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華瓊：馬里 傑內古城和加奧阿斯基亞帝陵
傑內的相對富庶和深厚的伊斯蘭文化底蘊，加奧的整潔與祥和，桑海人的誠實和友善，尼日河的寧靜和美好，以及玫瑰沙丘的魅力，這一切都使我難以想像不久之後發生的危機
● 傑內古城（Old Towns of Djenné）
● 加奧的阿斯基亞帝陵（Tomb of Askia）
● 後記
自2012年初以來，由於馬里陷入武裝衝突和恐怖主義的威脅，傑內古城都、加奧的阿斯基亞帝陵和廷巴克圖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其目的是保護那些受到威脅和破壞的文物、遺址和歷史建築。
這三座文化遺產均位於中世紀跨撒哈拉商路上的重鎮，不僅見證了跨撒哈拉貿易的繁榮，同時見證了非洲本土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交融。本期雜誌，我將介紹其中的前兩座。
傑內大清真寺
傑內古城（Old Towns of Djenné）
傑內古城坐落在馬里中部的內陸三角洲上，是由尼日河與巴尼河的泥沙衝擊而成的，包括傑內城和傑內-傑諾（Djenne-jenno）考古遺址兩部分。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約形成於公元前3世紀中葉。傑內古城自9-10世紀起參與跨撒哈拉的黃金貿易，15-16世紀與廷巴克圖一起達到鼎盛時期，不僅成為跨撒哈拉商路的樞紐，而且是伊斯蘭教在西非傳播的主要中心。
中世紀時，傑內古城先後成為迦納、馬里和桑海帝國的領地。1591年，摩洛哥征服桑海帝國之後，一度受制於摩洛哥人後裔阿爾馬（Arma）的統治，至今留下許多具有摩洛哥特色的建築，其中一些在荷蘭政府的資助下得以修復或翻新。進入19世紀後，傑內先後被納入富拉尼人的馬西納王朝（Massina，1818-1862）、圖庫洛爾人帝國（Tukulor，1862-1893）和法國人的殖民統治（1893-1960），直至1960年馬里獨立。
1.大清真寺
傑內古城最著名的是大清真寺，是典型的形成於15世紀的薩赫勒-蘇丹（Sahel-Soudan）建築風格。「蘇丹」是阿拉伯語中的「黑人」，「薩赫勒」是阿拉伯語中的「海岸」，通常指撒哈拉（沙漠）的南緣地帶。所以，薩赫勒-蘇丹建築就是指薩赫勒地區的黑人建築，其最明顯的特點是泥磚建築。當地人叫巴塔·卡拉（bata kara）的泥磚是由黏土、稻草、稻殼和乳木油（西非薩赫勒地區特有的一種油木產的果實，經提煉後可以製成護膚品或其他用途的製品）的混合物，需用水充分揉和，然後放到固定的磚模中，待風乾之後就能用來造房。此外，這種風格的建築是用棕櫚樹木為骨架的，牆面上有木樁腳手架，以便雨季過後人們可加以進行維護。頂梁和牆壁均需塗抹灰泥，可以起到黏結、加固和防潮的作用。
傑內大清真寺矗立在廣場的中央，高11米、長5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土建築，也是西非伊斯蘭教的地標之一。據記載，傑內第26任國王孔波羅（Koi Komboro）於1280年皈依了伊斯蘭，接著將其宮殿改造成傑內城的第一座清真寺。他的繼任者在原有位置加蓋了幾座宣禮塔和圍牆，是今天清真寺的雛形。1819年馬西納王國的富拉尼人首領謝胡·阿馬杜（Cheikhou Amadou）佔領傑內城之後，認為原有的清真寺太昏暗，便決定棄之並另擇地方再建新的清真寺。所以，這座清真寺到1830年就只剩下兩座塔和殘垣，再到1893年就如同一座被廢棄的沙漠城堡。
1907年，經法國殖民政府的批准，傑內城的工匠依照老圖紙開始重建大清真寺，2007年傑內城為此組織了大清真寺的百年慶典儀式。傑內大清真寺可以容納3000名禮拜者，而且與中央廣場的集市一起，成為傑內古城最有生機的地方，使人感受其信仰與世俗生活的和諧共存。另外，每年10月雨季過後，傑內城的全體居民都會提著水桶、裝滿灰泥來粉刷大清真寺的外牆，如同給它披上一層新裝，保持其莊嚴、神聖和完美的外觀，同時也增強了傑內人的文化認同。
傑內大清真寺與廣場集市
2.傑內-傑諾考古遺址
距傑內城東南3公里遠的傑內-傑諾（Djenne-Djeno）考古遺址，約在14世紀被洪水淹沒，其居民遷至傑內城，故兩者的發展在時間上是有直接聯繫的。1977-1981年經美國學者的考古發現，在傑內-傑諾一些隆起的土堆（當地稱Toguere）上有不少人類居住的遺迹，包括牆和房屋等建築遺迹，陶器、磨盤和鐵礦渣等遺物，還有金屬與赤陶工藝，以及瓮葬用的瓦罐等，反映了伊斯蘭教傳來之前非洲城市的結構和社會的風貌。
傑內-傑諾遺址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遺產得到了當地文化部門的保護，即不對外開放，需要經文化局的官員陪同才能進去，而且由於地勢較低，只有旱季才能進去。我非常有幸地跟著考古學出身的官員約瑟夫·迪阿拉（Joseph Diarra）來到了這座考古遺址，探尋腳下一些有價值的物質，偶爾遠眺美妙的景色，這裡與擁擠和髒亂的傑內城形成鮮明的反差。
傑內傑諾考古遺址發掘物
3.伊斯蘭文化中心
作為傳播伊斯蘭教的文化中心，傑內城的傳說中有313位聖人（廷巴克圖有333位聖人），除了有一些蘇菲派聖人墓之外，還有不少阿拉伯文手稿。經營傑內-傑諾飯店的瑞典人索菲當時告訴我，大英圖書館將出資用4個月的時間把傑內的手稿目錄編出來。讀者可以到大英圖書館檢索到傑內的文獻目錄，但必須到傑內圖書館付費才能查看原文。
傑內手稿圖書館是2007年由歐盟出資修建的，從2008年已經開始陸續有人捐贈珍藏的手稿，2011年我到那兒時有1000多冊，現在已有4000多卷了。手稿的年代是從16世紀至19世紀，其中有一部分是阿賈米文，即用阿拉伯文書寫的非洲當地語言，如波佐語、富拉語和桑海語。
除了標誌性的大清真寺和手稿圖書館之外，作為伊斯蘭教主要中心的傑內古城還體現在古蘭經學校之多、學生之虔誠。我在那裡見到了大清真寺的第三位阿訇建立的、並由其後代傳承的伊斯蘭學校。當地的導遊告訴我傑內古城有3萬多人口，擁有42所古蘭經學校。
本文作者在傑內傑諾考古遺址現場
4.其他
傑內城主要是由傑內-傑諾的市民遷居形成的，雖然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居民了。據說建城牆時要敬獻一名處女，少女塔帕瑪·傑內珀（Tapama Djennepo）為此獻身，傑內城的名字就來源於她，當地築有紀念她的陵墓。
據原建築圖所示，傑內的城牆開了17個門，其中一個可用獨木舟與廷巴克圖相連，由此可見傑內古城也是尼日河上一座港口，與廷巴克圖形同「姐妹城」。
除了清真寺，據1982年的統計，傑內傳統建築多達1852棟，其大門的裝飾和形狀、雙層樓房的結構、平頂陽台、以及直角的牆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摩洛哥建築的影響，但她仍不失為「最美的非洲城市」或「典型的非洲城市」。
綜上，傑內古城於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理由：一是傑內-傑諾遺址對伊斯蘭教到來之前的非洲文明持有獨一無二的見證，這符合入選的第三條標準；二是大清真寺具有薩赫勒-蘇丹建築的典範，見證了中世紀在薩赫勒地區伊斯蘭文化與非洲文化交融的技術成果，這符合入選的第四條標準。
加奧的阿斯基亞帝陵（Tomb of Askia）
阿斯基亞帝陵位於馬里北方加奧城的西北部，鄰接尼日河，是加奧大清真寺所在地。它建於1495年，是阿斯基亞大帝去麥加朝聖歸來之後建的。因受埃及梯級金字塔（Saqqara）的啟發，他希望自己去世後埋在裡面，但加奧人肯定他沒在墓里。至於他沒有被埋在墓里的原因除了眾所周知的擔心被盜或遭破壞之外，還有一個解釋是其原名「阿斯基亞清真寺（Askia Djira）」表明是清真寺，而非陵墓，只因法國人不知，才會稱之為「阿斯基亞陵墓」（Tombeau des Askia）。
穆哈邁德·杜爾（Mohammad Ture，1443-1538）在松尼·阿里·貝爾執政時期（Sonni Ali Ber，1464-1492）擔任軍事首領，是名虔誠的穆斯林。1493年，他推翻了阿里的繼任者巴魯（Sonni Baru），將自己的王朝命名為「阿斯基亞（Askia）」，該王朝的國王也都稱「阿斯基亞」。阿斯基亞本是桑海人（Songhai）軍隊的一個軍階。
桑海帝國是由桑海人建立的，先後經歷了迪亞（Dia）、松尼和阿斯基亞三個朝代。阿斯基亞一世（Askia I，即穆哈邁德·杜爾）統治期間，政治上不斷擴大版圖，國力強盛；經濟上控制了跨撒哈拉商路，物產豐富；文化上推崇伊斯蘭文化，成為吸引穆斯林學者的文化中心。他到麥加朝聖時獲得「塔克魯爾哈里發」的封號，史上稱之為「阿斯基亞大帝」（Askia le grand），其陵墓正是15-16世紀政權強大、經濟富庶和文化繁榮的桑海帝國的產物。
阿斯基亞帝陵
1.帝陵建築群概述
阿斯基亞帝陵是一座綜合建築物，它包括四個主要部分：一是金字塔陵墓，東、西邊長分別是17米和15米，南北邊長為12米，高11米。塔頂用作清真寺的宣禮塔，東側有蜿蜒的階梯通向塔頂；二是清真寺禮拜堂，即東、西兩座平頂矩形的房子分別供男、女穆斯林禮拜之用。清真寺是與陵墓是同年建成的，西殿是後來新建的，專供婦女周五禮拜之用；三是東殿的周圍有公墓，自阿斯基亞時代起一直使用到1989年。那裡有許多石碑，其中有些刻有阿拉伯字母；四是最東部的露天廣場，可用於盛大的節日聚會，如伊斯蘭教宰牲節的集體禮拜或國慶節聚會。但平時也用作婚禮或當地的民間集會，譬如通迪·卡拉（Tondi kara，桑海語意是「白石」）是基於當地的萬物有靈論而進行的一種儀式。據傳廣場的中央有一塊「白石」，到上個世紀70年代突然消失了，這種儀式也就停止了。
阿斯基亞帝陵於200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理由：首先，它體現了當地的建築傳統，同時受到埃及的影響，反映了當地適應伊斯蘭教信仰的需求。其風格集清真寺、金字塔和薩赫勒-蘇丹建築為一體，獨具特色，故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入選的第二條標準，即這一建築呈現了伊斯蘭、埃及和桑海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
其次，帝陵是桑海帝國的重要遺產，而桑海帝國一度佔領西非薩赫勒地區，控制了利潤豐厚的跨撒哈拉貿易，尤其是北部來的鹽和南部來的黃金的貿易，故符合世界遺產入選的第三條標準，即對已經消失的鹽與黃金的跨撒哈拉貿易持有獨特的見證。
再次，從建築學的角度看，帝陵是薩赫勒-蘇丹泥造建築的典範，與傑內大清真寺風格雷同。帝陵使用的材料都是來自當地的，包括用作房梁和柱子的哈蘇木（Hasu，也有一種說法是當初阿斯基亞大帝從麥加帶回來的）、土造的階梯和四面牆上伸出來用於腳手架的木樁。歷經五個多世紀的風吹雨打日晒，雖然部分受到損壞的被現代建材取代，但並沒有改變其獨特的風格，故符合世界遺產入選的第四條標準，即代表桑海帝國最重要且保存最完好的薩赫勒-蘇丹建築。
2．帝陵的功能及象徵意義
阿斯基亞大帝既然不在墓里，那這座帝陵的意義何在？作為一座歷史人物的紀念碑，它既是加奧的地標性建築，又總是被用作清真寺的一部分。所以，帝陵不僅有許多實用性功能，更具象徵性的意義。
據傳在建造帝陵時，加奧城集中了許多工匠，其中100名來自內陸三角洲的馬西納，他們將建築技術與魔法結合在一起，創造出的高質量建築享譽桑海帝國。而其他各族均派代表參加，故帝陵是多民族參與其建設的結晶。它從一開始就有增強民族團結的功用，在建成之後的500多年中，帝陵的每一次修復活動都有類似增強團結的作用。帝陵因此具有統領整座加奧城的政治功能。
除了上述政治功能之外，帝陵也是伊斯蘭文化在加奧傳播的見證。據說早在1010年，迪亞王朝的統治者就皈依了伊斯蘭教。1324年，馬里帝國的康庫·穆薩（Kanku Mussa，即曼薩·穆薩，Mansa其實是國王的意思）從麥加朝聖歸來，在加奧建了一座同名清真寺。該遺址目前還在發掘中，據當地的導遊介紹這裡很可能是阿斯基亞大帝的宮殿。
帝陵的建築特色更是與伊斯蘭教緊密結合在一起：首先在於金字塔形建築用作了清真寺的宣禮塔，宣禮員（穆安津）就在塔頂召喚穆斯林進行禮拜。其次是清真寺的的東、西禮拜堂仍在使用，而且充當了圍牆的一部分。東殿長50米、寬15米，房頂是由69根粗壯的木樑支撐的，殿內有相距甚緊的四排泥磚柱子。20世紀60年代，東殿因為太小而進行了擴建，即在原來已有的四排柱子邊上又增加了兩排。1975年，進一步擴建，把原來孤立在庭院里的雙層壁龕納入了大殿。所有的擴建工作都是採用傳統工藝和材料並完美地與原來的相結合。再次是露天集會廣場面積約一公頃，在宰牲節（馬里人稱之為Tabaski）可以用作集體禮拜。
另外，帝陵自15世紀以來常被用作其他文化活動，如婚禮和通迪·卡拉等，後者象徵著伊斯蘭教和非洲「萬物有靈論」傳統的融合。
總之，帝陵呈現了柏柏爾人-阿拉伯人、古埃及和桑海文明的相互交流；中世紀伊斯蘭文化與薩赫勒地區黑人文化交流的結晶，以及伊斯蘭教在桑海帝國境內的傳播與實踐。作為一個整體，它在視覺上具有吸引國內外遊客的魅力，存在獨特的美學價值。
阿斯基亞清真寺東殿
3.帝陵的保護和管理
在加奧城，幾乎所有的歷史元素或遺迹都與帝陵相關。當我站在塔頂時，所見的整座城市大多仍是傳統的泥牆、平頂屋及其有規則的平直方正的院子，以及排列整齊的民居。解說者是阿斯基亞的後代，他告訴我周圍3公里之內都是阿斯基亞的後代，其建築風格呈高度統一性是得益於加奧政府對遺產保護和管理的重視。
阿斯基亞帝陵是加奧的文化中心，由加奧大區政府2002年成立的遺產管理協會負責，規定4.25公頃的帝陵建築群及其周圍地區（82公頃，包括北部地區和西部直至尼日河）是受國家和地方法律保護的。保護的長期目標是：重建周圍包括整個禮拜區的牆，確保從阿斯基亞大道到帝陵獲得良好的視覺；繼續採用傳統的維護方法的同時，逐步改善遺迹的保護狀況及其真實性；保證遺產作為教育和旅遊資源得到推廣和應用。
在泥磚建築的定期維修上，該文化遺產有過較大的一詞變化是在1999年建造了大型的混凝土牆，其他還有一些小的改動：即用金屬門和錫制的排水管取代原來的土製排水管，1961年鋪設了水泥階梯，以及用其他木材來充當腳手架，因為周圍越來越難找到最初用的哈蘇木。但這些改動並沒有減損遺迹的真實性。
加奧因為遠比傑內乾旱，所以帝陵無需每年塗抹新的灰泥。再者，為了抵禦雨水的侵蝕，這裡往往是在雨季到來之前先抹新的灰泥，大約每隔2-3年塗上一層新的灰泥。
此外，阿斯基亞帝陵受自然環境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小，但受城市化發展和社會不穩定等人為因素的影響很大。2012年6月初，極端分子武裝佔領加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將其置於瀕危遺產名錄。之後，雖然沒有任何關於帝陵受到破壞的報道，但考慮到加奧地區仍然受到極端分子和恐怖勢力的威脅，所以尚未從瀕危遺產名錄中刪除。
後記
我對這兩處文化遺產的訪問都是在2012年馬里危機爆發之前，但巴馬科的民眾已普遍流露出對北方的恐懼，從中國駐馬里的大使，到巴馬科大學人文學院的同事、再到我的巴馬科同學德梅都反對我獨自去加奧和廷巴克圖。而我卻體會了傑內的相對富庶和深厚的伊斯蘭文化底蘊，加奧的整潔與祥和，桑海人的誠實和友善，尼日河的寧靜和美好，以及玫瑰沙丘的魅力，這一切都使我難以想像不久之後發生的危機。單憑我的直覺，危機不大可能是內生的，而是反恐全球化的副產品。
（文｜潘華瓊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非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圖片提供｜潘華瓊 部分圖片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本文刊於《中國投資》非洲版2017年4月號。版權所有，侵權必究。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複本微信號獲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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