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犯、改造到特赦，國民黨黃埔將領大起大落的後半生

原標題：從戰犯、改造到特赦，國民黨黃埔將領大起大落的後半生

1946年國共內戰打響，杜聿明、鄭洞國、黃維、胡宗南、林彪、徐向前、聶榮臻……這些黃埔名將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上演了一場兄弟鬩牆。隨著國民黨的節節退敗，許多國民黨黃埔將領成為俘虜，被共產黨定為戰犯。從接受改造到獲得特赦，他們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後半生。

1959年第一批特赦戰犯部分戰犯與友人的合影。前排左起：王芸生、楊東、溥儀、杜聿明、費彝民；後排左起：楊伯濤、宋希濂、覃異之、黃雍、鄭庭笈、鄭洞國。

北國之春，乍暖還寒。1975年3月19日清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里的國民黨戰犯在管教幹部的帶領下，來到禮堂收聽廣播。當播音員說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時，整個禮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甚至有人喊出當時流行的「毛主席萬歲」口號。

293名戰犯獲特赦的消息當時成為海內外輿論的熱門話題，台灣把特赦令看作是中共的宣傳策略。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這些戰犯不乏國民黨高級將領，更有不少是黃埔軍校學生，與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高層有著情感上的聯繫。

按照周恩來的解釋，「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對台灣產生消極影響」，「對於康澤、杜聿明、王耀武等內戰罪犯，把他們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為好……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台灣的鬥爭；會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

被特赦的戰犯

事實上，這已經是中國政府對關押改造的國民黨戰犯的最後一批特赦，在此之前，類似的特赦已經進行多次。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一號北京戰犯管理所的高牆內，100多名淪為戰犯的國軍高級將領被轉移至此。功德林作為收押級別最高的管理所，僅限軍隊將級以上軍官，文官則須到省主席一級。

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文強、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洛陽警備司令邱行湘……這些曾在同一面旗幟下戰鬥的黃埔老同學，又在同一面高牆內改造。

在功德林，中共對他們「以思想改造為主，勞動改造為輔」。除了每天的理論學習和思想批判，他們每周要從事一定時間的勞動，縫紉、理髮、燒開水等。同時，按管理處規定，戰犯相互之間一律改稱「同學」，日常學習、生活、勞動的管理，由戰犯當中選舉產生的「學習委員會」負責。

功德林100多名戰犯共分13個小組，第一組組長邱行湘被康澤諷刺為比共產黨管教還厲害。有些人在改造中成為模範，文強回憶鄭庭笈最愛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雖然發音不準，但唱得很有感情。」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改造，這些高級軍官，尤其是出身黃埔的學生，大多為獲有勳章的抗日名將，有人還得到過青天白日勳章，他們「效忠校長」的信念即使在戰敗，也沒有徹底消失。被俘後，他們認為既然是為國民黨效勞，就不應該在共產黨面前低頭，黃維初入功德林之際就蓄鬚明志：「在國民黨時期留的鬍鬚，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剃掉」。因其不配合的態度，黃維成為「抗拒改造」「最頑固不化」的典型。

但無論是否積極「改造」，這些國民黨要犯對功德林的生活都十分滿意。中共深知這些人在過去養尊處優，只有先從生活上讓他們滿意，才能改造他們。在這裡的戰犯，不戴腳鐐手銬，每星期可以看一次電影，伙食費比一般犯人高一倍，足以讓被俘的國民黨下級軍政人員眼紅。

朝鮮戰爭爆發後，暫時放下了武力收復台灣的計劃，改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對台統戰成為重要工作，黃埔戰犯也成為最有力的工具。

1961年12月25日，中共第三次特赦戰犯，包括廖耀湘等32名將官在內的61名國民黨戰犯獲特赦。圖為特赦大會現場。

1959年12月4日，首次特赦33名戰犯。其中包括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邱行湘等國民黨將領，其中黃埔系就佔了8名。從1960年起自1966年文革前，又先後特赦了五批戰犯，幾乎每年一次，每次都有黃埔學生。

為了安置這些戰犯，周恩來發明了「政協文史專員」職位。昔日的將軍搖身一變成為文人，還是國家幹部，這種生活已經超出他們的預期，因而人人爭相賣力地完成任務。到了1964年11月，全國政協根據周恩來的提議，特邀杜聿明、溥儀、宋希濂、范漢傑、王耀武、廖耀湘等6人為政協委員，很多戰犯特赦後則成為地方政協委員和文史專員，取得了一定政治地位。

希望破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對國民黨戰犯的改造工作被完全否定，停止特赦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1966年8月，紅衛兵掀起「破四舊」高潮。身在北京的杜聿明和住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鄭庭笈4人在院內及大門口牆上書寫毛主席語錄和標語，但這沒有擋住紅衛兵對他們「破四舊」。紅衛兵還對他們提出自動減少工資、不準請保姆、打掃衚衕衛生的赦令，最後由宋希濂起草書面文件表示接受這些要求和批評。

在文革初期，紅衛兵矛頭並沒有指向國民黨將領。在1966年國慶節，杜聿明、宋希濂被請到國慶觀禮台上觀禮，他們的生活恢復平靜。

到了1968年，毛澤東稱這場革命為「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此後，曾經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將領們再次成為人民的敵人。

王耀武與康澤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兩人不時被紅衛兵拖出去批鬥、陪斗。1968年，王耀武再次被拉去給康澤陪斗，康澤被打得半死後拉入秦城監獄傷重而亡。王耀武大受驚嚇後高燒數日不退而亡，他的妻子作為反革命家屬備受欺凌，後不堪迫害發瘋致死。

同樣是獲得特赦的廖耀湘，在批鬥會上因心臟病突發而於北京離世；陳長捷因不堪凌辱先殺妻再自殺。廖陳兩人的死，給了邱行湘沉重的打擊，也給了他一個提示。邱行湘讓妻兒暫離南京，並請來兩個身材魁梧的親戚暫住，才逃過一劫。然而他的親戚受其戰犯身份所累，失去大好前途，這讓邱行湘心如刀絞，甚至懷念功德林里對未來充滿期待的生活。

就連不是戰犯的黃劍夫也沒逃過一劫，這位黃埔精英在解放戰爭中起義，但仍被重慶造反派視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被強加「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後逮捕，因不堪凌辱絕食而死。

弔詭的是，因為文革規定不準衝擊監獄，那些還沒能被特赦的戰犯反而比生活在社會上要安全得多。

文強在知道自己特赦夢破滅後，整日萎靡不振，改造地點也搬到了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但正因為在高牆內，他平安渡過了文革。黃維也慶幸「那時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強，起碼我們這樣的人沒有挨打受罵，更沒有丟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們真稱得上是幸運兒了。」

不過這些「幸運兒」的狀況也不斷在惡化。1968年春，撫順、濟南、西安戰犯管理所被軍管，以前的幹部集中下放到農場勞動，新來的管理者怕犯錯誤，對戰犯「要狠點，態度要硬點，說話聲要高點，離得要遠點」。各管理所對重病者不再積極急救治療，當然也不敢讓他們隨便死掉，以便擠出「活材料」。上述狀況加劇了在押國民黨戰犯的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戰犯病亡。

文革中不斷惡化的處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現轉機。當年12月23日，毛澤東作出批示：「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麼。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1975年3月19日，當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會宣布293名國民黨戰犯全部釋放「給予公民權」時，文強等人禁不住熱淚長流。

更讓人意外的是，特批這批戰犯可以去留自由，10名特赦戰犯自願請往台灣，在取道香港準備赴台時逢蔣介石新喪，台灣當局借口這批人「經多年洗腦」，「已成為統戰工具」而拒絕接納。張鐵石半生為國民黨服務，無法接受以「難民」的身份前往自由中國救濟總會提出申請，去留兩難，最後在彌敦道富都酒店自縊葬命。

在這樁悲劇後，台灣仍無意讓其它特赦人員赴台。在台灣關緊大門拒絕交流的情況下，中共只能開始摸索一條新的對台統戰工作路線。出人意料的是，為兩岸打開新局面的竟是黃埔同學會。

歷史的遺聲

作為軍官培養學校，黃埔的軍事人才曾是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抗戰時，延安也曾建立黃埔同學會延安分會，每年都召開黃埔同學聚會聯誼活動，動員大家積極給敵占區的黃埔同學寫信，大力宣傳一致抗戰，吸引了許多黃埔校友到延安參加抗戰。

1979年，籌辦過延安黃埔同學會的鄭新潮手抄30多份《關於成立中國黃埔同學會的建議》前往北京，前後花費5年時間，找到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黃埔老校友提交這份建議。與此同時，1984年初，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和在美探親的侯鏡如共同發起成立「旅美黃埔軍校同學及其親屬促進中國統一籌備委員會」，並發表《黃埔同學及其家屬聯誼會宣言》呼籲：「國家第一，民族第一，統一至上，建國至上，切盼全體軍校同學及其家屬奮發參加促進中國統一運動。」

在美期間，侯鏡如向鄧小平之女鄧榕介紹了黃埔同學及家屬促進統一會的成立情況和意義，希望她回北京後，向鄧小平報告，取得他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中國決定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1984年6月14日，黃埔軍校同學會在北京成立，黃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會長，程子華、侯鏡如、鄭洞國、宋希濂、李默庵任副會長，黃埔教官聶榮臻、許德珩任顧問，黃維、文強為理事。

在黃埔同學會成立後，時任全國政協常委黃維收到了一封從貴州寄來的信件，寫信人周廷烈，自稱是黃維的部下，後來加入了飛虎隊。連年的政治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派身份，讓他迫不得已裝啞巴。在知道黃維特赦釋放後，因熟知黃維為人剛直，寫信希望得到應有的待遇。在黃維的介入下，1986年，74歲的周廷烈當上貴州省平塘縣政協委員，一年後，他又被任命為貴州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避免了晚景凄涼的命運。

1985年初，由於形勢發展需要，決定在國內黃埔同學比較集中的瀋陽、西安、上海、南京和黃埔軍校舊址所在地廣州5市成立地區性黃埔軍校同學會。

1987年10月14日台灣放寬往來大陸探親後幾天，徐向前以黃埔同學會會長的身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談話，表示「天下黃埔是一家」。邀請黃埔校友前往大陸尋根祭祖，探親訪友。1988年，黃埔同學會擴展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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