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中東路戰爭

撰文：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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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蘇兩國因為中東路問題發生了一場戰爭。

俄國從赤塔到海參崴的鐵路，中間有一段穿越中國領土，西起滿洲里，東迄綏芬河，這一段就叫中東鐵路。這是根據1896年李鴻章到俄國簽訂的中俄密約修造的，於1903年建成。密約第二條規定：

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國火車章程，中國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為期……（轉引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1頁）

中俄密約

這是一條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鐵路。中國人早就要收回它了。1919年7月25日，由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簽署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中說：

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Kerensky），土匪霍爾瓦特（Horvath），謝米諾夫（Semenoff）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

不過，當時中東鐵路是在白俄分子奧斯德穆夫掌握之中。蘇俄政府先後派遣越飛和加拉罕來華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決中東路的問題。蘇俄政府為了中東鐵路，曾經多次同張作霖拉關係，1928年張作霖遇刺身亡，張學良易幟，歸附南京國民政府。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地方當局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這一次搜查的起因，據《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報》第2卷第3號所載署名胡文柄的文章《中東路之概況及我國不得不收回該路管理權之理由》說：

俄國專以中東路為在中國宣傳赤化之中樞，而宣傳赤化之資金則仰給於東路之收入。本年5月27日正午12時至下午3時，在哈埠蘇聯領事館地窖內召集第三國際共產宣傳大會議，列席者為東路沿線各處之首領及哈埠鐵路人員，又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蘇聯中央商業聯合會、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貿易局等機關並赤塔伯力各地之共黨首領均來哈參加，共約八十人左右。而東路商務委員司達禪維赤為重要首領之一，前駐遼俄領庫滋聒鍼夫亦與會。中國為貫徹自衛主張，始有搜查駐哈蘇聯領館之舉。（轉引自《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十一卷，第656頁）

這一次搜查，抄走文件、書籍等物件兩汽車，並拘捕了蘇聯駐瀋陽總領事、領事及館員39人。中東路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提出抗議。5月31日，蘇聯政府照會國民政府，提出抗議和要求。7月5日，國民政府決定對中東鐵路採取強硬態度。11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與中東路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交涉規定局長許可權，要求雙方平均用人，並用中蘇文字，及建立中蘇局長會簽制度，遭到蘇方局長葉穆善諾夫的拒絕。呂榮寰即將他撤職，任命范其光為代理局長。13日蘇聯政府發出最後通牒，17日宣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隨即兵分三路向中國進攻。一路於20日進攻綏芬河，因為中國軍隊防衛堅強，未能奏效。進攻黑龍江松花江合流處的一路軍隊、進攻滿洲里的一路軍隊，開始也沒有取得多大進展。為了加強兵力，1929年8月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2號（特字第90號）記錄》里有《政治局1929年8月1日決定》：

決定：（1）以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名義答覆通過張學良的信轉達向奉天的建議，指出：

1、張的建議是使破壞奉（天）北（京）協議的行為合法化，蘇聯政府絕對不能同意；2、重申我們在答覆蔡運升第一個建議時提出的建議，說明蘇聯作出這個讓步是出於其愛好和平的政策。責成由加里寧、莫洛托夫、加拉罕和斯托莫尼亞科夫同志組成的委員會審定答覆。

（2）建議梅利尼科夫去赤塔。

（3）在報刊上加強宣傳運動。

（4）最大限度地動用一切施壓和鎮壓手段。

（5）立即（於8月2日）在報刊上公布梅利尼科夫同中國人的整個談判過程，並作出相應的評論和指出日期。（《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八卷，第147頁）

其中1929年8月6日《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

決定：採納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的建議。

（1）在遠東成立特種軍。

（2）任命布留赫爾同志為該軍司令。

（3）批准立即下達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以下命令：「1929年8月6日。1、把目前駐紮在遠東地區的所有武裝力量合併為一個軍、授予它『特種遠東軍』名稱。2、任命布留赫爾同志為『特種遠東軍』司令。3、布留赫爾同志立即履行其職責。陸海軍人民委員兼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伏羅希洛夫。」（同上書，第149頁）

布留赫爾就是1926年在廣東幫助北伐戰爭的加倫將軍。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要他指揮「特種遠東軍」即原來駐紮在遠東地區的所有武裝力量（包括海軍和空軍）這樣強大的兵力來同中國打一仗。他們是抱定必勝的決心的。

布留赫爾

1929年9月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號記錄》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配合中東路戰爭應該有所行動了：

聽取：2、（18）——關於加強中共在滿洲的工作問題。

決定：2、——（1）責成中共中央在北滿採取措施，加強在工人、農民、鐵路員工中，特別是在軍隊中的工作。

（2）建議中共中央在南滿加強在工人中，特別是在那些在南滿鐵路上工作的中國工人中的工作。

（3）向中國派遣一位負責的中國同志，就中共在滿洲的任務對中共中央作出指導。

（4）向哈巴羅夫斯克（即伯力）派一位中國同志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

（5）在莫斯科各學校動員50名中國同志，派他們去東方加強在北滿的工作。還要吸收居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同志和朝鮮同志參加這項工作。

（6）責成中共中央及其駐哈巴羅夫斯克代表採取緊急措施，在滿洲出版和散發中文報紙和傳單。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皮亞特尼茨基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八卷，第164頁）

1929年10月7日從索契發出的《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更提出了一個組建中國人的軍隊的新計劃：

中國將出現麻煩。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我們該轉到滿洲起義的革命運動方面來了。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務，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當然很好，但是不夠。我們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們應該要組建兩個由兩個團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國人組成，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機槍等），讓中國人當旅長，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給它們的任務是：發動滿洲軍隊起義，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其餘士兵遣散回家，預先要解除指揮人員），擴編成師，佔領哈爾濱。積蓄力量後宣布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搞垮地主，吸引農民，建立城鄉蘇維埃，等等）。這樣做是必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並且我認為也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不違背任何「國際法」。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反對同中國作戰，我們的紅軍戰士只守衛我們的邊界，不想進入中國的領土，而如果滿洲內部發生起義，那在張學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事情很重要……（同上書，第187頁）

這時瞿秋白正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既然斯大林有這樣的考慮，他也就行動起來。黃平在《往事回憶》里說：

（1929年）9月間我回到莫斯科。瞿秋白對我說，張學良上了蔣介石的當，搶了中東鐵路，把蘇聯局長驅逐出境。這就是1929年的中東鐵路事件。斯大林要我們組織一個蘇聯遠東境內華工的武裝隊伍，以便必要時開入中國。瞿秋白指定我當黨代表，劉伯承當司令。瞿秋白還說，鄧中夏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建國十周年紀念典禮，他會到赤塔等我，一起去伯力，協助我們制定一個初步計劃，然後他就回國工作。我按照指示就出發了。到了赤塔，果然見到了鄧中夏，我們一起乘車到伯力。伯力是蘇聯遠東的行政中心，我在那裡找到蘇聯遠東黨委員會的書記。他知道此事。把我安排在他同一間宿舍的小房間里，伙食由食堂供應，我又到蘇聯遠東紅軍司令部找到加倫將軍，他是該軍的總司令，我在廣州已經認識他了，他也知道此事。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參謀長，姓名我不記得了，他曾經當過馮玉祥的總顧問。還把我介紹給他的政治部主任，名叫古雪夫，他們並把離伯力十幾公里遠的一所營房交給我們使用。該地叫紅河。我們的同志後來把我們的隊伍叫做紅河赤衛隊。我們得到蘇方的充分合作，糧食槍支供應都無問題。當時的任務就是招募華工。為這件事，我到海參崴去，那裡的同志召集了許多華工，多數是開金礦的華工。我向他們做了一些宣傳鼓動工作。後來華工就陸續來到紅河。總共大概有三、四百人。劉伯承手下有許多曾在莫斯科各兵種學校學習過的中國同志，我記得有一個叫王一飛的同志，他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在廣州時他常來省委，我指定他當政治部主任。還有一位是馮玉祥軍隊的騎兵軍官，他來莫斯科深造。解放後聽說他是解放軍騎兵的一位名將，名字記不住了。我當時有病，需要每天治療，所以我住在伯力，與蘇方聯絡。劉伯承在紅河主持隊伍，除了來伯力參加一次廣州暴動紀念會之外，我不記得他來過伯力。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這是他的一個優良品質。

1929年底，蘇聯軍隊從綏芬河攻打張學良的軍隊，張軍大敗。這次作戰是由參謀長指揮的。

1930年初，有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通知，到火車站給加倫將軍送行。在那嚴冬臘月的時候，加倫將軍露出耳朵和臉，十分威武地接受歡送人的致意。歡送人並不多，只有二、三十人，加倫將軍是出發到滿洲里親自指揮決戰的。不到幾天，張學良軍隊被包圍，十萬多俘虜被押到蘇聯境內，再送到金礦去開礦，停戰談判是在日本領事館進行的，結果恢復了中東鐵路原來的狀況。

加倫將軍回伯力後，曾經在一次黨的負責人會議上作了這次作戰戰略的報告。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只記得當時的戰略是布置極少的隊伍在滿洲里，然後用大量軍隊迅速深入地把張學良軍隊全部包圍。（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1頁）

布留赫爾的「特種遠東軍」投入戰鬥之後戰局立即改觀。11月，滿洲里、扎賚諾爾等國境要衝都被蘇軍攻陷；11月24日，連距國境80公里的海拉爾也被蘇軍攻入。守衛扎賚諾爾的一個旅七千官兵，激戰一晝夜之後傷亡殆盡，旅長韓光第殉國。這個戰略確實很厲害。中國參戰部隊成建制地陷入包圍圈。包圍圈裡的官兵都成了俘虜。被俘的旅長梁忠甲在後來停戰遣返之後不久死去。被俘官兵的人數、他們在被俘期間死去的和遣返之後不久死去的人數都未見統計。11月30日，張學良派代表蔡運升和李紹庚到伯力與蘇方談判，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

瞿秋白

1930年1月，瞿秋白寫了一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熱烈讚頌蘇聯的這一次軍事行動。他把這事和國內的一些工人罷工、江西紅軍的反「圍剿」戰爭聯繫起來，說：

中國工人群眾的這些示威和農民游擊戰爭的發展，和蘇聯的遠東軍防禦滿洲軍閥而打的勝仗，是同時的。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中國的工農把蘇聯遠東軍的勝利，認為是自己的勝利。普通的中國工人都高呼「俄國的蘇維埃萬歲，中國的蘇維埃萬歲」！「毛澤東的紅軍萬歲，加倫（布留赫爾）的紅軍萬歲」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第824頁）

瞿秋白的文章說是「蘇聯的遠東軍防禦滿洲軍閥」，事實上戰爭是在國界線的中國一側進行的，「防禦」二字用詞不當。他又說「中國的工農把蘇聯遠東軍的勝利，認為是自己的勝利」，顯然把當時中國工農群眾的政治覺悟估計過高。陳獨秀就不是這樣估計的。陳獨秀這時已經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可是他還是以共產黨人的態度寫了一封《給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署名「撒翁」），指出他們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宣傳方法欠妥，他主張這樣立論：「詳細指出：在未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因此他主張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的口號。（《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四卷，第376頁）陳獨秀的這個主張，考慮到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希望用這樣做是不是於中國有利來說服公眾；這比起那些只會說「擁護蘇聯！」「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的人確實要高明一些。不過也是不對的。為什麼「在未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呢？這裡面並沒有什麼邏輯關係。而1929年8月3日《中央答覆撒翁的信》說：「就是中國群眾真正如你所想像的這樣落後，我們亦不應掩諱正確的觀點，降低我們的口號，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所以中央在宣言上這樣的指出是完全正確的」。8月11日陳獨秀寫了《復中共中央的信》（《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四卷，第394—400頁），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在這兩封信里，沒有說一句關於中國主權的話，完全是一種蘇聯之友的立場。不過比起瞿秋白來，他看到了群眾的政治覺悟沒有那麼高。

瞿秋白這篇文字生前沒有發表。他生前發表涉及中東路戰爭的文字，有1932年在《北斗》上的雜文《民族的靈魂》，其中以調侃的態度提到了韓光第和梁忠甲的死。這篇文字現在可見於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冊（第278頁）。後來瞿秋白自己編輯文集，將這一篇刪去了一大段文字，其中包括調侃韓光第和梁忠甲的這幾句。在依據作者的定稿編印的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里就沒有這些文字了。他為什麼刪去這些？是不是對這一事件有新的考慮？因證據不足，我不好猜測了。（《新文學史料》授權刊發，原文見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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