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雅湖畔燦爛的花海與漢匈之間熾烈的戰爭
公元前二世紀，也就是距今約2150年前，北方草原和塞內中原分別生活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一個是天縱之國「匈奴」，其民生性純樸不羈，嚮往自由馳騁。一個是冠帶之邦「漢朝」，其民性情深沉堅忍，善於辛勤耕作。他們雖互為鄰邦，但是性格有別，習性迥異，時有摩擦，甚至拳腳相向，但總歸是鄰居，絕無置彼此於死地之心。然而一個少年的出現，用他不甘平庸的心和個人意志，打破了這一默契的平衡。兩個民族本應像松雅湖畔的花海各自綻放燦爛奪目，卻演變成持續百年的漢匈之戰，殘酷熾烈，毫無意義。他就是劉徹，後世的漢孝武皇帝。
下面我將用枯燥冷漠得語言來闡述這場悲劇性的戰爭的絕非必然性。
第一、生存條件不支持匈奴有代漢之心
公元前二世紀北方草原氣候溫暖濕潤，條件比之後世南北朝，隋唐和兩宋草原地帶優越的多，北方草原牧草繁盛，畜產豐富，匈奴民族和社會基本可以自給自足，並沒有持久強烈的的生存壓力和危機，他們並沒有後世草原民族那樣不顧一切，殊死南侵的動力和緊迫感。從先秦到西漢，中原農耕政權也無對北方草原的領土要求，得之地無法耕種，因此匈奴並無來自南方的實際威脅。
第二、能力意願決定匈奴絕無代漢之意
匈奴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其眾不及漢之一郡，他們沒有足夠強大的人口、物質、技術實力，沒有高效先進的組織能力。關鍵是他們沒有接管和管理一個龐大農業國家的智力資源、概念意識和理論體系，因為他們對農耕社會的運作體系和邏輯知之甚少，更不用談去管理和統治農耕社會。從本質上說，匈奴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具備消滅漢王朝，入主中原的戰略企圖和思想。當時匈奴的入侵都是戰術性的和因為短期氣候波動，畜牧產出，疾病疫情，內部矛盾等因素驅動的隨機應激性的事件。
所以漢景帝吳楚七國之亂時，叛亂諸侯私下勾結匈奴單于內侵作為策應，就是看穿了匈奴這個游牧政權對中原農耕王朝不具有系統性和根本的威脅，匈奴沒有這個能力，更沒有這個意識。充其量就是撈點好處後就回到他們自在的大草原。
第三、理性處理漢匈邊境衝突的策略
漢武帝時期是漢朝國力的鼎盛時期，但是國力鼎盛並不必然帶來全面戰爭，彼時的漢匈關係完全可以採取一種雙軌並行的戰略。
首先加強邊防設施建設，實施較文景時期更加積極進取，靈活機動的有限軍事打擊，但是打擊的目標限定於南侵的匈奴軍隊，只要敢於南侵，必定給予痛擊，強化匈奴政權軍事冒險必遭嚴懲的條件反射。但是軍事行動的範圍和烈度只限定於軍事反擊，不能擴大為全面戰爭。
其次，繼續擴大與匈奴的邊境貿易互市，用和平互利的方式，滿足彼此對物質生活改善的需求，強化匈奴政權和平互利才是益處的條件反射。用互惠互利的邊貿對沖邊境掠奪戰爭的衝動。總之用最小的代價，維護彼此和平發展這個最大的利益。類似於現代國際關係，雙方積極主動又理性得管控雙方衝突和矛盾。
第四、漢武帝發動漢匈全面戰爭的原因
當時漢匈矛盾只是邊境掠奪性質，而遠非後世亡國之危的性質，然後漢武帝發動持續幾十年的全面漢匈戰爭，對漢匈兩族人民來說，都是巨大的災難 。而這個災難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漢武帝要藉助發動全面的漢匈戰爭，以政治正確來打擊和限制諸侯和豪強的勢力，彙集全國的資源和力量，將國家經濟全面控制在皇權之下，最終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也實現少年天子屬於他自己理解中的雄圖大志 ，雖然代價巨大，得不償失。
第五、漢匈戰爭的反思
戰爭的必然性，戰爭意志的強弱以及戰爭烈度的大小要關乎衝突雙方的根本戰略意圖，任何對彼此錯誤的戰略判斷，都易導致悲劇性的戰爭。戰爭一旦開始，他的不可預測和難於控制的特性就會被無限擴大。這也就是漢武帝劉徹晚年深感漢匈戰爭帶來的巨大傷亡，社會破敗，百姓疲弊，已經遠超當初的設想，最悲劇的是這樣的持續幾十年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並非必然，完全可以避免。內心的震撼和不安，讓他最終做出自我檢討，發布輪台罪己詔，停止大規模主動戰爭，與民休息，以謝天下。
因此漢武帝的個人意志是導致漢匈百年全面戰爭的最大因素，以一人之私戕害海內。人最可貴的特質就是克制內心無理的私慾，審時度勢，大局為重，尋求平衡。若為天子，則以天下為重，捨己為國，舍己為民。
第六、松雅湖畔燦爛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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