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績：郭沫若在新文學視域下的性／別意識
郭沫若在新文學視域下的性／別意識1
◎鄭績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本文作者鄭績
內容提要：本文將郭沫若一生中所涉及的同性親密交往的有關史料進行了收集和整理，並闡述了郭沫若本人對此的態度與認識，同時進一步發掘了郭沫若自傳中相關描寫的潛文本，認為郭沫若在性/別上的自我認識與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發生是息息相關的。
關鍵詞：郭沫若、性/別、自傳、新文學
近年來，郭沫若與汪靜之之間的交往細節逐漸得到披露，這兩位詩人的情誼往來可謂親厚密切，所作所為也可說驚世駭俗。這些舉動在今天仍是引人敏感的，然而當事人視作理所當然，說起來輕描淡寫，渾若無事，令後人在理解上產生分歧，甚至成為話題禁忌。
事實上，除了汪靜之，郭沫若一生中曾與不少同性過從親密，他的行為與詩風一樣奔放，富有爭議。無論是文學上還是為人上，郭沫若都是一個話題製造者。除了文字文本和個體文本，他身上存在著大量的潛文本，如何理解他，和理解整個現代文學有著直接的關聯。
一
1928年，處於生存困境下的郭沫若寫成自傳性的文本《我的幼年》，次年4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在這本小書里，郭沫若記下了自己從出生到17歲之間，在四川的成長和學習經歷。幾歲曰幼，並沒有準確的說法，然而17歲的年紀，無論如何已難以稱「幼」。郭沫若把自己生命中的第一段划到17歲，並命名為《我的幼年》，其涵義並非以生理年齡為依據，而是指向社會年齡。
根據《我的幼年》中的自述，郭沫若在15歲，也就是1906年時進了小學堂，成為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2他的同學中有相當數量早已結婚生子，學校氛圍與現在的15歲孩子所經歷的大相徑庭。這對於郭沫若性別意識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正是在這個小學堂里，郭沫若遇到了吳尚之（吳弟兒）。3那是一個與他同齡的男同學，郭沫若使用了「一見傾心」4這樣的詞語來形容他們的初遇。結識之後，他們經常放學後相攜去城裡飲酒遊玩。臨到分別，郭先送吳到家，吳又送郭一程，郭又送吳回來，這樣反反覆復，依依不捨。就像所有親密關係一樣，他們還有自己的暗語，稱晚上的這種遊樂叫做「奮飛」。5分別回家之後，還各自給對方寫信，第二天交換來看。郭沫若是這樣形容這種關係的：「這樣的情景，我們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種同性戀愛6的心理一樣，但是我們的相愛確是比戀愛更嚴肅。」7郭沫若還寫到當時同學們的看法，認為這是「醜惡的關係」。8
另外郭沫若還提到幾件事。其一是他第一學期考試得了第一名，同學們見他平時並不用功，卻得第一，就說他與男老師有私情，甚至鬧到校長室，令他降等。9其二是男生宿舍里常常發生「偷營」10事件，正像所有寄宿男校一樣，晚上不免有些偷偷摸摸的身體侵犯行為。其三是另有男生對他表示愛慕，且是「當成女性一樣」，11章姓男生想強行親吻他，還有男生趁別人不注意偷偷緊緊捏他的手。
上了中學之後，生理、心理和社會意識都進一步成熟的郭沫若有了更一步的大膽行為。他和一幫子弟成立了「轉轉會」，輪流請客吃飯打牌冶遊，直至和相公去旅店包房。同會有一個俊美少年，姓汪，與郭沫若「一個是心甘，一個是情願」。12有天晚上郭沫若打牌輸光了錢，和主人鬧了起來，憤然離席。他恨汪少年沒有跟他出來，自己找了個旅店，又惱又醉，「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著我，把甜蜜的淳汁13渡入我的口中，我睜開眼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14「說著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來渡在我的口裡。——『啊，我真的愛你呀！我緊緊地把他抱著。」15
郭沫若之後的自傳中不再像《我的幼年》中這般詳細具體地剖析自己的「同性戀愛」,但是進入了成都高等中學堂之後的郭沫若，並未就此結束與同性冶遊的行為。他在《反正前後》里提及課餘時間，他仍與羅同學、李同學外出「奮飛」，自認為是一種「墮落」行為。16
郭沫若在成都分設中學丙班讀書時的日常私生活，對今後產生了直接影響。同學少年都不賤，成都分設中學丙班很出了一些中國現代史的風雲人物，比如王潤嶼、曾琦、魏時珍、李劼人等，周太玄雖比他們低一級，也常在一起活動。有意思的是，同為一時俊彥，且小學、中學時期都作為學潮領袖的郭沫若，與這些人物卻不處在同一個活動團體內。17這幾位同學緊接著「五四」運動，發起了影響巨大的少年中國學會。但是，郭沫若始終都不是少中會的會員。
郭沫若
郭沫若本人從未提及他曾有申請入會之舉，然而從他與宗白華交往的細節當中，可以推知郭曾經有意，卻未獲批准，原因正是他的「不良行為」。郭沫若通過投稿與宗白華相識，又通過宗白華認識了田漢，而宗白華和田漢都是少中會的成員，宗白華更是參與少中會籌辦的核心成員。再進一步觀察人物關係，宗白華之所以成為少中會的核心，是因為他與魏時珍是同濟的同學好友，而魏時珍又是郭沫若在成都分設中學丙班的同班同學，對郭沫若非常了解。因此宗白華對於郭沫若在高等中學堂的表現，應該是來自魏時珍，並且比較可靠。
《三葉集》中，宗白華寫道：「時珍來，把你們從前鬧的事告訴我了。」「時珍……他見你那長信很受感動」。郭沫若回信道：「我才知道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時珍早對你說了……」「白華你恐怕也不要我這樣的人了罷？」18郭沫若寫長信給魏時珍，很有可能就是談想加入少中會的事。魏時珍接信來和宗白華講起郭沫若的從前種種，對成員的道德要求頗為苛刻的少中會「不要這樣的人」。
後來陳明遠有回憶文章寫道：「宗老師告訴我：『先前郭沫若嫖娼挾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的不良行為，我也有所耳聞。』『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終竟沒有得到批准入會。』」19
這些材料說明郭沫若在高等中學堂階段仍保持著同性親密關係。之後郭沫若甚少在自敘性文字中提及相關的內容。
有一段「郭沫若親吻胡適」的著名公案。《志摩日記》有：「飲者皆醉，適之說話誠懇，沫若遽抱而吻之。」20唐德剛《胡適雜憶》有：「他21並且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他稱讚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桌聽到了，特地走了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下，以表謝意。」22胡頌平編著《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有：「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23《胡適日記》有：「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24
有關郭沫若親吻胡適的時間、地點、原因等細節，已有文章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25也有不少論文闡述胡郭兩位的關係。26胡適與郭沫若並不存在親密關係，郭沫若的舉動完全是單方面的，這一不拘性別的親近動作倒是很能夠顯現郭沫若的個性。
2002年，汪靜之的兒子汪飛白將父母汪靜之和符竹因之間的往來情書編輯成《漪漪訊》出版，其中汪靜之致符竹因的一封中寫道：「我在滬時是和沫若哥同枕睡，我是他的小弟弟，他用手腕給我做枕頭，抱著我睡，並且親吻。」27根據落款日期，此信寫於1924年2月29日，其時郭沫若32歲，汪靜之22歲。汪靜之在回憶錄里也曾經說過：「郭沫若很喜歡我，像對待一個小孩子，抱了我親嘴。」「一看見郭沫若，他就抱住我親嘴。」28
郭沫若沒有留下1949年以後的自述性文字，但他和陳明遠之間的往來信函倒有些同性親密的蛛絲馬跡。1961年6月1日的信里，郭沫若寫道：「我們之間的感情，不是比一般的師弟還要嗎？您不以為這樣？」291962年5月9日，郭沫若寫給陳明遠的信中有句：「我實在喜歡你，愛你……如果可能的話，我倒很願意同你住在一道。」30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在信中寫道：「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311965年7月30日，74歲的郭沫若寫道：「（於立群）說我通信太多，跟寫情書一樣……我確實非常愛你。」32
據陳明遠稱，從1953年1966年，和郭沫若通信的13年間，往來信函和文稿「疊起來有半人高」。33信件披露之後，郭沫若的家屬把陳明遠告上法庭，起訴陳明遠偽造郭沫若信件，34法院判決證明不足，無法立案，只判定陳明遠侵犯了郭沫若的著作權。但有關上述引用內容的真偽，郭平英曾在接受相關採訪時，帶笑向記者承認，這幾句「倒是真的。」35
二
郭沫若在同性交往中的這些親密舉止，當然很難被研究者完全忽略，大量研究郭沫若的單篇論文、碩博論文以及專著中，都或隱或現地提及了這個問題。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的內地研究者都採用了迂迴的態度來進行討論。策略不外乎有三，其一是將其轉述為單純的友誼。比較典型的有2012鄧牛頓所發表的《汪靜之與郭沫若》，36文中不斷強調「友誼」這一辭彙，認為這是「感人情景」。其二是將其歸結為年少荒唐，比如李潔非就曾寫道：「唯因年當少時，懵然無知，泛情泛愛，錯把一腔激情加於同性。」37其三則是最常用的手法，即提及史實但不加任何評說分析，完全迴避對此做出研究。而與內地相反，海外的郭沫若研究常常抓住這點大做文章，尤其是用作負面評價的材料。比如史劍38在香港出版的《郭沫若批判》，39就對此大費筆墨。
無論是內地的避而不談還是海外的特別關注，究其根本都是一樣的：從未將這個問題放到學術研究的視野上來觀照，而是把它與對郭沫若的歷史評價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和研究界恰恰相反的是郭沫若本人對此的態度。他既沒有刻意迴避，也沒有大肆渲染，反而是以非常坦蕩的方式進行了呈現。
《我的幼年》文藝書局1931年版
郭沫若的系列自述作品從問世之初就屢遭查禁，書名幾度更換，之後又被他自己多次刪改增訂，現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版本中的內容，已經和初版本有了極大的差異。大量記述他同性親密交往的《我的幼年》就是如此，1929年光華書局和1931年文藝書局版的書名還是《我的幼年》，1933年光華書局出了刪減版改名《幼年時代》，1940年合眾書店也出了刪減版名為《童年時代》，之後1947年海燕書店版又改名《我的童年》。40之後書名固定下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我的童年》和《反正前後》《黑貓》《初出夔門》，四篇自敘合為《少年時代》，又經過郭沫若本人不少修訂，收入《沫若文集》第1卷，以後的版本都據此本出。
在如此複雜的版本情況，如此多次的反覆刪增改訂下，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郭沫若沒有對有關同性親密交往的字句做出過任何改動。也就是說，現有版本中有關內容和初版本以及歷年版本，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他本人還有不少文字與少年時的交往進行呼應。19歲的郭沫若已經去成都讀書，與15歲時交往過的吳弟兒重逢，當即作了《寄吳君尚之》二首，41中有「心如磨蟻總無何」等句。1915年，郭沫若在日本寫了一首《蔗紅詞》：「紅甘蔗，蔗甘紅，水萬重兮山萬重。憶昔醉朦朧，旅邸凄涼一枕空。卿來端的似飛鴻，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頭從，才將命脈兩相通。難忘枕畔語從容，從今愛我比前濃。紅甘蔗，蔗甘紅，水重萬兮山萬重。」這首詞沒有單獨發表過，記在他1928年的日記《離滬之前》里，註明寫於1915年。此詞情愛意味太明顯，王繼權等人在做郭沫若舊體詩詞注釋時，將其認定為描寫「男女戀愛」。42而海英，即陳明遠，一開始也誤會為郭沫若是描寫與安娜的戀情的，後來才從田漢的話里知道是描寫同性交往的。在陳明遠的轉述中，田漢是這樣說的：「寫給一個少年男子『相公』的同性戀詩。」43值得說明的是，郭沫若這位姓汪的少年朋友，絕非「相公」。雖然在《我的幼年》里，郭沫若稱他為「轉轉會之花」，但汪少年顯然也是轉轉會的一員，與這一群人平等玩耍。更何況，在回憶錄中，郭沫若清楚地寫著，那一夜的旅店費，還是汪少年付的。田漢此說，應該是不太了解情況所致。1916年，郭沫若才與安娜相識，44僅從時間上就不可能是寫和安娜的戀情。細讀過《我的幼年》，便可以知道詞中所寫，與郭沫若負氣醉酒離群，獨開旅店，半夜汪少年來，將甘蔗汁渡入他口中的記述是完全對應的。將此詞對比《我的幼年》中那段相當詳盡的旅店喂蔗汁描寫，再加上田漢的旁證，應該可以認定這首詞就是對那一夜的回想。由此可見，郭本人從未有過抹煞這一段歷史的試圖，他不但寫了情意深長的懷念詞，還和田漢等人提及了。
郭沫若的確從不迴避這些經歷，但是他也在成年以後，多次對「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表現出懊喪，認為自己當時在成都高等中學堂「無為、墮落、自暴、自棄」，這種「害怕和感到譴責」45的情緒在《反正前後》《三葉集》等書中均有體現，尤其是他在被少年中國學會拒之門外之後，在與宗白華的通信中，有大段的自我剖析與自我譴責。然而令郭沫若自責的經歷到底是什麼呢？
郭沫若沒有詳細列明令他自責的行為，有研究者認為，「顯然是同學期間的不良行為所致」，46既然是同學間行為，那就不包括嫖娼狎妓了，而是指向了同性交往。中學期間的郭沫若常常「奮飛」，與「轉轉會」中諸人喝酒打牌，叫相公開房，在外嫖宿，這些毫無疑問是「劣行」。那麼，同性間的親密交往是否也被認定為自我墮落之一種？在少年中國學會的創辦者眼裡，顯然是的。少中會的創辦人之一王光祈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中寫道，他最反對的兩種個人生活是：「（1）不自然的個人生活；（2）無秩序的個人生活。」所謂「不自然的個人生活」，很有可能包括同性戀向在內，郭沫若被拒入少中會的理由中，就很明確的有一條是「搞同性戀」。47
但細讀郭沫若本人歷年來所有的懺悔文字，會發現都集中在「無秩序的個人生活」上，哪怕在大篇幅自我懺悔中，也沒有對他與吳尚之、汪少年等人的交往表現出任何難以啟齒或自我譴責之意。相反，他在描寫中反覆強調了關係之美好與對自己的正面影響。比如吳弟兒聽信了謠言，以為郭沫若要對他半夜「偷營」，就生氣了，好多天不理睬郭沫若，這完全撇清了兩人的身體關係。他在寫到汪少年的時候，也說因為汪少年的緣故，他才逐漸疏遠了轉轉會，在汪少年的阻攔下和相公們絕交，並且迷上了新文學。事隔幾年之後，他分別寫給那兩位同學少年的詩詞，更是處處展現出情意，並無懺悔割絕之意。
並且在成年之後，郭沫若對於同性仍然保留著身體親近的習慣，他吻胡適，和汪靜之親嘴，與其說是同性戀訴求，不如說是展現赤誠的行為習慣。郭沫若與胡適和汪靜之兩位，並沒有別的超出正常範圍的交往，他只是在身體和表達習慣上較為狂放隨意而已，起碼他從未覺得有何不妥。此外還有一個細節很可以說明郭沫若在性別認識上的開放度，他在描寫自己欣賞的男性時，常常特意提及對方相貌上美好的女性特徵，這種習慣幾乎維繫終身。1926年，郭沫若35歲，那年他第一次在廣東見到了34歲的毛澤東。10年以後，45歲的郭沫若回憶當年場景，形容毛澤東是「狀貌若婦人好女」，48以此來表達對毛的好感。至於晚年他與陳明遠通信中所使用的親密字句背後，其心理原因更為複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是郭沫若表達同性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核心的根本，郭沫若對於同性親密關係的自我認知，和當時另一部分人，和以後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有一個本質的分歧。那就是，在郭沫若的心中，起碼在寫《反正前後》時，並沒有將同性情感污名化的心理，而以少中會為代表的諸人，以及後來的研究者，都有認為同性戀是不潔的潛在想法。
正由於未將同性情感污名化，郭沫若非常坦蕩地寫作、出版了相關經歷，並且從未刪減內容。在之後的歲月里，他仍保留著同性親密的身體慣性，並不對此表示懺悔，也沒有覺得有什麼必要進行辯白、撇清或有必要將同性戀愛與同性友誼細緻地區分開來。
汪靜之（左一）符竹因夫婦
而已經接受了同性情感污名化的研究者們，反而小心翼翼地繞開這個話題，時刻注意將這些交往定義為「友誼」而非「戀情」，甚至故意將描寫同性情感的詩詞注釋為異性間的。而另一些研究者或曰談論者們，則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攻擊郭沫若的抓手，通過進一步將同性情感污名化而令郭沫若的形象受損。
本文列舉了郭沫若同性親密交往的史實，分析了他的自我認知，並不是要證實郭沫若是個同性戀者。相反，他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同性戀者。在《反正前後》里，他很清楚地寫道，汪少年「救」了他，使他遠離了「轉轉會」和相公，在新文學上用起功來。正是這個時期，他看了《迦茵小傳》，49這是一本愛情小說，郭沫若在閱讀時，很自然地將自己想像為男主角，將汪少年代入女主角位置里，「但總覺得不自然」。50這點「不自然」，才是生理性別意識的「自然」流露。郭沫若的這些歷史，與其說是「戀」，不如說是一種「同性交往」（homosexual intercourse），更強調的是精神上的相互介入。
也就是說，郭沫若在自傳中真正想傳達和強調的，並不是源自生理和心理的性別自認，而是一種摻雜了豐富社會因素的性／別意識。而這種性／別意識，是貫穿了他整個人生的，其中所隱現的價值觀，是他終其一生都認同並肯定的，也直接影響到他一生的行為。僅從身體性別、心理性別或單純的社會性別介入郭沫若個人歷史中的這些材料，都會產生偏差、矛盾與悖論。只有揭示郭沫若性／別表達中真正重要的影響因素，才能讀懂其中的潛文本。
三
郭沫若在性／別上的自我敘述，與新文學的發生是息息相關的。
寫作《我的幼年》的時間，是在1928年，其時郭沫若正在日本，貧困交加，正如他在書的後記中寫到的：「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51「無處吃飯」的郭沫若還是要靠賣文為生，他在這個時候開始寫自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用自己在國內的影響力，用自傳吸引讀者，獲得稿酬，得以生活下去。換言之，郭沫若很清楚他在國內的文學地位，無名之輩的自傳是賣不出去的。同時，他也對自己在新文學和新文化中的位置，有一個很明確的預期。沈從文就這個問題，曾經評論道：「《我的幼年》彷彿是不得已而發表，在自由的闊度下，我們不能說一個身在左側的作家無發表那類書的權利。因為幾乎是世界有名作者，到某一個時期在為世人仰慕而自己創作力又似乎缺少時，為那與『方便』絕不是兩樣理由的原故，總應當有一本這樣的書籍出世。」52
沈從文這篇《論郭沫若》發表於1930年，時年28歲的沈從文年輕氣盛，筆下尖利，頗說了些實話，雖然不太好聽，但也使得這一篇評論成為郭沫若研究的必讀篇目。上面引用的那一段，最關鍵的在於兩個點。其一郭沫若是「有名作者」，「為世人仰慕」；其二是郭沫若的「創作力似乎缺乏」了。這兩點很明確地概括出了郭沫若寫作以《我的幼年》為開端的系列自傳的背景。
郭沫若與沈從文之間的不諧，也許就是從此文開始的，但是郭沫若本人對於這兩點也委婉地表示過贊同。他不止一次在文章或談話中把自己在那段時間的文學成就與魯迅進行比較，為自己辯解說：「魯迅回國以後，在紹興家鄉和杭州住了幾年，當時社會情況感受良多，所以他的小說，深刻生動，耐人尋味。我呢，在日本前後呆了十七年，所以只能寫寫歷史人物……」53將自己和魯迅相比較，隱隱失落於在日本的這段文學缺席，說明郭沫若很清楚自己在新文學界的位置。把自己的過去寫出來，也算是寫歷史的一種吧？在這種情況下所寫出的自傳，無疑隱含著郭沫若對於自我、對於文學以及對於社會位置的理解與訴求。
除了這份心理背景之外，郭沫若《我的幼年》也一直暗暗綴住新文學這條線索來進行寫作。在自傳里，郭沫若有意識地將他的性心理史、親密交往史與新文化、新文學聯繫在了一起，其意圖是要「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54和冰心或張天翼等人描繪出純潔的童年少年時代相反，郭沫若筆下的當年自己充斥著新舊交替時代的個人印跡、社會文化轉型時期掙扎出頭的自我糾葛，特別是通過少年時期的自我塑造體現出新文化和新文學巨大的感召力。
雖然名之為《我的幼年》，但自傳中的郭沫若按年紀來說，已經是一個少年。之所以還是稱為「幼年」，後來改為「童年」，是因為郭沫若認為那是一段「無意識的時代」，55強調了一種原初的覺醒，也為這段經歷的自我闡釋留下了空間。
15歲進了小學的郭沫若，當然不可能真的如嬰兒一般「無意識」，所謂的「無意識」，其實指的是未經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啟蒙，沒有能夠對自我有足夠的認識和思考。他選擇了同性親密關係作為表達的切入點，小學階段他寫與吳尚之的「一見傾心」，56同時強調與吳弟兒的精神親密和身體隔絕，將與吳弟兒關係與宿舍「偷宿」等「齷齪」事件劃清界限。中學階段他寫與汪姓少年的「初戀」，「我在這兒才感著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於男性的初戀」。5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花了大量筆墨，著重寫了與汪姓少年的關係是如何將他從「轉轉會」與「相公」的墮落中拉出來的，他認為是汪姓少年救了他。
哈葛德著、林紓譯《迦茵小傳》
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版
郭沫若特彆強調，與汪姓少年交往最親密的時候，正是他對新文學發生興趣的時候，而汪姓少年的存在大大地促進了他將興趣從冶遊轉向文學。汪姓少年介紹他閱讀《迦茵小傳》，據郭沫若說，這是他最早讀到的外國小說。當時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正風行一時，很是掀起了一股西小說東漸之風，汪姓少年推薦郭沫若讀情節浪漫的《迦茵小傳》並不奇怪。然而這部小說對於郭沫若的成長，可以說是非常關鍵。在閱讀這部小說的過程中，郭沫若很自然地與大部分讀者一樣，產生了代入想像。書中有一個情節，是男主角墜塔，他的戀人女主角迦茵張開手臂去接他。郭沫若非常自然地將自己想像成了男主角，請注意，他的性別自認始終非常清晰地定位於男性。然而當他將書中本是女性的迦茵想像成汪姓少年的時候，「總覺得不自然」。58郭沫若本人沒有對這份「不自然」多做解釋，只說「因為他也是男子，很像用不著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護他的一樣」。59正是通過這本書的閱讀經驗，郭沫若開始意識到性別錯位的問題，這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發現，了解到自己真正的性／別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閱讀《迦茵小傳》的感受似乎是一個終止符，覺得「不自然」以後的郭沫若不再將大量筆墨放在與汪姓少年的關係上，並且在自傳的後面部分中，再也沒有提起過任何同性親密關係的存在。在性心理上，他將筆觸改到與五嫂的曖昧對話上，對象雖然在倫理關係上仍屬不倫，但性別已成為女性。不過，通過少年中國學會拒絕郭沫若加入等蛛絲馬跡，可以發現郭沫若在高中時期仍在頻頻「奮飛」，只是他不再強調同性間的那種精神依偎，視那些縱情牌酒的生活為「墮落」，並且不斷地進行自我譴責。顯然，對於郭沫若而言，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體驗。他反覆強調與吳弟兒、汪姓少年關係的純潔與正面，並在多年之後仍滿懷美好的思念之情，但閱讀《迦茵小傳》之後的同性關係，則是墮落不潔，值得懺悔的。可以說，《迦茵小傳》終結了郭沫若曾經自以為的對於同性的愛戀之情。
是《迦茵小傳》而不是別的小說，其實並非偶然。陳源曾經寫道：「中國的革命是兩部小說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傳》。」60作為同樣經歷了新文化和新文學啟蒙的知識分子，陳源這句雖是戲言，卻講出了西方文學傳入，尤其是《迦茵小傳》的重要性，點出了文學的重要意義。新文學啟蒙與性／別啟蒙，在郭沫若身上是同步的。郭沫若在性／別上實現的自我發現與自我糾正，與整個新文學發生的大背景同屬一個脈絡，他通過敘述自己在性／別意識上的懵懂、發矇、錯位與發現，講述了自己作為個體如何呼應了新文化的浪潮，與新文學一起成長。這才是郭沫若真正想要表達的潛文本，他的故事並不是那麼表面化，僅止於同性親密描寫，而是關於文學與自我靈魂之間關係的。
自傳從來不是篤實的史料堆積，沒有真正零度的自傳寫作，傳主在追溯自己歷史的過程中，總是試圖塑造出一個「自我」。還是沈從文，非常直白地說：「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61郭沫若非常清楚，當時在日本的自己缺少接地氣的素材，只能去歷史裡找，而自己的歷史，正是可以「放在時代前面」的。對於新文學作家而言，性／別從來不是私事，而是一面最能映照出啟蒙之光的鏡子。
因此，用「性的覺醒」來比喻自我的發現，不是郭沫若的專利，而是很多新文學作家的共同選擇。同時，用同性親密關係作為切入點來表現新文化啟蒙，也不是郭沫若的專屬。同為早期創造社同仁的郁達夫、張資平、葉鼎洛等人都非常擅長這一手。郁達夫的《茫茫夜》《日暮》《她是一個弱女子》等著名篇章都描寫過同性戀愛，並且都在新文學史上佔到不可忽視的地位。郁達夫要寫的，和郭沫若要表達的一樣，都是一種經由啟蒙之後，複雜的自我認知與自我處理，同時折射出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
郁達夫是用小說形式來進行表現，閱讀者就比較能夠分清作品與作家之間的距離。郭沫若用自傳形式寫，其實也是一種文學創作，只是以自身為素材。對比一下郁達夫的日記，就比較容易理解這種用自我進行創作的情形。郁達夫在日記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其實是他的文學人格，而非現實人格，62出於對現代性實現的需要，他在日記這種創作形式中建構出了文學人格。郭沫若的自傳也是一樣，他通過對自己性／別啟蒙過程的描述，將自己與新文學的發生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早期創造社偏愛並擅長情慾題材並不是偶然的，性／別意識本身就是啟蒙的產物，深受環境、社會及心理變更的影響，更是打破倫理束縛的一個抓手，談論這個話題本身，就是一種從封建道德中掙離的姿態。所以對於郭沫若來說，和吳弟兒、汪姓少年的交往從來不是不潔的，而是正面的，美好的，具備啟蒙意義的，他心中從未對這些關係產生過污名的想法。同時，這些題材尤其涉及人物最深處的幽微心理，為反思提供了很好的樣本，通過性／別的線索，可以一直追溯到意識形態的變化以及對於個體的影響力，具有先鋒性。這也是為什麼郭沫若和郁達夫等人通過日記和自傳「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的前面」。
在這樣的創作心理背景下，處於新文學發展早期的1920年代，同性戀愛的題材受到廣泛的關注，名篇不少。郁達夫以外，葉鼎洛其人雖不著名，但他的《男友》卻是一印再印。張資平有《飛絮》，黃廬隱有《海濱故人》《麗石的日記》等，章衣萍有《松蘿山下》，凌叔華有《說有這麼一回事》，丁玲有《暑假中》等等，可說是一時風氣。
晚年沈從文
從未將同性親密視作污名的現代作家也並非只有郭沫若。沈從文1931年寫《虎雛》，極盡唯美之能事，將自己兒子也取名虎雛。丁玲一生都在深情追憶與王劍虹的情意。冰心在回憶中學生活時寫道：「我非超人，未能免俗，亦曾一度為同性戀愛之蠶絲沾惹。」63而汪靜之在寫給符竹因的信中是這樣解釋他與郭沫若的交往的：「我在滬時是和沫若哥同枕睡，我是他的小弟弟，他用手腕給我做枕頭，抱著我睡，並且親吻：望你不要起醋意，我們同性的人親親吻是不要緊的。即如你和你的姐妹親一萬個嘴，我也不會吃醋。」64這種性／別觀，帶有新文化和新文學獨特的烙印，它和舊中國「處相公」有根本的差異，和後來的「同志文化」也完全不同，是一種20年代獨有的性／別觀，從身體認識進入到自我意識，既開放又自律，帶著2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義意味，而郭沫若終生保持了這種觀念認識。
20年代初就有人注意到：「學生同伴間發生同性愛，幾乎可說是各學校——無論男學校或女學校——普遍的狀態，凡是我們曾有過學校生活的經驗的人，大概都可以見到，並不只是一校如此，其間只有多少的差異罷了。」65作為新式教育的一種學校經驗，當時也有人非常理性地看到：「到中學校以上的年齡，性的本能正在盛旺的發育，這時候他們雖然並不意識地有性的要求，耽於無意中要求同情的慰藉，和感到一種空泛的己身無所的悲哀。同性愛的起頭也往往在這時。」「到有異性愛的時候，照樣會得轉移的，那時候性的倒置便順行了。」66這段話很是理性，敏銳地將同性親密關係與新式學校教育、自我覺醒、自我安置等現代性概念聯繫了起來，可以為郭沫若自傳中的同性親密描寫作一個註解。
注 釋：
1本文標題選用「性／別」（gender／sexuality）而非「社會性別」(gender)或「生理性別」（sex），是為了強調社會與知識的性別構成。雖然三者之間有著多種多樣的關聯，然而生理性別並不能完全決定社會性別。而本文所要討論的，正是郭沫若性別意識中的社會性，特別是新文學因素與性別之間的複雜關聯。
2 1905年，清廷廢科舉，讀書人需要新的出路。張之洞由此主持了癸卯學制，借鑒西方學制，一應不第學子均從小學堂上起。因此小學堂中30歲以上者比比皆是，15歲反而成為真正的「小學生」。據郭沫若《我的幼年》中所述，當時班裡一半以上的學生，都在30歲以上。
3郭沫若稱他為「吳弟兒」。
4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第69頁。
5同上。
6郭沫若選用了「同性戀愛」這個辭彙，顯然是受了日文的影響。
7郭沫若：《我的幼年》，第69頁。
8郭沫若：《我的幼年》，第71頁。
9初版中是第1名降到第8名，後來的版本中均為第3名。
10郭沫若：《我的幼年》，第69頁。
11郭沫若：《我的幼年》，第92頁。
12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03頁。
13指甘蔗汁。
14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05頁。
15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06頁。
16郭沫若：《反正前後》，現代書局，1929年，第174—182頁。
17陳俐《郭沫若與少年中國學會同鄉同學關係考》對此較為詳說的分析說明，《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11期。
18《三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
19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
20徐志摩：《志摩日記書信精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23頁。
21指胡適。
22唐德剛：《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81頁。
23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第76頁。
24《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第6冊，第412頁。
25如逯耀東：《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台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
26較為詳盡者有桑逢康：《胡適與郭沫若》，《郭沫若學刊》2011年6月號。
27《漪漪訊》，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8汪晴記錄整理：《汪靜之自述生平》，《汪靜之先生紀念集》，汪靜之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出版，2002年9月。實際上這段話汪靜之說於1996年3月。
29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版社，1992年，第121頁。
30同上，第127頁。
31同上，第142頁。
32同上，第156頁。
33此語見肖露丹：《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真偽之辯》，《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34詳細參見郭平英：《陳明遠與郭沫若書信往來質疑》，《文藝報》1996年5月10日。
35李延華：《「郭沫若官司」採訪實錄》，《法律與生活》1997年第11期。
36鄧牛頓：《汪靜之與郭沫若》，同題同內容論文分別發表於《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4期和《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10月號。
37李潔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76頁。
38史劍即馬彬，民國時期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1949年移居香港，被認為是著名的右翼分子。
39史劍：《郭沫若批判》，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年。此書至今仍是右翼批判郭沫若的重要參考書，不少海外郭沫若研究論文都引用其中的觀點，在海外影響甚深。
40這是筆者本人收集到的版本情況，可能還會有更多其他版本。期待有關此書版本研究的論文面世。
41此二首《郭沫若全集》失收，見四川樂山市文管館編：《郭沫若少年詩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42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郭沫若舊體詩詞系年注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9頁。
43陳明遠：《忘年交——我與郭沫若、田漢的交往》，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250頁。
44郭沫若在《民國三年以來我自己的年表》中1916年下記有「與安娜相識，戀愛」，見《沫若自選集·序》，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4年。
45引號中內容均引用於《反正前後》一書各處，上海：現代書局，1929年。
46馮錫剛：《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3頁。
47詳情請見本文第一節的論述。
48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學生時代》，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第272頁。
49通讀郭沫若的自傳，林紓所譯的《迦茵小傳》應該是他最早閱讀到的西洋小說之一。
50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13頁。
51郭沫若：《我的幼年》，第217頁。
52沈從文：《論郭沫若》，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郭沫若研究資料》中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頁。
53郭沫若：《郭沫若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58頁。
54郭沫若：《少年時代·序》，《沫若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2頁。
55同上。
56郭沫若：《我的幼年》，第68頁。
57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02頁。
58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13頁。
59郭沫若：《我的幼年》，第113頁。
60陳源：《西瀅閑話》，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第38頁。
61沈從文：《論郭沫若》，《郭沫若研究資料》中卷，第80頁。
62具體論述參見拙文《想像的自我：郁達夫的文學人格與現實人格》，《浙江學刊》2007年3月號。
63《謝冰心女士講——我自己的中學生活》，《慕貞半月刊》，1936年第2卷第4—5期合刊。
64《漪漪訊》，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65晏始：《男女的隔離與同性愛》，《婦女雜誌》1923年第9卷第5期。
66慨士：《同性愛和婚姻問題》，《婦女雜誌》1925年第11卷第5期。
本文原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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