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在邊緣游弋

彭晨 湖北民族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

郭建斌在中國傳播學界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名字。2016年，在武漢的一次全國學術會議上與郭建斌老師謀面。《獨鄉電視》的作者——主持人介紹的這個名頭不出意料地引起全場熱烈的掌聲。《獨鄉電視》是郭建斌老師在從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完成的博士論文，也是國內第一個用民族志方法做傳播學研究而申請博士學位的學者。我在閱讀《獨鄉電視》的過程中，不斷被民族志研究所體現出來的方法魅力所吸引，可以說，郭建斌老師為我們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方法示範和範式樣本。

別具一格的民族志研究

郭建斌曾經說，他從發展傳播學進入傳播研究，但後來轉到了人類學的路子上去了。獨鄉就是他進行傳播人類學研究的起點。獨鄉是雲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轄鄉，也是我國唯一的獨龍族聚居地。在這樣一個偏遠而封閉的小山村，電視在他們生活中是什麼地位呢？電視從哪裡來？在哪裡看？誰在看？這些問題，郭建斌為我們一一做了生動的解答。

民族志屬於質化研究的一種。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經歷了一場研究「範式」和「方法論」的爭執，這場爭論圍繞著量化和質化兩種研究方法的優與劣展開。民族志研究在傳播學領域的探索大概開始得較晚，《獨鄉電視：現代傳媒與少數民族鄉村日常生活》（以下簡稱《獨鄉電視》）被看作是民族志研究的典範之作。郭建斌（2016）指出，民族志可以以三種視角看待：作為文本的民族志，作為方法的民族志和作為研究取向的民族志。他主要就作為方法的民族志進行了大量研究。

民族志與田野調查是許多青年學者容易混淆的概念。民族志研究與田野調查有其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大的區別。它們二者相似之處在於都是深入社區進行參與式觀察和非干擾性研究，最直觀的區別在於時間的長短。郭建斌區分了民族志（ethnography）與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差異。他認為其主要區別在於民族志往往要求調研時間為一年，而田野調查有的短則只有一個周。在此基礎上，我認為二者之間還存在著研究出發點上明顯的差異。田野調查往往帶著研究目的和詳細地研究內容深入社區，但民族志與其相反，是在社區駐紮較長時間等待出最具價值的研究內容。

在郭建斌看來，所謂的民族志取向新聞傳播學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田野調查不夠紮實。西方人類學講用民族志的方法做博士論文，田野時間不能少於一年。而我們的很多田野調查難以或不願付出這麼多的時間成本去進行。

民族志與量化研究的差別更加顯而易見。民族志更偏重於人的觀察參與，注重文化的流變和個體到群體的特性描述。量化研究更偏重用數字和圖表的方式呈現出精確的調查結果。方法意味著特定的規則和慣例，良好的方法素養有助於我們理解「傳播學是科學」這一命題。方法素養的培育比爭論方法更有意義，對方法的迷信則不可取（張敏 任中峰，2011）。方法素養在於理解研究方法的精髓，而不是留於表面的牽強附會。《獨鄉電視》之所以能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就在於作者將民族志方向運用地詳細透徹，觀察的結論鞭辟入裡。

從一家三代開始的媒介觀察

也許郭建斌是中國傳播學界一個難以被複制的傳奇。《獨鄉電視》為我們開拓了傳播學研究新的途徑，用系統細緻深入地民族志方法，觀察媒介的影響具體是什麼，如何發生這樣的問題等。

《獨鄉電視》不是理論專著，而是對電視和少數民族鄉村日常生活進行「深描」的民族志著述，通過對與看電視相關的社會環境的描述，對當地人看電視的一些基本問題，如：電視機從哪裡來？在哪裡看？誰在看？看什麼？怎麼看？這一系列問題進行回答。進而對電視是如何改變當地人日常生活這樣一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獨鄉電視》關注的是文化變遷下的電視媒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對獨龍江的歷史進行了梳理，特別是關於電燈、廣播、電視、電話的發展歷史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基於歷史變遷視野下的傳播學研究是傳播學本土化的必要途徑。各個地區的歷史有其特殊性，關於其的傳播學研究必然要放在歷史背景下，才能落地生根。

在郭建斌田野工作的後4個月，獨龍江地區大雪封山，交通完全中斷，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聽起來很浪漫，實際上意味著與現代生活完全隔絕，這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半年中，郭建斌吃住在農戶家裡，這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 「文化持有者的視角」來觀察與思考。在這種文化封閉的狀態下，他共完成了50餘萬字的田野調查日誌。儘管如此，郭建斌依然認為他距離西方人類學界以一年為起點的田野調查時間下限還有著極大的差距。

正是在這樣的深度觀察中，作者對獨龍村典型的一家三代進行了細緻的、長期的參與研究，選取了獨龍族中的大家族「金山」家為例，以孔千染奶（紋面的一代）、金山（動蕩的一代）、李林高（新生代）為主，觀察了與其有關的直系和旁系親戚、朋友等等個體。電視的出現打破了獨龍族傳統的生活習俗，從火塘的座次安排到電視的擺放位置等種種細節都透露了電視在打破他們相對板結的生活習俗。

電視的出現，更像是對獨龍江的一次衝擊，潛移默化地打破了諸多傳統，重構了人們認知世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考察中，並不是先做出任何結論，再進行牽強附會的解釋。質化研究的基礎是解釋主義哲學，它的核心在於「解釋」而非「證明」。《獨鄉電視》為我們做民族志研究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不要試圖把結論做好以後進行「證明」，而應該透過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這也是許多人類學著作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正如郭建斌老師的同門吳飛教授所言，在《獨鄉電視》中所有看似零碎的故事、材料背後，其實都有著作者自己學理性的思考和一種理論探索的企圖。這些「現實問題」，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看，也許正具有本土意義和理論價值。

發展傳播學者往往容易傾向於誇大媒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甚至認為媒介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但在獨鄉，我們發現，電視在短期內對村民的影響其實是很有限的。媒介素養的缺失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使得媒介的參與並未達到「媒介賦權」的效果。政府主導的鄉村發展路徑也沒有為媒介參與社會建設提供更多的可能空間。而《獨鄉電視》的價值也主要體現在對學界的一種研究範式的示範，其實對獨鄉而言，這部著作並未給當地帶去多少實際的改變。這也許正如郭建斌老師的另外一本書——《邊緣的游弋》的書名所喻，學術對於社會的關係，就正是一種「邊緣的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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