，在他的心中，唯獨沒有他自己。」聽到這裡，朱鎔基和勞安都是淚流滿面。朱鎔基走出展廳，登上中巴車向送行的人們揮手告別並致意時，他的左腮幫上還掛著豆粒大的一滴淚水。

十九、最後一次約見部長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生命已經進入最後階段。這一天，他的體溫升至38.7，加之他已長時間不能進食，已經處於半昏睡的彌留狀態。

忽然，周恩來醒來了，他對身邊人員說：「我要見羅部長。」「我要見羅部長。」由於高燒，周恩來說話口齒不很清楚，身邊人員好不容易才聽清楚，他是要見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

據筆者1997年在京拜訪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同志，他告訴筆者：

當我們聽說總理要見羅部長時，就給羅部長打了電話，然後派車去接。羅部長來了之後，剛進病房，總理就又昏睡了過去。羅部長只好在病房旁邊的小客廳里等候。一直等到快中午時，周總理才蘇醒過來，立刻請羅部長到總理病床前坐下。總理同他沒談幾句就又一次昏睡過去了。談話只得中止，醫護人員馬上進入病房進行檢查和搶救。羅部長就退到病房外焦急不安地等候。

羅部長一直等到周總理又一次醒來，可是，話還沒說完，總理就對羅部長十分抱歉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十分鐘再談。」說完，他又昏迷過去了。這樣，羅青長部長又一次退到病房外邊等，又等了一個多小時，總理也沒有醒來，羅部長只好流著眼淚遺憾地回家了。

據筆者1996年在京走訪羅青長老人，他說，周總理主要談的是對台工作情況，他關心著台灣回歸祖國，問了台灣的近況，要我不要忘記在台灣的那些老朋友，比如張學良、張鎮等。還有一些聯絡關係等情況。

這是周恩來生前最後召見的一位中央部長。他臨終了，想著祖國的統一，想著台灣同胞，思念著曾幫過我們的國民黨朋友。他是何等的重情重義！（未完待續）

轉載請註明轉自《黨史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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