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 個性別平等倡導者在瑞典開了一個會，真誠地探討了若干問題

「Yalla, forward！」

4 月 15 日，在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Stockholm Forum On Gender Equality）的一場主旨演講上，Lina Abirafeh 這樣說道。

Lina Abirafeh 是阿拉伯世界女性研究機構（IWSAW）的主任。中東面孔，英語清晰流利，黑色短髮，黑色西裝西褲。推特上，她定位在「黎巴嫩」，並用如下標籤描述自己：女權主義者（Feminist），性別平等，人權，活動人士，有時也是一名學者。

我用拼音記下了 「yalla」 這個詞，直到幾天後在飲料瓶上看到它的正確寫法。超市店員告訴我，這個詞在瑞典語中相當於英語中的 「Come on」，「加油」的意思。

大約 600 名代表參加了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他們來自超過 100 個國家的民間團體、政府、私營機構和學術界。按照官方說法，他們將在數十場分論壇上「交換經驗、方法，增進對話，採取堅實的步驟將議題向前推進」。這些議題包括女性的政治參與、建設對女性更安全的城市、女性與和平談判進程、運用經濟手段為女性賦權等等。

眼下看起來是對女權主義者最好的時代——過去一年，「#MeToo」 運動為主流媒體貢獻了大量版面和討論。但很多代表不這麼看。他們指出，這種進步伴隨著對女權運動的反撲（backlash）：一些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正在萎縮，主流輿論場上忽然又充斥著各種「反動」聲音，其中不乏有能力改變政策走向的大人物。

陳雪霏是一名長期關注婦女問題、現居斯德哥爾摩的媒體人。她以美國總統為例向我說明這一點：「特朗普最落後的一個東西——我原來還以為是在非洲呢，後來發現是在美國——就是他還出於宗教原因反對婦女墮胎……」

對於「性別平權」這一議題，論壇主辦方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Swedish Institute）和瑞典外交部有一個更官方的表述。他們將其設置在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框架之內：「性別平等貫穿於所有目標之中，它對保證可持續發展、和平和安全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他們也試圖借用來自民間的話語。「Yalla, forward」，這個「金句」兩天的論壇上被反覆提及。4 月 17 日，當瑞典外交大臣 Margot Wallstr?m 在演講中重複這一口號，Abirafeh 在 Twitter 上寫道：「我的女偶像（shero）剛剛引用了 『YALLA FORWARD』，我激動得快暈了……」

看起來，有共同使命感和共同語言的一群人終於走到了一起。應該是件好事。

圖片來源：@LinaAbirafeh/ Twitter

這不是一年中唯一的性別平權論壇，但很少有類似論壇如此強調它的本地特色。

論壇提供的文件袋裡，除了詳細的節目單，還包括一份「女權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宣傳手冊——外交大臣 Wallstr?m 三年前上任伊始就宣布了這一政策綱領。以「瑞典爸爸」為主題的攝影展陳列於會場外的牆壁上，吸引了不少人駐足觀看，這組照片的背後是瑞典賦予男性產假權的立法實踐。

瑞典人有理由標榜本國的性別平權成就。在經合組織公布的「國際性別平等指數」（GGGI）中，瑞典位列 144 個國家中的第 4 名。在專業與技術工作者、大學入學率和大臣級職位性別構成上，瑞典的得分是 1.000 ——這意味著，瑞典人在這些領域實現了嚴格意義上的性別平等。

但在陳雪霏看來，這場論壇更像是一個「外援會議」——通過對「落後國家」的「援助」，增強瑞典的國際影響力。一名來自香港的與會者也同意，論壇帶有政治宣傳的色彩。出席論壇的瑞典代表包括外交大臣、國際發展與氣候大臣、歐盟事務與貿易大臣三位女性高官，而亞非拉國家的代表絕大多數都來自民間團體。這種反差傳遞了一種信號：瑞典政府希望成為全球性別平權事業的旗手。

事實上，當 Wallstr?m 2014 年提出「女權主義外交政策」這一理念時，她在外交實踐和輿論上都遭遇了挑戰。沙特中斷了與瑞典的關係，以回應瑞典方面提出的人權批評；《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女性」外交政策的神話》，質疑「女性參政可以帶來和平」的論斷是否站得住腳：究竟是女性讓和平成為可能，還是和平的前景讓民眾更放心由女性領導？依文章作者 Kathy Gilsinan 的觀點，最好還是將一名女性提出的外交政策，「視為臨時起意、國內壓力、地緣政治、經濟和諸多其他因素」共同造就的不確定產物。換言之，視為一個尋常人類的（a human being』s）外交政策。

Wallstr?m 公開回應了這篇文章。她強調這一政策的務實性：除了改造外交系統，讓「女權主義」從一個口號落實到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他們還制定了若干倡議，支持敘利亞、哥倫比亞等國的女性參與當地的和平進程。

她也重申了當初提出「女權主義外交政策」的理據：經驗顯示，有女性參與協商的和平協議更為穩固；麥肯錫公司的報告顯示，讓女性享受性別平等可以為全球貢獻 12 萬億的增長。

「瑞典的女權主義外交政策是現代、實用而清晰的。」 Wallstr?m 如是總結。

除了參與地區事務的協調，論壇主辦方——瑞典政府也試圖講述一個與流行文化稍顯不同的「瑞典故事」，將自己包裝為一個更具普遍性、更可效仿的個案。

在回答《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關於「社會福利政策不同的國家是否應採取不同的平權策略」的提問時，瑞典國際發展與氣候大臣 Isabella L?vin 首先回顧了一段歷史——就歐洲而言，瑞典曾經屬於比較窮的國家，性別平等實際上促進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隨後，她否定了我的提問前提，指出了財富平等分配的必要性：「福利社會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關鍵因素，因為經濟發展本身並不必然帶來改變，你還需要分配財富，否則就只是增加了世界的頂層人群。我想這是目前最大的挑戰。」

「同時，瑞典也已經 200 年沒有打過仗了。」她隨即補充說。

「瑞典經驗」的普適性同樣體現在論壇的議題選擇上。與預想不同，方興未艾的 「#MeToo」 運動並沒有成為「麥霸」——多位嘉賓附和了 Abirafeh 在主旨演講中的觀點：很多女性有的是聲音（voice），卻少一個麥克風。由中產階級白人女星發起的 「#MeToo」 運動，顯然無法代言全世界女性的痛苦。非洲戰火陰影下的少女，中東被宗教極端勢力壓抑的女性，種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這些議題在論壇上得以展開，顯示了性別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的不同維度。

如果說還有什麼在提醒我「局外人」的身份，大概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有關「出生率」的討論。中國面孔寥寥無幾，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問題還是太特殊、太遙遠了。儘管，它關係著的是數以億計的人群。

「在我參加過的所有性別議題論壇中，從來沒有哪次的男性代表像今天這麼多。」在一場題為「與男人和男孩合作推進性別正義：我們如何讓改變發生？」的分論壇上，Tapiwa Manyati 這樣對我說。他在南非 NGO 「Sonke Gender Justice」 工作，從事艾滋病、性別平等與人權領域議題的區域協作。

「我們需要……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其他機構，比如人權機構、兒童保護機構、聯合國、政府乃至更廣泛的民間團體展開合作。我們的工作是提高人們的意識，和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方溝通，讓他們明白制止對女性的暴力是件重要的事。」

「你會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嗎？」

「我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因為我認同人權。我支持性別正義、為女性賦權。」

「你認同人權，而女性屬於人類，所以你認同女權，是這樣嗎？」

「是的……甚至男性也承受著父權制的壓迫。我需要證明自己是個真男人，也需要為此做特定的事情。你知道，社會要我以特定方式行事，通過某種男子漢氣概來表演、表現得像一個男人。如果我們跳出這個框框，社會甚至是你的親密朋友與家人都會不再把你視為一個男子漢。但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應該被容許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情感，因為我們的需求和情感都是一樣的，與身份背景、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無關。」

和 Manyati 一樣，很多男性參會者不約而同地來到這個分論壇。他們的工作大同小異：協調政府、民間機構之間有關性別平等的溝通與合作。男性依然是他們所在國家的政府中的多數派，而這些實際決定政策的官員並沒有出現在論壇上。

在「提高男性的平等意識」之外，瑞典獨特的產假制度也引發了關注。瑞典法律規定一位父親必須休滿三個月產假，且鼓勵多休。這一政策的後果是削弱了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中不公平的「優勢」，女性因生產造成職業斷檔的風險顯著降低。換言之，它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強制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育兒義務，將他們在職業上的投入拉到同一水準。

這是瑞典性別平權領域的明星政策。來自香港、韓國的兩位記者都把它作為自己報道的主題。

儘管主辦方著力在議程上體現男性在性別平等事業中的參與感，儘管 Manyati 高度評價這場論壇的男性代表比例，現場觀感——至少對一部分人來說——仍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與其說這是一場婦女平權大會，不如說它是一場平權婦女大會。在大多數分論壇上，男性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當 Abirafeh 在推特上吶喊，要讓所有領域、所有層級都聽得到女性聲音時，她腦海中略過的一定不包括性別平權事業本身。

一些嘉賓拋出的問題幾乎排除了男性參與討論的空間。一個關於提升女性城市生活安全感的分論壇上，演講者請所有參會者站起來，只要 ta 經歷過演講者提及的情形，就得坐回椅子上。這些情形包括：你是否曾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幫男性，於是選擇遠遠避開？你是否曾在走夜路時，引來前方女性緊張地回頭張望？

幾個問題之後，我成了全場唯一一個站著的人。要避免這一幕，其實只需要將第二個問題中的「前方女性」改為中性的「前方陌生人」。一年前，我從電影院回家的路上就遇到過一個回頭張望的小哥。

「但我承認，女性承受的風險依然比男性高出許多。」我補充道，以免之前的解釋顯得不合時宜。

在這樣一場以」不平等「為標靶的論壇上，你不會聽到異議，不會聽到那些被指責、被否定的權力機關的聲音。它就像一個關於」代表性「的經典悖論：「沒來的請舉手！」

並非所有女性都認為男性的出席是可有可無的。Kawinzi Muiu 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管性別事務的官員。旁聽了介紹瑞典產假制度的對談之後，她有些坐不住了。

「我們在這裡談論男女平等的問題，可男人都在哪兒？這個場子里到底有幾個男的，嗯？」她有些激動地回頭環視。回應她的是一片沉默。我想起媒體代表剛剛見面時的場景。當時，來自其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女性記者甚至對男性的出現感到驚訝。

「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我問 Muiu。

「（性別平等）這件事不應該只是告訴女性，『現在你知道了什麼是性別平等，你需要更努力地解決（兩性）同工不同酬、女性獨自照顧孩子這些問題』。不，這些討論必須把男性容納進來。因為實現性別平等是兩性共同的事業。不能只是女性自說自話，再回到家告訴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丈夫自己都聽到了什麼。」

「在另外一個論壇上，有個年輕女人說過：『你看，我聽到了你們說的，我看到了你們做的，我感到充滿力量，可回到家裡，和我說話的人又是誰呢？他對這事兒有什麼想法？』」 Muiu 回憶道。

「男性真的認同性別平等嗎？我在問你。」 Muiu 忽然對我說。

「如果我不認同，就不會來這兒了。」我回答。

「所以根本問題就在這裡。」她說，「男性是否認同性別平等？你可以做一個調查。在我看來，男性之所以不來這個論壇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性別平等只和女性有關。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當我們中的其他人都像你一樣，發現『我是一個認同性別平等的男性』，記得給我寫郵件。」 Muiu 笑著對我說道。

Lina Abirafeh 引用的報告估算，實現完全的性別平等還需要 580 年。在給 Muiu 寫信之前，我大概也得等上很久。

所有人都在抨擊父權制（patriarchy），但也都在選擇不同的角度論述：基於性別的暴力、女性參政、職業平等……畢竟，這可能是性別研究中最核心、闡述空間最大的一個詞。

Babar Bashir 來自巴基斯坦，他主管的 NGO 致力於改善婦女、青年、兒童的健康與安全狀況。在他看來，當前關於父權制的批判並沒有很好地吸收對標榜全球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跨國公司、大財團，這些人在控制著世界……包括武器生產商。可我們基本沒怎麼討論他們，我們討論的更多是個體層面、關係層面的問題。」

「你認為應該換一種更寬廣的視角？」我問。

「肯定的。得把政治、經濟（方面的討論）吸收進來。經濟非常、非常重要……沒有強壯的身體，沒有充足的食物，沒有足夠的居住場所，人們就沒有安全可言。性別問題不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這檔子事兒……你得從整個體制（system）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他回答道。

很少有人否認這一點，但討論並不總是能達到這樣的深度。或者說，人們更願意訴諸一套感性的話語，提高性別議題的能見度。著名作家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就在閉幕式上提出，媒體對 「#MeToo」 運動的報道充斥著抽象表述，而真正能夠表達女性現實經驗的，是故事。「故事」創設的語境讓人們意識到，性騷擾不僅關乎性，更關乎權力。

從這個角度看，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採納了 Adichie 的建議。組織方特意在幾場對談前安排了說唱節目，試圖讓性別癥候的表達更直擊人心。面向全部參會者的歡迎晚宴設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這裡也是每年頒發諾貝爾獎的地方。晚宴開始前，主辦方再次安排了豐盛的「娛樂」環節，包括一個長達 40 分鐘的劇本片段朗誦。劇情發生在瓜地馬拉、柬埔寨、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涵蓋家庭暴力、戰爭、教育多個主題。朗讀完畢，現場報以掌聲，也有扛不過時差的代表匆匆離場。

「Welcome, bon Appétit, and yalla forward!」 開飯前，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秘書長用三種語言問候在場的各國代表。

如果說歡迎晚宴的娛樂環節只是令人疲倦，閉幕式上的說唱表演就有些令人尷尬了。這個節目的主題是強調女性對身體的自主權。（再一次）聲討女性遭受的暴力之後，說唱藝人開始有節奏地高呼：「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ir body and their life.」（我要求每個女性、每個女孩都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和生活）她的聲調逐漸升高，直到她將手伸向觀眾，帶領觀眾一浪接一浪地重複她的話。

最後，她不再說了，把話語權完全交給了觀眾。「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場下的聲音低了下來，不規則地四散開去，接著是一陣大笑。句子實在太長了。

說唱歌手 Ana Paz 在論壇閉幕式上。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不用擔心。性別平權領袖們不會因為沒能跟上說唱藝人而顯得誠意不足。他們中，很多人來自性別環境最惡劣的地區，習慣了面對戰火、政策阻力，乃至社交網路上的人身威脅。他們從不避談這些困難，用他們中流傳的話說，「來自男權社會的每一次反撲，都是對你的力量的肯定。」一些人的生活就是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通過各種論壇、演講發表自己的理念。

但問題是，走出這些回蕩著進步聲音的會場，他們該怎麼做？

一次團結、勝利的大會看起來還不夠。

回到論壇第一天的總結環節。經濟學人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倩這樣概括她的參會感受：

「我不斷聽到人們講起性別平等有多重要，因為 A、B、C、D；性別平等正面臨挑戰，因為 A、B、C、D；可是等一下，究竟什麼才是『性別平等』？我們真的知道它的確切定義嗎？我想每個國家、每個個體對此都有不同理解，我們不能把那些既有的觀念都視為理所當然……我們需要用可實現、可操作的目標來清晰地定義性別平等。」

「我們關於氣候變化的全球倡議就給出了非常清晰的定義：大家都要行動起來，你要完成你的指標，我要完成我的指標，最終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 2 攝氏度以內。這個框架是有形的，因而可以被人們具體操作。在性別議題上，我們應該有類似的東西。」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資金才是推動性別平權事業向前走的必要條件。

「當你有了資金，一切就都開始了。」劉倩說道。

（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於 4 月 15 日至 4 月 17 日在瑞典舉行。《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與其他 8 家媒體受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邀請參與了本次論壇。）

題圖攝影：Margareta Bloom Sandeb?ck

長題圖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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