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軍事戰略：審時度勢，謀定後動

原標題：明太祖軍事戰略：審時度勢，謀定後動

元末，明太祖朱元璋能夠剿滅群雄，驅除胡虜，除太祖善於得才馭將外，還在於太祖於關鍵時刻軍事戰略之正確選擇。

今試述其兩次重大軍事戰略選擇為例：

一是統一江南軍事行動。

太祖起於淮右，初以應天為基礎，必先統一江南，始能做北伐之圖。是時江南群雄，按實力論，一為張士誠，據於湖杭之間；一為陳友諒，據於兩湖之間；另有方國珍據於福建一帶。按兵力與能力論，陳友諒為強。時諸將皆以先取相對較弱的張士誠，後取實力最強陳友諒。獨太祖以為，友諒據上游之勢，其於應天之威脅，遠甚於士誠，且友諒用兵遠較士誠為詭，一旦先用兵於士誠，友諒必趁隙東下，使吳軍腹背受敵；而士誠則為「自守之虜」，貪圖享樂，不思進取，若先平友諒，則士誠必不為所動。一旦友諒滅，則士誠必「一舉可定」。後吳軍以元璋之正確戰略指導，果然次第剿滅江南群雄，消除北伐之後患，從而為全力北伐積蓄充足力量，為大明開國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北伐軍事行動。

明太祖朱元璋兼并江南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諸雄後，沒有絲毫懈怠，立即著手北伐之準備。時元廷之長江以北，方保持著強大之軍事實力。其中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庫庫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等名將。朱元璋始圖北伐，領兵大將徐達等原欲由江淮長驅北上，直搗元都，太祖認為不可，其召諸將論北伐之戰略曰：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屯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下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後太祖以徐達為征北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用兵二十五萬，兵臨行前太祖又招諸將誡曰：

「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民生，所經之處，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並告徐達專主中軍，策應群帥，備能以運籌決勝。後徐達按太祖之略，統軍自淮安、沂州北上，一路下山東諸地，驅河南之敵，後又根據形勢變化，改變西取關中之策，轉軍河北，直下元都，再轉軍西南，掃蕩關中諸雄，後又揮師北上，兩征漠北，將殘元勢力剿滅殆盡，中華主體之漢人政權，自唐中安史之亂後，近五百年來再一次重新進入燕雲地區，中華之拓土開疆，遠超漢唐矣！

讀史於元末明初，是天下紛亂，群雄逐起，北有元廷諸雄兵亂，南有紅巾群梟奮起，元璋獨於群雄中目光宏遠，胸懷全局，先難後易，先強後弱，始能漸次蕩平江南，為北伐奠定堅實基礎。設若元廷和張士誠稍有遠見，趁元璋西向攻取友諒之機以奇兵襲取應天，破其老巢，則中國歷史格局必轉他向。至於北伐一役，自炎黃涿鹿之戰開始，即有先例，然三千年來未有成功者，以北人彪悍，長於騎戰，且環境惡劣，性格堅韌之故。唯太祖以元人殘暴，荼毒天下，奮而聚天下英雄，運籌帷幄，指點江山，偉略獨運，終於首次自南而北統一華夏，為中華之大一統局面再鑄磐石，此可謂太祖於中華民族不世之功。

總結太祖北伐中原之遠見洞明者有五：一曰方向正確，自山東北進猶如右勾拳之行動，置敵於死地而無後患之憂，實神來之筆；二曰擇將之明，明軍將領，徐達明於韜略而忠誠穩重，常遇春勇猛善戰而耿直為懷，其他如鄧愈、馮勝諸將則各當其任、各立其功；三曰兵力集中，因當時天下大亂，局勢未穩，兵力分散，若分兵幾路北伐，兵弱勢單，或為元軍各個擊破，無如集中一路，集中用兵，此明於敵我之情；四曰因敵於情，針對元末四種勢力（河南王庫庫，河北王孛羅，關中張良弼與李思齊，其他漢元將領），有擊之，有降之，有圍之，有說服之，有離間之，達到以最小之兵力，成最大之作戰效果；五曰因勢而變。當徐達撫有山東，全領河南之時，按原計劃本當西取關中，但徐達認為可以先取元都時，太祖審時度勢，同意前軍元帥之建議，遂加速元廷之敗亡。此五者，太祖之偉略雄才，可見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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