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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創辦的江西共大 存在22年吸引80多個國家和地區來參觀

原標題:1958年創辦的江西共大 存在22年吸引80多個國家和地區來參觀


來源=《鐘山風雨》2017年01期


作者=陳家鸚


原題《江西共大:傾注了領袖的情懷和心血 》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江西共大),是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半工半讀新型學校。它自1958年創辦至1980年改制,歷時22年,為國家培養了22萬餘名相當於初等技校至大專畢業不等並能紮根農村的建設人才,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它還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並摸索了一套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經驗。江西共大,這朵曾經享譽世界的教育「奇葩」,前後吸引了86個國家和地區的549批外賓,共計7496人來參觀、採訪,國內許多省、自治區也派人前來學習取經。


回顧它的不凡經歷,其中傾注了多少共和國領袖們的情懷和心血啊!


毛澤東指示為「上不起學」的農民辦學校,周恩來欣然題寫校名


1958年3月,汪東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離開了北京中南海中央警衛團下放到江西省,擔任副省長兼農墾廳廳長。兩個月後,汪東興利用回北京的機會去看望毛澤東,向主席彙報了江西的農業生產情況,汪說起有的地方辦了農林技術學校,凡這樣的地方,農業生產形勢更好些。


毛澤東很有感觸地發了一番議論,最後說:「你回去與邵式平省長商量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


同年6月,汪東興回江西向邵式平省長彙報了與主席的談話內容,邵當即表態:「你這個想法很好。」不久,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就作出決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綜合墾殖場為基礎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總校和分校。接著又召開了有關領導會議,將這種新型學校定名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8月1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正式成立。當天,在設於南昌市郊的西山梅嶺共大總校以及井岡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時舉行了開學典禮。共大總校的開學典禮由副省長兼共大總校黨委書記汪東興主持,省委書記兼共大總校校長劉俊秀作了題為《為一座新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誕生而歡呼》的報告。邵式平則參加了井岡山分校的開學典禮。當時總、分校共有學生1.1萬名,工農及其子女佔92.7%。一所「半工半讀」的新型大學在江西這塊老根據地誕生了。


1959年夏季,毛澤東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期間,汪東興、邵式平等分別向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彙報了共大創辦一年來的情況。周恩來聽了邵式平的工作彙報後十分滿意,當即表示要題寫「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名。


第二天傍晚,正在招待所門前休息的總校校長劉俊秀,巧遇也來此散步的周恩來。劉校長立刻迎上前去,總理卻搶先說:「俊秀同志,邵大哥(即邵式平)說你兼任了共大總校校長,這很好嘛!我給你們共大題寫了校名『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把共產主義和勞動聯結起來,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起來,為農業培養一支科學技術隊伍,這件事很重要。」劉俊秀就共大的特點作了補充彙報,總理指示:「共大總校重點培養農業科技骨幹隊伍,共大分校主要是培養一般農業技術人員,這樣人數多,也來得快。」


1961年7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為江西共大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被稱作《七三○指示》。毛澤東對汪東興說:「你告訴江西共大的同志們,就說我向他們表示祝賀。」但毛澤東後來擔心,此信一旦公開發表,全國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參觀、學習、取經,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這樣勢必影響學校正常的生產和教學,加重江西負擔。於是吩咐這封信「請你送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傳閱」,暫時不發表。


1961年9月17號,周恩來總理在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陪同下,在共大廬山分校視察。


周恩來鼓勵師生「把共大辦好!」


周恩來十分理解毛澤東對江西共大傾注熱情和支持。這次廬山會議剛結束,周恩來擠出時間,就近來到共大廬山分校考察。


9月17日這天,周恩來在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和廬山分校黨委楊書記的陪同下,開車至廬山五老峰下的半山腰,路不好走,總理就下了車,徒步攀登,邊走邊看,眺望著師生們開墾出來的一塊塊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綠油油的茶園,高興地說:「生產基地好,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就是既要學好專業科技知識,又要搞好勞動生產和科學實驗。」


在視察共大生產基地後,總理徑直向共大校舍走去。剛走近學生宿舍,就被一名學生認出,隨著學生一聲激動的「周總理」呼聲,學校的師生一下子從四面八方跑過來,整個學校沸騰起來了。


周恩來鼓勵大家說:「江西是毛主席親手創建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的老區,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我們不要辜負毛主席的期望,把共大辦好!」


第二天周恩來返回北京經南昌,他又在江西賓館親切接見了共大總校的10名師生代表。帶隊的是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黎超,陪同總理一起接見的還有羅瑞卿、楊尚奎、邵式平、方誌純、劉俊秀、彭夢庾等中央和省市的領導同志。周恩來與大家一見面,就很興奮地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非常關心愛護共大,這次在廬山還特地給你們寫了一封祝賀信。」師生代表們十分激動,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在與師生代表的交流中,總理聽出一位代表說話帶上海口音,就主動上前拉著他的手說:「好兒女志在四方,你就留在江西建設老革命根據地,當一輩子江西老表怎麼樣?」這位代表沒有半點遲疑,滿懷激情地堅定地表示:「好!聽黨的話,請總理放心,一定為江西建設出力流汗作貢獻,這裡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四十年後,這位名叫王錦祥的上海籍代表回憶當年情景,仍十分動情,他撰文說:「我當年剛21歲才參加工作的小夥子,一眨眼工夫,現在已經年老退休。幾十年來,我一直紮根在江西,紮根在這片紅土地上,活到老,干到老,對於當時在總理面前許下的簡單而莊重的承諾,我永遠都無怨無悔。」

1961年夏,中央再次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向周恩來彙報工作,談到上海市每年有大量高、初中生不能繼續升學,都採取動員到邊疆去安家落戶或直接下放到農村去的這個單一辦法,他提議讓江西共大每年都到上海來招收一部分知識青年到學校去。江西離上海較近,生活習慣和氣候條件都比較容易適應,而且這些青年通過半工半讀的階段過渡再到社會就業要比直接下放好得多。


周恩來聽了彙報覺得可行,就把邵式平、劉俊秀找來商量。「你們的共大辦得好呀!主席很滿意,全國都很有影響啊。」他先熱情地讚揚了共大的成績,接著就把上海市委的要求告訴他們,並指示:「你們共大可以到上海招收一些城市知識青年。」當時,現場就商定1961年秋共大可在上海招生1萬名。結果這一年江西共大在上海共招收新生9476名,其中總校有979名,各分校共8497名。周恩來對於共大招生問題曾多次關心作指示。1965年秋,共大分別又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長沙等大中城市各招收250名新生。



江西共產主義大學校門


召集農墾部等八個部委協商為「共大」排憂解難


1963年,江西自從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學校經過調整、壓縮和整頓後,得到了初步的鞏固提高,但共大仍然面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困難,感到一籌莫展。


10月初,學校忽然接到江西省委辦公廳的通知,要求學校迅速派人赴京,周恩來要直接聽取學校情況彙報。真是及時雨啊,學校領導和師生無比興奮,很快就決定派學校黨委書記張宇晴、副校長黎超和教務處長章仲瑜三人赴京向總理彙報學校情況。


10月17日上午,中央辦公廳派車將張宇晴等三人接進了中南海紫光閣。他們到後,只見譚震林副總理以及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農墾部、農業部、林業部、水電部、水產部等8個相關部門的副職領導也陸續來到這裡參加會議,這是張宇晴等人萬萬沒想到的,一所剛創辦不久的學校竟引起中央如此重視,還真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10時左右,步履匆匆的周恩來走進會場,到會的同志停止了談笑,一下肅靜下來。總理坐定就大聲問,江西共大的同志來了沒有?當他聽到應聲後,便匆匆寒暄幾句就宣布開會。


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他先從公文包內取出文件說:「這是主席寫給共大的一封信,我給大家讀一讀。」總理一邊念讀,不時停頓下來,闡述其內容,幫助大家領會主席的思想精神。讀完後告訴大家:「這是主席1961年江西共大成立三周年校慶時寫的,主席又為什麼把它壓下沒公開出去呢?主席慎重考慮,江西是『試辦』,怕公開出去又出現全國『一窩蜂』大辦……」

接著,總理的話題轉到共大的報告內容上來。據章仲瑜回憶:「我們靠近總理身邊坐著,看見總理已在我們的報告上作了圈圈劃劃等記號。」總理一邊翻看報告,一邊問:「你們全校學生不是5萬人嗎,這裡怎麼只有4萬多人?」張宇晴連忙解釋並檢討:「原來實際人數沒5萬,只有4萬6千人。下面的同志為了多領開辦費(按學生人數下撥),就虛報了一些。」


總理一下子嚴肅起來:「啊,原來你們號稱5萬,實際沒這麼多。」停頓了一下,他又說:「這不能全怪下面,怪我們工作中官僚主義,有困難不解決,下面就多報。一定要實事求是,提倡說實話,有多大成績就說多大成績,有多少問題就說多少問題。」他接著又說,「你們的報告寫得不錯,有點辯證法。但是缺點說得太少,只寫了10行……」


隨後,周恩來就共大呈交的書面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逐一討論解決。


周恩來一邊聽,一邊不停地在報告上作記號,還不時地插話詳細詢問具體細節,就共大經費是否能自給的問題,總理說:「共大還是初級階段嘛!現在只能要求學生學習生活費和生產工人的工資自給。」接著,他關切地問共大同志目前經費缺額多少,黎超便將共大所需的教職員工資、教學行政經費、基建和設備添置等經費一項項地當眾彙報。總理聽後,當即徵求財政部副部長申平的意見:「我很少向你們開口,共大你們要支持,他們提出這個數字怎麼樣?」申副部長也爽快地回答:「總理指示,我們照辦。」共大同志見此情景很感動,又提出讓江西省里財政也分擔一些,後來當場達成統一意見,解決了共大的經費困難。


次日,周恩來委託農墾部副部長江一真作為負責召集人,繼續主持各部委討論會,議定如何為共大解決實際問題。遵照總理的指示,會議形成《關於解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些問題的紀要》,作為正式文件下發。該文件涉及共大的經費、領導隸屬、招生和畢業分配、師資以及教學設備等問題,為共大的鞏固和發展解決了不少問題。



1962年3月12日,朱德委員長在共大視察時走進教室與同學們在一起聽課。


朱德多次視察鼓勵,劉少奇頻頻讚賞推介


朱德委員長得知江西創辦共大闖新路,也傾注了很大熱情。1959年夏他在廬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於7月27日抽身到南昌參觀「江西省國營綜合墾殖場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成就展」。此時正值「共大」建校一周年,參觀後他的題詞是「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半工半讀、又紅又專的方針,發揚勤儉建國、勤儉辦校、勤儉辦墾殖場的精神,開發山區,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


1962年3月6日,朱德又偕同夫人康克清赴江西共大總校視察。之後還分別視察了大茅山、雲山兩分校。12日,朱德在大茅山分校的一排教室面前停住了,有個班級正在上課。他示意其他陪同人員在外安靜地等著,自己則走進教室,不聲不響地在一個空座位上坐下來,與學生們一道聽了約30分鐘。下課後,朱德連忙起身走過去與講課老師握手,他對圍攏來的學生們親切地說:「你們要下苦功夫,把科學文化堡壘攻下來,把自己培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又紅又專的人才。」3月18日,朱德等來到雲山分校視察。他老人家興緻盎然地跑遍了校辦工廠的每個車間。當他聽說學校就地取材,利用野生植物釀出了幾十噸品質優良的白蘭地酒和楊梅酒時,又提出要去酒廠看看。學校領導彙報說:釀酒的原料都是師生們在山上採集來的野生植物的果實,如橡子、楊梅等,這些野生的果實,過去在山上自生自滅,白白地浪費掉了。現在利用它們來釀酒,就為國家節省了糧食,降低了成本。朱德十分讚賞,說「因陋就簡,辦得好」。

朱德偕同夫人還於1966年2月7日再次到共大總校視察。他當著陪同他的方誌純、劉俊秀等江西省委、省政府領導說:「你們的功勞不在乎培養了幾萬名學生,也不在於你們創造了多少財富,這當然是重要的。更主要的在於你們創造了經驗,為社會主義教育闖出了一條道路……」並再次熱情題詞:「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理論與實際、腦力與體力、生產與教育相結合的新型學校……」


江西共大的創辦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很快形成共識。1964年8月1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黨員幹部會議上作報告,在講述關於兩種勞動制度時,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讀是好形式。8月7日,劉少奇又在湖北省關於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講話中指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有成績的,江蘇、廣東的農業中學也是有成績的。現在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畢業的,上海業餘工人大學畢業的,天津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的,就要從他們當中調出來當教員。」新華社當日發表報道稱「江西共大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行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成功範例。六年來為國家培養大批建設人才,創造大量物質財富,摸索了一套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經驗。」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相關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再次肯定說:「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路走對了。」8月21日劉少奇在廣西視察時的一次報告中說:「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已經辦了好幾年了……你們可以組織去參觀、學習吸取經驗,回來試辦。」


1964年12月20日,全國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人大代表劉俊秀以江西共大總校校長的身份作《我們是怎樣創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發言。次年1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就下發了文件,肯定了江西共大這所新型學校,將毛澤東給江西共大寫的一封信(即《七三○指示》)向全黨全國公開。江西共大走向鼎盛,除一所總校外,曾創下108所分校的記錄。


江西共大聲名遐邇,舉世矚目。早在1960年5月,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共大雲山分校考察採訪。中央新聞紀錄片電影製片廠到大茅山分校拍攝紀錄片《大茅山的春天》。1964年10月,美國著名的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和夫人,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秘書長的陪同下到共大總校參觀訪問;1965年3月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著名編導、演員黃宗英、孫道臨帶領創作組全體人員深入共大總校和部分分校體驗生活,其後編寫拍攝紀錄片《創出一條路》。


在「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江西共大也有新發展,並在國內外引起更加廣泛的關注,參觀考察各種團體絡繹不絕,甚至還接受了聯合國相關組織派遣的包括十幾個國家組成的「農業鄉村培訓考察組」前來訪問考察。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經國務院批准,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1980年11月,經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


江西共大,作為我國特定時期所探索的一種辦學形式已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但是,共大「奇葩」所顯現的巨大成就和影響,及其獨特的思想、理念、不畏艱難精神均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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