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一百年前的神作，讓周樹人變成了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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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

——魯迅《吶喊》自序

「哪裡有統治，哪裡就有群眾；哪裡有群眾，哪裡就需要奴性；哪裡有奴性，哪裡就少有獨立的個人。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期刊發了一篇名為《狂人日記》的小說，署名「魯迅」。

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發了《狂人日記》

這個短篇小說佔了兩項「第一」，其一：這是周樹人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作品；另一個「第一」是：《狂人日記》被後世認為是「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沒說「公認」是因此事略有爭議，比如夏志清先生就認為女作家陳衡哲的《一日》要早於《狂人》，不過陳氏這篇是刊發在留美學生自辦的《留學生季報》，彼時國內幾無人知。且《一日》更像是一篇紀實體流水賬，別說現代小說元素，說它是篇故事都勉強。另有學者考據，江蘇人劉韻琴寫於1915年的《大公子》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講的是一戴姓議員想進「籌安會」想瘋了，變賣家產賄賂袁大公子克定，卻最終「官財兩空」的故事。

此外還有說《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才是「第一」的，也太過牽強。以胡適之先生對現代白話文的定義，劉韻琴的《大公子》在時間上倒可跟《狂人日記》爭上一爭，只是在文學價值以及對國人思想之影響深遠層面，「大公子」畢竟輸之太遠，即便是佔了那第一，也多半會不好意思。

實際上《狂人日記》並非如後人想像中那樣「一石激起千層浪」，更沒有立刻就讓「舉國之人震驚」，開始紛紛檢索「皮袍下的小」。而是沉寂近一年，直到次年（1919年）二月，才有記者在《新潮》雜誌的「書報介紹」一欄發了個豆腐塊，「用寫實筆法，達寄託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

這位署名「孟真」的記者就是傅斯年。同年四月，傅斯年再次談起《狂人日記》，他說：「譬如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對於人世的見解，真箇透徹極了，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托爾斯泰、尼採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較之此前的一句話評論，傅斯年顯然重讀了這小說，其理解縱深了許多。而《一段瘋話》則是傅斯年自擬的標題——「瘋話」，分明是向「狂人」的一次致敬。

傅氏之後，加入評論陣容的更有川人吳虞，吳先生讀罷「魯迅君」的《狂人日記》後大發感慨：「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吳虞

吳氏解讀一出，幾成定論，跟風者眾。時值五四前夜，新人們隱秘而興奮地躁動著，循著「中國思想界清道夫」的吳虞（胡適語）的「註腳」，把個《狂人日記》注來注去，卻不肯從「封建禮教」的坑沿邊移開半步，認定「吃人」的正是封建統治階級，而「禮教」則是前者白森森的尖牙利齒。自此「狂人」就被「認證」為以一己之力挑戰「封建禮教」的鬥士，發現並疾呼，試圖阻止「禮教」吃人的惕醒者。這一認證就是百年，直至今日，課本教材上依然不乏這套說辭。

其實魯迅曾經親自闡釋過，《狂人日記》發表後不久，他在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

「……後又偶讀《通鑒》，乃悟中國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遺憾的是，本該最具權威性的「正主兒」之「創作談」被湮沒，吳虞和追隨者們的「禮教吃人說」反成主流。魯迅在《資治通鑒》、或可說是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發現的不加引號的吃人，盡數被無意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了，反正不管是評家還是為人師表的，對此皆避而不談。歷代中國學子，所受的教育，無不是「四大名著、四大發明，上下五千年」之類，進得學堂，就是讓你為之自豪的，哪肯告訴你隱藏在這泱泱大國漫長的吃人史。雖說魯迅早就白紙黑字告訴你了——

從易牙把自家幼子扣在籠屜里蒸熟給齊桓公吃（《狂人日記》中故意錯寫成給桀紂吃），到史上歷次戰禍、天災發生時的「易子而食」，以及就發生在魯迅二十六歲那年的，徐錫麟被清兵挖出心肝炒食佐酒的真實案例——凡此種種，講出來當然不夠政治正確，承認本民族尚未開化，祖宗里頗有些食人生番，實在是與一貫標榜的中華文明有損，莫不如把真真切切血淋淋的吃人抽象化，己罪變他罪，你好我好大家好，每個人都清白純潔如嬰兒，所有罪行、暴戾、野蠻悉數扣到禮教的長袍馬褂上，吃人也就僅余象徵意義，至多是存在於《水滸》、《三國》等虛構文學中，周通與王英取活人心肝做醒酒湯當然就是為博讀家眼球的小說家言，不足為信的。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丁聰 繪）

依此立論解讀，「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斷然不會真的被吃，最多是被當作異端排斥一番罷了。而狼子村發生的食人事件，也不過是愚夫愚婦的道聽途說，未必就真的分食了。至於徐錫麟和蘸人血饅頭云云，也都可歸因於魯迅作為文學家為抨擊禮教的創作之必要——如此推演下去，「狂人」就真的是個誤以為人人想吃他的「迫害狂」了。

某些對吃人事實顧左右而言他的人，未必讀不出文中之意，多是感到了冒犯，就如故事中「狂人」的大哥，「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

美國作家金斯利·艾米斯說過，「If you can』t annoy somebody, There is little point in writing.」大意是作為寫作者，要是不去冒犯誰，那你的寫作就毫無意義可言。如你所知，魯迅先生就從來不是個世俗意義上的老好人，專註冒犯三十年，雖然說也一直為年輕的友朋「肩住閘門」，但到底是金剛怒目的時候多，否則又怎麼會「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也難怪魯迅成了中國最被誤讀的作家，有限於認知誤讀的，亦有怨恨者有意誤讀的，因此大先生的「發見」，也就順理成章地「知者寥寥」了。

好在鐵屋中還有一兩個清醒的，被打了臉的，是那些感覺被冒犯卻不肯反躬自省、存心引人誤讀的評家。有關中國歷史上的食人事件，不光記載於歷史通鑒中，另有一本出版於九四年的專著，書名為《中國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為透視》，作者是韓裔美國學者鄭麟來。能找到，且內心足夠強大的，不妨找來讀讀。此外，錢理群先生也撰文重新闡釋《狂人日記》，在他舉出的若干硬梆梆實據里，吃人事件就重演在廣西、湖南等地，本著「吃哪兒補哪兒」的理論，老嫗為治療眼疾，親手去剜被處死者的眼球；而不遠處，幾個老翁把鋼管砸進「壞分子」的顱腔，嘬住鋼管吸食，為的是補補不大活絡的大腦；還有抱著嬰兒前來欲割塊人肉來為孩子治療百日咳的年輕母親……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 （張懷江 繪）

上述慘劇，距魯迅辭世才不過二三十年。「中國果然尚是食人民族」，因此《狂人日記》所寫，實在不僅僅是生理與倫理學意義上的食人，清醒而痛苦的「狂人」，更多的是指向整個民族靈魂層面的野蠻、骨子裡的獸性，思想、行止的距離現代文明之遠。清醒而痛苦而孤憤的魯迅，也終於忍不住，藉「狂人」之口喊出了那句刺向整個中國文化的反詰：

「從來如此，便對嗎？」

尚未成為「魯迅先生」的周樹人實在是「見過」了太多的同類相食，才痛心疾首發此一問。就在他寫下《狂人日記》的一個月前，軍閥張敬堯率軍開進平江，宣布「三天不封刀」，沿途所見壯年男子皆視為南軍細作屠殺之，其部屬燒殺搶掠姦淫，多有婦女逃無可逃投井自殺者。這樁人道主義災難就發生在眼皮底下，魯迅不可能不知，「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話中已多有無奈與沉甸甸的無力感，而大先生筆下的狂人又何嘗不是戚戚然地絕望，「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魯迅發「人蟲」之慨嘆，其思想源頭正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這樣一句：

「你們經歷了從蟲豸到人的道路，你們身上多少還擁有蟲豸的成分。你們以前是猴子，現在也比任何一隻猴子更像猴子。」然而即使蟲與猴也不會如蠻愚的人類那樣輕視他人與自身的生死，那些以革命之名鐵血赴死的年輕人或許更令大先生痛心——

「一個懂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魯迅先生

奈何如你所知，不惟魯迅活著的時代，直至今日在某些所謂的強國論壇上，粉紅色的愛國志士們，依然手持U形鎖聲嘶力竭地喊著：寧可死去千萬人，也要怎樣怎樣的萬能句式，而與之同時，志士們的父輩與祖輩則啜飲著壯腰強腎的大補藥酒，輕如鴻毛地死著。

如今百年過去，「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也許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百年後的現實，義人依然稀缺，「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這片土地上，也仍舊蠕動著與魯迅筆下別無二致的萬千生靈——「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凶。」自身的事，大可以忍。忍不了的，是鐵屋中先醒來並試圖喚醒昏眾的，那麼昏眾也會暫時醒上一醒，狠狠教訓前者一番再睡。一百年的事，大抵如此。

可以肯定並稍稍樂觀的是，狂人的意識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流動，鐵屋中或許也有醒來的，雖然TA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又隨即裝睡，但畢竟是醒了。

「救救孩子……」，也不知這句發聲於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話，尚且倖存於世的「狂人們」還要呼喊多久。

僅以此文紀念《狂人日記》發表一百周年，大先生安息。

魯迅《狂人日記》原文，請移步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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