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還是中國？澳大利亞並非一定要做出選擇

【特朗普似乎準備放中興一碼，不僅中美兩國熱議，澳大利亞媒體也炸鍋了……之前澳大利亞電信（Telstra）跟著美國的腳步，決定「停售中興代工的19款手機和3款移動寬頻設備」，現在要不要調頭？這只是近幾年來，澳大利亞在中美間尬舞的縮影。】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

「總有人對我說，黃種人將主導這個世界。如果我們現在不做點什麼的話，恐怕……是的，黃種人早晚會主導我們的世界」，上世紀90年代，保林·漢森（Pauline Hanson，澳大利亞女性政治人物，民族主義右翼黨派「單一民族黨」的創始人。與20世紀初的「白澳政策」相似，該黨的政治綱領反對非白人種族向澳大利亞移民。該黨尤其反對亞裔融入澳大利亞，同時也反對當地土著，認為政府扶助土著的政策是對白人的歧視，該黨甚至主張將昆士蘭州乃至整個澳大利亞變成純白種人的社會——觀察者網注）的母親諾拉女士在接受採訪時曾這樣說道。

保林·漢森一直擔心澳大利亞會被不斷湧入的亞裔人口淹沒，而且從傳統上來說，澳大利亞一直有著「白澳」（White Australia）情節，保林·漢森的母親諾拉女士講出上面一番話，實際上也反映了這兩種情緒。甚至可以說，澳大利亞民族主義就是發端於此。

特朗普

澳大利亞左翼作家、維多利亞大學榮譽研究員傑夫·斯帕羅在英國《衛報》網站刊發文章：《美國還是中國？澳大利亞並非一定要做出選擇》

在為制定《澳大利亞憲法》進行討論時，人稱「澳大利亞聯邦之父」的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曾做出過一個不太光彩的警告：「一定要提防人類中數量龐大的劣等民族乘船接近我們的海岸」。澳大利亞工黨（ALP）提出的第一份政綱中第一條就是關於「白澳」的內容：澳大利亞應該是白人的澳大利亞。而早在1901年，澳大利亞第一屆議會就通過了《限制移民法案》。

正如歷史學家查爾斯·佛拉爾（Charles Ferrall）所言：「在澳大利亞，沒有任何其他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遭到長期的、強烈的污衊和詆毀」。當然，澳大利亞土著民族也許認為自己比中國人受到的待遇更糟。

無論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事實上，當前有關澳大利亞與日益強大的中國之間的關係的討論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當像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這樣一位極具是非觀念且進步的公共知識分子竟然也出版了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小說時，我開始感到困惑了。一篇書評這樣寫道：「這是一部醞釀已久的澳大利亞本土通俗小說……該書圍繞在亞洲威脅下澳大利亞所暴露的虛弱本質進行了極為細緻的描寫」。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克萊夫·漢密爾頓筆下的文字不斷穿插於種族議題和對澳大利亞的政治效忠之間，這令我更加困惑了，比如下面這段：

「作為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國防學院（ADFA）並不比澳大利亞其他大學校園更加安全。正當我在該學院與一位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我國事情報工作的專家交談時，一個華裔清潔工走進了辦公室，將廢紙簍里的垃圾倒進了她的大袋子里。這位專家對我說，在澳大利亞，甚至那些簽署過保密協議（保密協議詳細到該如何處理辦公室里的垃圾桶）的公司也僱傭了大量華裔員工。」

我認為，克萊夫·漢密爾頓絕不是個種族主義者，可上面的文字竟然出自他手，我只能說，這令人感到十分遺憾。中國問題學者大衛·布羅菲（David Brophy）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極右翼政黨「澳大利亞優先黨」曾這樣稱讚那本名為《無聲的入侵》的小說：「漢密爾頓教授在這本書中所揭示的東西並不新鮮，那些東西正是澳大利亞優先黨多年來一直在反覆強調的」。

我們那些經常對公眾發表觀點的國際事務專家們曾提到，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可在當前的情況下，我覺得我們應該首先好好了解一下自己：澳大利亞，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一直是一個有著某種排外傳統的國家。

這片被稱為「澳大利亞」的殖民地進入世界歷史最初是源於一場歐洲人的入侵。新到來的白人定居者洗劫了當地土著人，不過在那之後，這些白人定居者覺得自己也有可能遭到洗劫。於是，他們開始將自身的安危與為他們提供保護的大英帝國聯繫起來。這種奇妙的聯結有時會產生令人十分意外的結果。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於1861年4月爆發，英國採取了傾向南部的干涉態度——觀察者網注），墨爾本當地報紙《阿耳弋斯日報》曾對讀者發布了這樣一則聲明：「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安全事件，居住在維多利亞州的美國公民今後必須受到嚴格監控」。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大英帝國曾短暫地表現出欲參與進去與北方聯軍決戰的意圖。澳大利亞當時認為，既然大英帝國將與美國北方聯軍決戰，那麼自己也一定難免與華盛頓發生衝突。所以才有《阿耳弋斯日報》對在澳美國人發出登記姓名並實施監控的聲明。

與上述事件所揭示的情形完全相反，我們如今已經太習慣於將自己視為美國的親密盟友，以至於當報紙上說美國白人在澳大利亞引發了一起安全事件時，澳大利亞讀者會以為報紙印錯了。

1853年10月，因爭奪巴爾幹半島的控制權而在歐洲大陸爆發了克里米亞戰爭，英國也因此向俄羅斯宣戰。當時的澳大利亞人出於對俄國人的恐懼，在一些重要登陸點建立了防禦工事。如今在菲利普灣港和悉尼港入口處，你仍然能夠看見那些古老的炮台，那是當時澳大利亞人將大英帝國利益等同於自身利益的歷史證明。

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這已經是第二次了。澳大利亞殖民政權看到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之間爆發戰爭，也開始為自己可能會遭受的俄國人的入侵而寢食難安。

1877年，富有說教意味的小說《入侵》描繪了搭載有6000名水兵的俄羅斯艦隊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博特尼海灣登陸的場景；在1883年出版的中篇小說《雅拉之戰》中，俄國人攻入墨爾本，人們看到，「在墨爾本市區弗林德斯大街旁骯髒的排水溝里，污泥已經和鮮血混在一起」。

對於英國人來說，俄羅斯不過是全球大棋局中的一個對手。而對澳大利亞人來說，俄羅斯卻是一個潛在的入侵者，他們擔心俄國人會佔領這片大陸，而且令他們感到憂慮的是——英國人是不是對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太過樂觀了？

在二戰期間，第14任澳大利亞總理約翰·卡廷（John Curtin）已經意識到了英國地位的不穩，他重新調整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開始與美國結盟。20世紀下半葉，澳大利亞政界仍將俄羅斯視為對自己的切身威脅，不過這一次，他們是透過美蘇冷戰的稜鏡來看待這一威脅的。

與歷史上的兩次先例類似，如今澳大利亞與美國所構建的新同盟重新燃起了對中國由來已久的敵視怒火，他們擔心歷史上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正在演變成今天的「紅色威脅」（the red menace）。

如同19世紀的大多數時候一樣，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焦點（the overwhelming focus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隨著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亞太地區的緊張態勢暫時有所緩解。自那至今的幾十年里，澳大利亞一直服務於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不過澳大利亞在中國經濟中的這一角色並未與其美國軍事羽翼下受保護國的角色相衝突。

如今美利堅帝國的頹勢已經十分明顯，北京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正變得日益強勢，澳大利亞希望繼續扮演過去的平衡角色已經十分困難。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對待澳大利亞罹患已久的「帝國保護者依賴症」呢？對於克萊夫·漢密爾頓以及眾多澳大利亞國家安全領域裡的建制派來說，答案十分簡單：雖然美國並不完美，但美國至少是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而中國並不民主。基於這一觀點，他們認為，澳大利亞應該繼續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民主主義與新集權主義的全球較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大國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的實踐告訴我們，這種簡單的、非黑即白的選邊站隊是不可行的。

在這個國家的早期歷史上，我們曾為了獲得英國人的庇護，將年輕的澳大利亞男子貢獻給英國軍隊，讓他們以大英帝國的名義去從事血腥的殺戮。二戰結束後，我們為了與美國結盟也付出了類似的代價，一紙盟約甚至使我們捲入了現代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幾起反民主罪行。

2003年，我們的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總理曾非常直白地表示，他將澳大利亞參與對伊拉克的入侵行動看作是加強澳美新三邊關係的一種努力。100萬伊拉克人在那場戰爭中慘遭殺害，但澳大利亞參與那場屠殺時卻並未抱著什麼反獨裁的目的。那場戰爭的恐怖影響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除。

1966年，作為澳美盟約的一部分，澳大利亞政府同意在愛麗斯泉（Alice Springs）附近設立松樹谷情報基地（the Pine Gap spy base）供美國使用。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澳大利亞擁有的這一情報設施導致澳大利亞被捲入了無人機暗殺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主導的全球電子通訊信號偵聽兩項奧威爾式（喬治·奧威爾是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他在長篇小說《一九八四》中刻畫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來社會中，獨裁者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人性被強權徹底扼殺，自由被徹底剝奪，思想受到嚴酷鉗制，人民陷入了極度貧困，下層人民的生活變成了單調乏味的循環。「奧威爾式」這裡指政府對民眾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完全的控制——觀察者網注）的秘密行動。

可以說，民主國家的行為與非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行為之間的區別已經不再清晰了。

克萊夫·漢密爾頓指責中國在系統性地「滲透、影響並控制澳大利亞諸多重要機構」。不過，民主的澳大利亞也一直在對那些它實施控制的國家開展類似活動。

例如，堪培拉幾乎毫不掩飾地使用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在馬努斯島（Manus Island）建造拘留中心——這一行為不但違反國際協定，甚至也違反了巴布亞紐幾內亞憲法。澳大利亞無視巴布亞紐幾內亞憲法的行為已經對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法製造成了明顯的破壞。

更過分的是，澳大利亞故意將具有主權的島國諾魯變為了一個極權主義的附庸國（an authoritarian client state）。這個國家的主權獨立如今僅限於維護其公民權以及媒體和司法體系的運轉。很顯然，與澳大利亞對諾魯所做的事情相比，中國可以說並未做什麼有損於澳大利亞主權的事情。

最近，費爾法克斯媒體集團在一篇報道中暗示，中國軍方似乎對萬那杜產生了興趣，但鮮有評論人士提到，北京僅在非洲有一個海外軍事保障基地，而美國在全球共擁有800多個軍事基地，其中在亞太地區的基地更為密集。

正是因為澳大利亞與美國這個「軍火庫」的同盟關係，我們的國際問題專家們才若無其事地把萬那杜稱為「澳大利亞的後院」——這個詞帶有明顯的、毫無羞恥的殖民主義色彩。

我上面所說的內容並非為了美化中國的形象，也並非為了淡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意圖。

一部澳大利亞史充滿了域外大國的影子。一次又一次，某個域外大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我們的土地之上。我們不需要倚仗中國勢力去抗衡美利堅帝國主義；反過來，我們也不需倚仗美利堅勢力去抗衡中國。

本文開頭提到了保林·漢森和她母親諾拉女士的排華言論，我們決不應受其影響。無論種族，亞太地區的人們應該團結起來。在緩和地區緊張局勢和去軍事化方面，大家擁有共同利益，一場新的軍備競賽絕不應是亞太地區的未來。我們應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而作出切實的努力。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4月26日英國《衛報》網站）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