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勸善運動」是儒學的衰落還是重生？——讀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有感

同事王博士的導師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震。另一位同事張博士認為吳教授的書「寫的真好」。迫不及待向她借讀《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修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自序：「二十餘年來，我的研究興趣一直在宋明理學，特別是對陽明心學以及明代思想情有獨鍾，寫了幾本專著。從《陽明後學研究》（2003）、《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2003）經《羅汝芳評傳》（2005）到《泰州學派研究》（2009）等，終於完成了明代心學思想研究的初步規劃。」而在本書中，「我的意圖並不在於對明末清初勸善運動的整體歷史圖像的復原，而是通過對某些重要問題及典型人物的具體考察，儘可能地展現17世紀前後一百五十餘年近世中國的道德文化、行善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某些值得關注的思想面相。」

顯然，吳教授不只是以傳統方法研究思想史和哲學史，而是從觀念史、思想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多元視角，關注一些底層儒士的生活世界及其信仰領域。他說這是受到余英時的影響和啟發。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及《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書中，從「政治史和文化史交互為用」的新視角來重新解讀宋明思想的歷史世界，並指出從理學到心學，儒者由「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由「政治取向」轉為「社會取向」。

由此，在吳教授看來，明末清初的這場「勸善運動」實質上是一場「化儒學為宗教」、「融宗教於倫理」的道德實踐活動，以「化民成俗」，重建社會基層的道德秩序。

儒家經典中有關於「德福之道」以及「善惡報應」的諸多論述，但這顯然不是先秦儒家的主流思想，也許僅僅是對民間觀念的一種記載而已。當儒家在漢代成為統治者倡導的政治理論時，「天人感應」之類的宇宙觀才顯得重要，但與道德實踐似乎還沒有什麼關係。道德是純粹而又純粹的，董老先生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然而，明末清初這幫儒者卻以「報應」理論為手段進行民間勸善活動。先秦儒學強調「仁義」，理學強調「天理」，心學強調「良知」，都不講，或者至少不強調「報應」，陽明後學卻將道教或者民間的「報應」思想與道德修養結合，並認為那一種有效的感化人的方式。由此，儒家學者就遇到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儒學和宗教的關係。他們這幫二三流學者解決了嗎？沒有。那這就是一種勸善的策略而已！這種策略荀子已經說過的，「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藉助宗教和民間習俗來宣揚一種倫理，並試圖重建道德秩序，這是儒學的衰落還是重生呢？

據考，勸善運動在17世紀初由袁黃（號了凡，1553-1606）、顏茂猷（字壯其，1578-1637）等鼓動，其淵源是12世紀出現的《太上感應篇》。這其實也表明了一種以儒學為本的「三教合一」的趨向。晚明以降，《功過格》、《陰騭文》等善書大量出現。晚明的「心學」本來就具有一定的勸善意味，但是，因為心學認為只要通過吾心之良知就可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進而改善社會，所以不能從理論上完滿解釋「修養」與「報應」之間的關係。他們在現實中看到依靠良知改善社會其作用有限時，才臨時借來《太上感應篇》中的「轉禍為福之道」，那無非也僅是心學的策略而已。

將道教或者民間信仰的「善惡報應」嫁接到儒家的道德勸善活動中，無論這種「嫁接」是否能夠「成活」，總之，這個過程被稱為「儒學的宗教性」，或者叫「儒學的宗教化」。這種關於天、鬼、神以及福禍吉凶的思想當然由來已久，幾乎是所有原始宗教的主要內容。由此，吳教授理解為：「儒家思想是以精神不朽為追求目標的融宗教於倫理的人文教。……不過，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除非特殊場合，本書一般不用『儒家』一詞，而用儒學宗教性或儒者的宗教取向來概述儒家思想的宗教特徵，其基本特徵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是人倫的而非超人倫的。」（第83頁）

其實，到底要不要將儒學宗教化，陽明後學是很糾結的。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師事王守仁，為王門七派中「浙中派」創始人）開始不贊成，又說此「可為凡夫言」（與荀子說法如出一轍），也許在「為凡夫」說多了後，自己也就信了。據說，隆慶四年（1570）龍溪先生家遭火災，他便寫了《火災自訟長語示兒孫》以及《自訟問答》，意思是火災是上天對己過的懲罰，兒孫們一定要警惕，有點像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當然，也不知道，龍溪先生是真信了，還是把自己的兒孫也當成了「凡夫」來勸導？

在接下來幾章中，吳教授分別具體考察了一些代表人物或者團體，來說明這種「儒學的宗教化趨向」。

第四章，研究顏茂猷以及他的《迪吉錄》。作者還有關於他的專題研究專著《顏茂猷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2015年）。顏茂猷（1578-1637），字狀其，又字光衷，號完璧居士，福建漳州府平和縣人，崇禎七年（1634）進士。他對於勸善有理論上的貢獻，但是儒學的理性和宗教之間依然處於緊張的關係之中。

第五章，研究劉宗周以及他的《人譜》。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別號念台，漢族，明朝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講學于山陰蕺山，學者稱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心學)的殿軍。他著作甚多，內容複雜而晦澀。他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巨大。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這一學派的傳人。劉宗周的思想學說還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甚至認為，劉宗周絕食而死後，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

第六章，研究「證人社」以及明季江南士紳的思想動向。

第七章，研究明末清初太倉地區的思想活動。

第八章，研究陝西的文翔鳳、廣西的王啟元、江西的謝文洊、河北的魏裔介等作為當時中國「不發達地區」的代表。

最後，作者認為，明清之間士大夫的生活實踐及信仰領域存在著連續性。也就是說，到了清代，儒者真正信奉的是「宗教化的儒家」。清代的考據說不能為生活提高指導，生活與學問是隔離的。因此，那些勸善運動中出現「善書」便成為那個時候的「心靈雞湯」，紅極一時。成就斐然的著名考據學家錢大昕甚至認為《太上感應篇》是「三代以上之真言」。有了這些學人的鼓吹和忽悠，連滿清皇帝都被感動了，下令大力刊刻這些善書。儒者在艱苦的考據之餘，將這些善書讀得如痴如醉。

然而，思想呢，越來越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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