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定發現帝國——尋找漢藏之間的土司
被康定吸引
我最初被康定吸引，是因為關注雅安。藏族人類學家格勒提出，在漢代時生活在雅安的「氂牛羌」受四川平原人群推動，一路向西，最後進入了今天的西藏。「氂牛羌西遷的路線，自巴塘一帶，經芒康、察隅、波米（原文如此）一帶進入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可能性比較大。」[1]而康定就位於雅安和巴塘的中點。
遵循格勒的指引，我曾從雅安出發，前往康定，體驗這條「氂牛羌西遷的路線」。沿瀘定方向進入康定，在城中心折多河和雅拉河的交匯處，塑著一座仰天射箭的郭達像。這位三國蜀國將領在康定原名「打箭爐」的傳說中，擔任了漢文化的代表。而他背後的郭達山岩壁上，繪製著碩大的綠度母、金剛手菩薩、宗喀巴畫像，則從另一個角度詮釋著「打箭爐」背後的那個更古老名稱「達折多」的含義。
登上康定最著名的跑馬山頂，對面半山腰南無寺的金頂射出奪目的光芒。及至寺門，右邊的壁畫是印度-西藏佛教徒打扮的「財神牽象」畫面；左壁則是清朝大員向寺內喇嘛頒發「南無寺」額的情景。這一切提醒著往來其間的人們，藏（康巴）、漢文化在這裡的犬牙交錯，彼此融合。其實細心觀察，城裡還有清真寺和教堂，尤其是遠在10多公里外的高山上康定新城的得肋撒天主教堂，更在雪山的映襯下顯得巍峨雄偉。
康定留給每個初訪者的印象，總是一幅文化雜糅，九流三教精彩紛呈，又失之頭緒的畫面。所幸，如此豐富的文化沉澱，正中了人類學家的下懷。鄭少雄胸懷關注更大的「文明的人類學」理想，躍出傳統人類學研究社區的範式，紮根康定的寺院、鍋莊。在《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一書中，用康定最後一代明正土司的人生軌跡，梳理了這個川西漢、藏通道的文化脈絡，也幫助我們走進了漢、藏之間的康定。
康定與土司
先說康定。康定今天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過去漢名叫「打箭爐」，認為和諸葛亮派人造箭有關。當地人自己認為是本地話「達折多」的轉寫，意思與河谷有關。康定位於大渡河西岸，清末以前南北走向的大渡河可以算是川西漢、藏文化的天然分野，一般來說兩者以此為界保持穩定。按另一種環境論的觀點，大渡河以東，承四川平原雨水，多為農區，人口較為稠密，漢族為多。而河西則漸入青藏高原腹地，植被稀疏，悉是牧區，地廣人稀。
康定從最初的山谷小村，發展成地方中心，與此地作為「茶馬古道」重要驛站以及清初川西軍事行動有著密切關聯。康定地理上比鄰雪域高原，文化上與西部藏區相似。不過，雖屬三大藏區（康區、安多、衛藏）之一，但康定複雜的文化源頭，又使其與藏文化核心的衛藏之間，保持一定差異，維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如此種種都註定了康定獨樹一幟的迷人風格。
另一方面，康定之所以進入人類學家的視野，則因當代人類學觀察視角從一個單獨的村落，過渡到更大的空間。這一點，作者繼承了王銘銘對塗爾乾和莫斯關於「『超社會現象』與『文明』對於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2]觀點的發展，躍出一村、一族的有限的維度，深入了「沒有清晰邊界的社會現象」。而康定作為漢、藏文明的交匯之地，自然從「超社會現象」的研究對象中脫穎而出。
接下來說說土司。過去，人類學研究社會結構，所以，不用關心表面上變化無常的歷史，只需在意內在穩定的結構。但研究「文明」這類「超社會現象」時，歷史就變得不可或缺。人類學家探索的歷史，不是一般的歷史敘述，而是個人史，也稱生命史。個人史的作用在於，那些在歷史上活動的個人彷彿一面鏡子，通過他們在歷史時刻中所作的選擇、決定，讓我們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文化為他們預設的道路」。換句話說，這些平凡個人的生命過程，折射出更大的結構性變化。
具體到康定這個地方，作者就選擇了「明正土司」甲宜齋，來反映康定在清末這近百年的變遷。甲宜齋是一個不平凡的普通人。說他不平凡，好歹他是個世襲土司，在川西高原掌管方圓數百里的土地。民國十九年（1930年）代表國民政府取道康定入藏的藏族女使者劉曼卿曾言，明正土司「極盛時代，城中竟有僚屬四十八家，即今之四十八家鍋莊是也。轄境極廣，收入亦富，全康除德格土司外無與倫比。」[3]
然而，這樣一位「轄境極廣，收入亦富」的土司，又殊為普通。他由晚清進入民國後，早已沒有過去的聲望，生活困頓，幾近平民。劉曼卿入康區時，甲宜齋已經去世近十年，她根據時人回憶寫道，土司家遭遇巨變，「窀穸生蛙，宗社為墟，蒼狗白雲，變幻殊難測也，明正土司轄境遠與四川土壤相接，趙督收康時，首先褫職，從此降為平民，益以治生乏術，私產耗盡，卒至於墮落不可收拾。所存孺子二輩，一曰聯科，一曰聯芳，後均夭折，土司末路可見一般。」[4]
從這段旁人眼中的身世看來，明正土司確實在平凡中透著不凡。他不是一般歷史敘事會多著筆墨的「大人物」，甚至因為川督趙爾豐的康邊「改土歸流」，降為平民。但他又一度擔任康東最高統治者多年，高度濃縮了康定這個大渡河以西嘉絨藏族及木雅藏族活動區域和漢、藏之間的百年過往。這個土司家族，在有清一代由盛而衰的過程，是如何折射出更大的「文明」的軌跡？從這個角度講，作者選擇的這個研究對象，已經牢牢抓住了讀者的視線。
向東還是向西：明正土司二百年
在書中，他首先通過明正土司建制的歷史，為我們呈現康定在漢、藏之間的微妙關係。雖然明正土司的歷史名義上可以追溯到元、明時代，但其正式進入歷史視野則要從清前期康熙朝算起。明清易代之際，漢地政府在川西的失勢，促使青藏高原的蒙、藏力量越過大渡河向東滲透。在這一背景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西藏派駐打箭爐的僧人代表（喇嘛營官）因糾紛殺死了明正土司蛇臘扎巴。康熙派大軍剿滅喇嘛營官的同時，准許在此次軍事行動中出力甚多的寶興木坪土司雍中七力，娶明正土司獨女桑結為妻。這為後來雍中七力與桑結之子堅參達結，身兼明正、木坪土司埋下了伏筆。
這以後，明正土司傳至清末的甲宜齋，全部都出自堅參達結的世系。從他的父親出征喇嘛營官算起，堅參達結的後代始終忠實地站在清朝一邊，有清一代分別參加過大小金川之役、入藏征郭爾喀、剿辦清溪夷匪、協助征下瞻對、征泰寧、巴塘事件諸戰役。這一關鍵策略反過來也為他們帶來巨大回報，作者因此觀察到，「1700年後的二百年來，明正土司始終緊隨朝廷的步調，四方征戰，屢獲嘉獎，而且土司家族向來以所受到的帝國封賞作為在川邊土司群體中的競爭性資本。」
相比之下，明正土司對西藏格魯派的關係卻顯得若即若離。雖然信奉同一宗教，土司家也派子弟前往拉薩學習，但從清初喇嘛營官殺死土司蛇臘扎巴一開始，兩者就始終保持一種微妙的緊張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土司在清中期以後參與的清朝康邊戰事（瞻對、泰寧、巴塘）基本都發生在西部，而這也是正明土司和西藏方面接壤的地區。
堅參達結的後人末代土司甲宜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了康定的歷史舞台。作者認為，在甲宜齋面前是這樣一幅政治圖景：「朝廷與西藏、土司與朝廷、土司與西藏之間構成了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土司對自己的定位就是漢藏之間的一座橋樑。」這種二元風格同樣體現正在明正土司的衙門上，他的官邸一方面懸掛著「武顯將軍」的牌匾，另一方面「它的藏式風格體現在屋頂幾座金光閃閃的佛塔上，表明土司家族與藏傳佛教的淵源」。
另外，這種二元性還被認為體現在甲宜齋後半生的行為軌跡上。1900年後，甲宜齋接待過幾任途經打箭爐，前往西藏處理軍事問題的駐藏大臣，都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以至於在通信中認為「練兵與其內地，不如（明正）土司得用」，這看法迅速讓甲宜齋幾乎達到了人生的巔峰。他隨後在為四川總督平定泰寧寺的戰役中一馬當先，得總兵頭銜；接著又在朝廷的巴塘用兵中出力，「賞給提督銜花翎」。而針對的對象都是與拉薩方面有關的黃教寺院。作者將之概括為：「趨近帝國：向東的擺動」。
然而，當末代土司剛登上人生巔峰不久，他又急速跌入谷底。宣統二年（1910）夏天，趙爾豐召甲宜齋到昌都，親自開導他改土歸流。後一年，土司改流命令正式下達。除去土司位的甲宜齋叛亂，逃到打箭爐西北的塔公草原，聚集各地土司、頭人兵馬，失敗後滯留關外。共謀者有喇嘛策應。進入民國，他最後一次叛亂後返回打箭爐。最終於1922年死於川邊鎮守使的監獄（越獄失敗）。這被概括為：「逃離帝國：進入關外的世界」。
綜合起來，正如引言部分浪漫地引用的康定諺語：「放下鈴鐺是土司，拿起鈴鐺是活佛」，作者試圖圍繞末代明正土司建立一種獨特的漢、藏之間的平衡。土司用帝國的政治、軍事權威對抗西藏的宗教力量，又利用宗教和民族認同逃避帝國的束縛。甲宜齋甚至與前來爐城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傳教士保持諸多交往，「土司與教會的密切關係，增強了土司與西藏及漢人兩個方向對話的能力，使土司社會內部的象徵資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凸顯。」
清朝興、土司昌；清朝衰、土司亡
至此我們看到，作者通過對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的敘述，努力呈現出康邊土司世界的二元性。他在全書的結尾總結到，「土司政治同時容納了漢人政權和喇嘛教權的雙重權威，並且成功地將之轉化成兄弟關係，漢藏之間協商與合作的渠道因此更加通暢……這種有機政治聯繫使得漢藏文明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續統。」
回到人生史的議題，人類學研究個人的歷史，不僅僅為了重建一段鮮為人知的邊緣歷史，其深層的追求在於，用個人的生命歷程，折射出更大的結構性變化。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或許可以從《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這個文本中，完成再一次飛躍。
當我們以明正土司的個人史作為鏡子，又能折射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在我們的印象中，土司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作為地方首領，中央政權強大時，土司權力會受到削弱；反之，則政府弱，土司強。本書作者同樣認為，「土司制被認為是一種形同『封建』、相對鬆散的地方酋長自治形式，因此給中央王朝的邊疆安全和國家化過程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兩者似乎長期處在一種此消彼長的動態格局中。
但我們在本書中，卻看到了一個有趣的反例。康東明正土司之所以能在清代成為「全康除德格土司外無與倫比」的大土司，恰是因為明正一系與清政府的密切關係。他們從不在清、藏之間虛以委蛇、首鼠兩端，而是為清朝竭力出戰。即便甲宜齋即將被褫奪土司頭銜之前，仍率領自己的土兵為政府效力於巴塘。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清朝政府最初選擇了願意為之效力的木坪土司及其後代，才有了後來世代忠順的明正土司。所謂「清廷得西爐（打箭爐）後，以新撫四十餘小土司悉隸明正，（雍中）七力之力也。」[5]可以這麼說，恰是清政府主動扶植了明正土司，讓其擔任自己進入川藏通道入口的「代理人」。而之後，明正土司在清朝川邊行動中屢屢效力，並因之獲得經濟、聲望上的巨大回報，其實都是積極效力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清朝在川邊的軍事活動越頻繁，則明正土司的實力越強。
為何會出現「清朝興、土司昌」這一獨特的現象。拋開表面上，康定靠近四川平原遠離衛藏這個表面的印象，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或許有助於理解這種關係的緣由。康定以東為農區，以西為高山草原。東部「一人一馬」的生計、交通法則在這裡不再通行。傳統時代，出打箭爐往西，需要組織成百上千的氂牛群充當駝隊同行，才能保障人員生活、生命，這種氂牛隊伍被稱作「烏拉」。無論是運輸茶葉，還是清朝將領西征都離不開「烏拉」。正是為國家軍事行動徵集「烏拉」、提供糧草，以及支付後續補給的過程，使清軍的軍費支出以再分配的方式，留在了藏區，鞏固了土司的財富和權力基礎。（相對的，這從經濟角度也可以解釋書中提到的「蠻不支蠻差」現象：給土司、營官或活佛提供「烏拉」，是沒有經濟回報的。）
顯然，在這樣的機制促進下，明正土司和清朝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的關係。同時，也註定了後半句，「一損俱損」的現實。甲宜齋得總兵頭銜，旋又「賞給提督銜花翎」的人生巔峰時刻，與他後來的叛逃並不矛盾，其實都是同一事件的兩面。任乃強曾一語道破清朝末期面臨的困境和對策，「當時中國有太平天國之難，清廷財用匱乏，大開川邊采治」。[6]這點在書中其實也有提及，「朝廷川邊新政的內容之一就是開礦屯墾」，而甲宜齋家族更是清政府在西部的瞻對地方開設金礦的積極推動者。
表面上，明正土司與清軍的合作，順利擊敗了受西藏政權遙控的泰寧寺和瞻對地方寺院。然而，這無法掩蓋另一個相反的事實：清朝方面的勝利，恰好折射出其走向衰敗的軌跡。清朝覬覦川邊的礦產，反映了太平天國之難，以及兩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財用匱乏」的窘境。這同樣也揭示了駐藏大臣那句「練兵與其內地，不如（明正）土司得用」的真相，因為清軍在兵員和補給方面的能力大不如前，唯有藉助土司地方的人口資源方才彌補。
藉助這樣一種更大的視角，我們或許有機會重新審視甲宜齋從「改土歸流」到叛逃，到最終去世的全過程。首先，「改土歸流」反映的事實令人唏噓，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在帝國強盛之時，反而是一系列衰弱的表徵之一。和川邊新政，開礦屯墾，以及借兵土司一樣，改土歸流的真相，是清政府陷入人力、物力不足困境後的「開源」方案。
其次，正如歷史證明的那樣，這些手段並不能挽救搖搖欲墜的帝國，更對被解職的明正土司造成了巨大傷害。當帝國奪走土司的屬民，減少川邊軍事行動的開支後（節流），「烏拉」與其他收入的下降，造成了前土司權力、地位的節節滑落（因經濟糾紛，淪為前屬民的被告）。土司權威和實力的驟減，反過來加劇了川邊失控的情況。
第三，甲宜齋的「叛亂」，反證了從清初以來明正土司一系對清朝的忠順。與其說他是為了維護自己土司的頭銜，不如說，是對那個突然由盛而衰的清帝國的無法釋懷。種種線索表明，在整場清廷導演的「改流」大戲中，前明正土司並未轉向衛藏一邊。但他的叛亂無疑加速了，罹於總體收入下滑之難中的清政府，更快的衰亡。
綜上，在很大程度上，明正土司的興衰軌跡，與其說是土司二元性選擇的結果，毋寧視作帝國「在場」的證明。「清朝興、土司昌；清朝衰、土司亡」，是之也。
四川=（四川：康區）
出生於阿壩州的藏族作家阿來曾經說過，「（上世紀初期）川軍和西藏地方政府曾經有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戰爭，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康區的土司很多向著川軍，但是寺院卻向著西藏地方政府。西藏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康巴也是政教合一，但不同的是世俗的權力超過寺廟，這一點和西藏正好相反。這世俗的權力從何而來？雖然主要是依靠各土司的實力，但名義上還都是從中央來的。名不正則言不順。」[7]
阿來的話富有啟發意義地指出了，康巴地區並非不存在漢、藏間的二元關係。這二元分別由土司和寺院具體擔當，並不是土司一力承擔。康定城中，那座至今猶存的「南無寺」門壁畫中，一邊的清官頒額，一邊的財神牽象，在一定程度上更能體現出這種二元特徵。或許限於材料缺乏，寺院方面在本書中的失聲，讓我們未能實現對另一源頭的文化實踐的有效傾聽。
但是，作者通過末代明正土司的生命史敘述，的確通過清末川邊的土司事迹，表達了自己對邊疆政治的空間結構的解釋：四川=（四川：康區）。他將四川視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體系，在這個等式中，前一個四川包括康區（川邊）在內，後一個四川則僅指漢人居住的四川腹地。他創造性地運用了這一路易·杜蒙意義上的對立涵蓋關係，描述了西南邊疆的動態關係。相關文獻提到，當前土司在民國最後一次叛亂時，有喇嘛慫恿他脫離籌建中的西康省，繼續轉投四川，喇嘛認為，只有成為漢人的邊地，才是邊疆族群的生存之道。而這與兩百年間前輩明正土司與清朝互動策略的不謀而合，恰好證明了土司在邊疆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從清初開始，明正土司就始終站在清朝開邊的前線，這種對帝國事務的積极參与，為其獲得了巨大的收穫，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以至於土司家族甚至以具有皇室血統的傳聞為榮。這種隨帝國事業而蒸蒸日上的上升勢頭，也必然隨著帝國的衰微而下落。清末的國家財政危機同樣無遠弗屆地波及到了川邊土司身上。從泰寧寺到巴塘，最終「改土歸流」也落到明正土司頭上，這一切並非土司的策略出了問題。只因土司背後的帝國不復強盛，傳統的邊疆關係變得模糊不清。
回到本書核心的議題，「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折射了一個龐大國家的空間結構。這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人類文化傳遞的一種方式。按照格勒曾經指出的川西人群「自東向西」的遷移路線，東部的漢文化始終扮演了推動者的角色，而西部的藏文化則起到了拉動者的作用。因此，與其說位於川西的康定是兩種文明之間「裂縫中的橋」，溝通了兩者之間的鴻溝，不如說，這是人類文明之流源源不斷流淌的一條通道。
作者：張經緯，上海博物館館員。
[1]格勒：《藏族早期歷史與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第121-122頁。
[2]王銘銘：《超社會體系：文明與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第40頁。
[3]劉曼卿：《康藏軺征》，民族出版社，1998，第22頁。
[4]同上書，第22-23頁。
[5]任乃強：《民國川邊遊蹤之『天蘆寶札記』》，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第47頁。
[6]同上書，第56頁。
[7]蔡偉：「尋訪最後的土司官寨」，載《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10月39期），第156-162頁。
(來源：民族史，《讀書》2018年第4期，作者：張經緯，康定微生活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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