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歷史映像

一般人對於滿清王朝前期的歷史，大約只有個籠統的「康乾盛世」的印象，至於「盛世」的細節卻大多淹沒在戲說的清宮戲中，真真假假，不勝了了。即便是比較嚴肅的史學著作，在習慣了一種寫作和思維路徑後，也很難有別的考察和分析視角。這樣一來，人們讀到的史書就難免大同小異，因為那些歷史人物的賢愚忠奸，在書寫者的筆下早已臉譜化，而期間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也已被貼上了相應的標籤。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讀史興味索然。

不過，一些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史時，卻不受這些影響，他們多從「旁門左道」切入，竟也別有洞天。譬如，我們在對中古時期和近代社會進行「斷代」的時候，1840年鴉片戰爭是一個分水嶺。在日本學者增井經夫先生的《大清帝國》中，卻有風靡於日本中國史學研究者中的「宋代近世說」觀點的介紹，「『宋代=近世』的觀點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為了論證這一點，人們曾從思想、藝術、法制、經濟等方面出發，提出過很多證據，並據此宣稱：同西歐相比，中國早在幾個世紀前便進入了近世。」當我們看到這樣的界分時，是會目瞪口呆的。

增井先生在清代史領域的研究也有其獨特的地方。他指出，學者們通常有「以清政府為中心來進行思考的毛病」，而他的研究則著意於「民眾史」或曰庶民文化的研析，所得出的結論則更可能超出一般人的認知。例如，一直到今天，我們仍有「無商不奸」的說法，增井先生卻認為，「中國商人其容貌若愚，其態度如鈍，然敏於發現商機，行商務之捷可當驚嘆；其勤勉而善忍，雖商店貧弱，卻能出資如涌水」，且由於中國商人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反而更善於自設相互扶助的機構，還養成了相互之間重視承諾的習慣，嚴守自己的從商之道，這也因此在與外國人的貿易中廣受稱讚。而這些「美德」，對囿於「農本商末」傳統中的學者來說，恐怕是很難「發現」的。

除此之外，國外的中國史學者在研究中還有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即可以與自己所熟知的本國史等進行橫向比較。在研究「康乾盛世」時，我們很容易只作與明朝或清末的縱向比較，而歐美學者則可能把康乾時期放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來凸顯其「盛」之所在。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歐立德，在其主要針對西方普通讀者的《乾隆帝》一書中，就將康乾時期置於世界史的地位來加以考量。他認為，在歐洲歷史上，人們普遍認為18世紀是一個具有獨一無二的重要性的時代，其代稱有「啟蒙時代」、「革命時代」。在這個影響深遠的特殊時期，歐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等都已具有了現代的形式。巧合的是，「同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因為在很多方面，中國的18世紀都和歐洲的18世紀頗為相似，二者都很漫長，且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一時期的中國，國家的人口翻了一番，從1700年的1.5億增加到了1800年的3億多，人口呈爆炸式增長。與此同時，經濟方面尤其是地區間的貿易也獲得了繁榮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並刺激了文化產業的發展。此外，「18世紀也見證了國家疆域為五百年來最大、學術考據時代的來臨、文化的繁榮、各種深受人們歡迎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組織獲得了廣泛的發展。」而我們一向認為的閉關鎖國的中國，在歐立德的描述中則是「與歐洲的交流驟增，中西之間還發生了首次近代的外交接觸」。這樣的「盛世」是世界意義上的，它有數據的支撐。

歐立德將乾隆帝與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進行比較，「乾隆帝的品位塑造了這個時代的儀式，他的年號則定義了這一時代的風格。」乾隆受到了18世紀頗為權威的文學家伏爾泰的讚譽，因為「這個滿洲帝王已接近於真正理想中的哲學王」。乾隆統治時期的廣大領土，大體上奠定了今天中國的基本疆域，而文化事業的「興旺發達」也是前所未有。當然，其另外的表現就是出自乾隆時代各畫坊、窯場和作坊的佳作，它們不僅裝飾了清朝當時的宮殿和豪宅，而且還為今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所收藏，成為了拍賣行的精美拍品。平心而論，這樣的橫向比較，也確實讓我們重新認識了康乾盛世，重新認識了另外一個乾隆。

在這些「他者」的研究中，也有因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的理解上的偏差，其所反映的中國歷史的映像，偶爾也會走樣變形。不過，他者的觀察，會幫我們看到自己平常不甚關注的側面或背面，提示我們認識另一面的自己。正如增井先生說的，「所謂歷史原本即是如此，這就像人們取海水來用一般，取水的方法很多，使用海水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我們很難根據所汲取的海水來對大海本身做出一個恰當的推測。」即便如此，哪怕是「不恰當的推測」，也會成為我們當下生活的鏡鑒之一，因為以開放的姿態來看待他者眼中的自己，本身就具有不一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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