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

俗稱「天下名山僧佔多」，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九華山被稱為中國四大佛教名山，為眾所知。傳說這四座山分別是佛教中四大菩薩文殊、普賢、觀音、地藏的修行地，因此都有悠久的宗教文化淵源，同時也是中國著名的風景名勝區。

五台山，位於山西省忻州市，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地質公園，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中華十大名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世界五大佛教聖地，2009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名山志》載：「五台山五峰聳立，高出雲表，山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曰五台。」五台山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稱為「金五台」，為文殊菩薩的道場。

五台山並非一座山，它是坐落於「華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景區總面積達2837平方千米，最高海拔3061米。五座山峰（東台望海峰、南台錦繡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斗峰）環抱整片區域，頂無林木而平坦寬闊，猶如壘土之台，故而得名。五台山是中國唯一一個青廟黃廟共處的佛教道場。截至2017年，五台山有寺院47處，台內39處，台外8處，其中多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來參拜。著名的有：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南山寺、黛螺頂、廣濟寺、萬佛閣等。

五台山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文珠菩薩演教和居住的地方。見證了佛教中國化的演變和傳播過程。此時的五台山，不僅是我國著名的佛教名山之一，而且是名符其實的佛教聖地了，被譽為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其靈魂是文殊信仰，信仰興起於北東漢，盛行於唐代，近五百年則形成為青廟與黃廟並傳的格局。

文殊菩薩是大乘佛教各派共同的信仰。佛經中冠以文殊名字的經典有30多部，經典中提到文殊的更多。在佛經中，一般以文殊為眾菩薩的上首，而《法華經》則說文殊為釋迦牟尼佛九代之祖，《阿闍世王經》、《純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放缽經》都說文殊是菩薩之父，過去諸佛都是文殊弟子。華嚴學者也是信仰文殊的。《華嚴經》尊奉毗盧舍那佛，而以文殊和普賢並列為上首菩薩，文殊主智，普賢主理，合稱華嚴三聖。在三聖的關係中，文殊、普賢為因，毗盧舍那佛為果，即文殊，普賢為因位之毗盧舍那佛，毗盧舍那佛為果位之文殊、普賢。在文殊與普賢的關係中，文殊司智，為主體；普賢司理，為客體。主體居於主動地位，融入於客體，便成佛了。修行者的全部努力，正是要使自己獲得佛智，以便與客體入相即，圓融無礙。這個「三聖圓融」思想，是五台山系華嚴思想的重要的內容。與終南山系華嚴思想相對偏重普賢不同，五台山系華嚴學者尤重文殊，以文殊為毗盧舍那佛的代言人和化身。隨著五台山逐漸成為佛教重鎮，文殊信仰也就傳播開來。

中國人富於求實精神，傳統文化心理具有直覺性、現實性的特質。對印度傳來的佛菩薩信仰，總要有意無意地拉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借某種因緣安置在可望可求，可以相通的地方。於是，華嚴學者便致力於把文殊菩薩搬來五峰山即五台山了。《華嚴經——菩薩住處品》說：「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這個「清涼山」，並非地理學意義的實際山名，到北魏之時，尚屬模糊概念，從印度到中國都未被指實。而五台山本身氣候之清涼，景象之詭奇，山川之形勝，頗具神秘氣氛，足可當「清涼山」而無疑。當華嚴學者是虔誠地想像「清涼山」文殊道場具體景象時，很容易把眼前的五台山當作了「清涼山」。開始可能是個別僧人偶然的遐思，以後便一傳十、十傳百地為人接受，傳播開來。本來，佛由心造。《華嚴經——十地品》之三說：「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真見佛。」後來的澄觀解釋說：「依法，依不動之真源，言自金色世界，震（中國）之人有感，偏居清涼之山矣。」（《大華嚴經略策——第二十文殊祖師》）這個有感「感」，是感應之感，感覺之感，感情之感。人們感覺到文殊在五台山，五台山有文殊教化的感應，對五台山文殊有崇拜的感情。菩薩隨眾生之機緣而示現，五台山既然被人們感應為文殊道場，就有文殊信仰的機緣。由此《華嚴經》中的「清涼山」一變而為現實的五台山，文殊因其能滿足傳統的直覺性、現實性要求而成為人們親近的菩薩，五台山也因有《華嚴經》為據而成為真實的佛國。信仰變為真實因真實而更可信；真實變為信仰，由信仰而增魅力。五台山文殊信仰由此形成，這是印度傳來的《華嚴經》和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相結合的結果。

五台山文殊信仰形成後在北齊得到發展。北周武帝滅佛，五台山佛教受到摧殘。隋代，文帝剛即位便下詔在五個台頂各建寺一所，設文殊像。五台山佛教開始復興，唐代達於鼎盛。

唐朝歷代帝王，除武宗外，都積極支持五台山的佛教事業。隋唐時期相繼形成的各宗派高僧大德，如律宗的道宣、法相宗的窺基、密宗的不空、華嚴宗的澄觀、凈土宗的法照、禪宗的從諗、天台宗的湛然志遠等，紛紛來五台山經營，形成各宗共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局面。而其中貢獻最大的，是不空和澄視。

不空（705-774）晚年，致力傳播文殊信仰，派弟子含光在五台山建金閣寺，以五台山為文殊信仰的基地。不空奏請在天下各著名寺院都建文殊閣，作為五台山根本道場的支院。在全國各寺院食堂中供文殊。不空奏請按大乘諸寺之式，改以文殊為上座，於是，天下各寺院都改供文殊。因為每個僧人都要到食堂就餐，文殊信仰自然可以由此深深普及於僧人之中。以五台山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為樞紐，遍佈於天下各大小寺院。如此龐大普及的由上而下組織成的某一菩薩的信仰之網，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絕無僅有之一例。不空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不僅是一般性地普及文殊信仰，主要地在於通過普及文殊信仰，樹立密宗在佛教界的領導地位。這是因為從天竺輸入的密宗，要想在中國迅速傳播，必須依託中國固有的信仰的緣故。而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則正有此因緣。

澄觀（738-839）華嚴宗四祖，中國佛教義學之集大成者，居五台山長達 15 年，著《華嚴經疏》等一百餘卷。從五台山形的特徵來證明文殊即五台山的體與德，明顯地帶有實證意義，與單純比附性地把五台山當作《嚴華經》中清涼山不同。而從這段實證性論述的內容來看，則既具有密宗的特色，又具有中國傳統信仰的影響。澄觀發揮想像力，以密宗的文殊菩薩法相擴展如佛的法相，並具體化為五台山五個台頂之形，無疑是對密宗的的繼承和發展。

澄觀的論述也繼承和發展了中國的傳統信仰。在萬物有靈論基礎上形成的天人合一論，是中國傳統信仰的核心。澄觀的論述，實際上是把密宗信仰和中國傳統信仰巧妙地糅合起來了，既能為佛教界悅服，又能為世俗所接受；既滿足了淺層信仰的直覺要求，又可引發深層的哲理探索，因而成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經典論述。不空從組織上推行五台山殊信仰，澄觀則為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了理論上的論證。這兩位宗師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把中印文化結合起來，使五台山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如同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佛教各宗派到五台山來，借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因緣以弘揚本宗；五台山則發揚佛家平等精神，一視同仁地歡迎各宗，從而迅速壯大了自己。

唐武宗滅佛，五台山佛教受到嚴重摧殘。以後雖然有所恢復，但再也未能恢復到唐武宗之前的盛況。只是在五代及宋代，五台山的影響卻盛而不衰。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發現八幅五台山圖，為五代及宋代所繪，並有于闐文、藏文、梵文信札，敘述那爛陀寺僧人普化及西域、河西地區僧人朝拜五台山蹤跡。日本僧人澄覺第十一人，然等五六人，寂照等七人，成尋等七人相繼朝拜五台山，還有那爛陀寺僧人蘇陀室利等七人，北印度口牛羅米利等七人來五台山巡禮。元明清時期，五台山文殊仰成為團結各民族的紐帶，展現出一片異彩。這是喇嘛教傳入五台山的結果。蒙古入主中原後，喇嘛教隨之進入中原，選擇五台山作為內地的總禪林。西藏早就崇敬五台山。兩《唐書》記載吐蕃曾遣使向唐朝求五台山圖。元世祖忽必烈帝師、喇嘛教薩迦派（俗稱花教）第五代祖師八思巴在五台山居住一年，聽受了全套密法及疏釋，還聽受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經論，寫下《文殊菩薩名義贊》《花朵之蔓》等著作，又用千金鑄瑪哈噶拉像供奉在五台山。五台山對喇嘛教很吸引力，要擴大喇嘛教在內地的勢力，五台山無疑也是極好的基地。忽必烈中統期間（1260-1263），喇嘛教高僧膽巴經八思巴推薦謁見忽必烈，忽必烈封他為「金剛上師」，命他進駐五台山，主持壽寧寺。這是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

明初，中印度迦維羅衛國 （今尼泊爾境內)上座部高僧具生吉祥在五台山居住五年，教化甚眾。洪武七年(1374)奉詔至金陵，被明太祖所留。但他一直想回五台山。喇嘛教中的格魯派(黃教)興起，其祖師是宗喀巴。為了懷柔蒙、藏，按照明太祖制定的「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的政策，明代諸帝都大力扶植黃教，五台山自然沿襲為內地黃教的中心。永樂帝時，曾派人迎請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釋迦也失到京，被封為大慈法王。據藏文史料，釋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黃教寺院。明代所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稱為「欽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漢僧寺」，可見、漢僧寺 (青廟)與番僧寺(黃廟)並存的基本格局，在明代已經形成。蒙、藏人民相信宗喀巴是文殊化身，《宗喀巴大師傳》說：「宗喀巴大師轉生在五台山，以班智達 (學者)的形象出現。上午對許多學經弟子說法，下午對許多持金剛師講說密法。」五台山成為黃教聖地之一，蒙、藏人民朝拜者不斷。

清代，入關前國號滿洲。在滿、蒙、藏語中，滿洲與文殊讀音相同，都讀作曼殊。滿族由此對五台山文殊菩薩懷有特殊感情。他們在團結漢族的同時，十分注意用黃教團結蒙族和藏族。乾隆就說：「興黃教即所以安蒙古」。康熙曾五次到五台，雍正一次，乾隆六次，五台山黃教由此更為發達。雍正時統計，黃廟達 26所以上，分屬兩大系統；達賴喇嘛系統及章嘉呼圖克圖系統。

屬達賴喇嘛系統的黃廟有20餘所，僧官稱扎薩克大喇嘛，由達賴喇嘛先派朝廷任命。扎薩克駐錫的菩薩頂寺，康熙時敕命全寺改覆琉璃黃瓦，與皇家建築規格等同，並設把總(正七品武官)一員，馬兵10名，步兵30名，守護香火供器。嘉慶朝台時，菩薩頂寺有喇嘛561人，可見其盛。屬章嘉呼圖克圖系統的有6所，直接受章嘉活佛管轄。章嘉活佛為內蒙古及青海黃教最大轉世活佛，在黃教中地位僅次於達賴、班禪及哲布尊丹巴。到清末，章嘉活佛共傳六世。從二世起，一直奉朝命駐錫於五台山鎮海寺，管轄五台山鎮海寺第 6寺及北京旃壇寺等處。由於章嘉活佛地位甚高，因而成為全山黃教僧侶的領袖。 黃廟的殿堂、塑像、陳設，均為藏族風格。僧人中漢族絕少，大多數為蒙族、藏族，一律黃衣黃帽，學習藏文黃教經典，遵守由宗喀巴創建的戒律，按黃教儀規修行，與五台山上原有的青廟和睦共處，各擅特色。

清代，由於章嘉活佛在五台山，傳說達賴喇嘛曾在五台山修行，因而五台對蒙、藏、滿各族具有更大吸引力，成為各族人民交往及團結的強大紐帶。普通蒙、藏人民到五台山還願朝拜的，為數更多。《五台新志》載：「內外蒙古進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壇族雲集」。大乘佛教中漢、藏兩大體系匯合於五台山，青廟與黃廟並存，顯考與密教競傳，成為五百年來五台山的最大特色，也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觀。本來，漢地佛教各個宗派在隋唐相繼開成，唐末開始融合，形成諸宗融會，禪教一致的潮流。以密宗來說，五代以後便與其他各宗相融合，不久即至絕響。然而，元、明、清三代，源出密宗的喇嘛教傳入內地，在五台山紮根發展，卻始終獨樹一幟。其所以如此，因為五台山成為喇嘛教基地，乃是政治上民族團結的需要造成的。既然如此，那末五台山上的喇嘛教便勢必堅持自己的特色，以便能吸引蒙、藏、滿等各族人民，發揮其民族團結基地的作用。所以五百年中，五台山喇嘛教與漢地佛教始終未曾融合。不過，五台山也由此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以清代來說，二百餘年中蒙、藏與內地相安無事，甚至清末積弱，蒙藏也未曾離心，這與尊重包括五台山內的喇嘛教是大有關係的。當然，由於五台山的喇嘛教保持著自己傳統的特色，與漢地傳統信仰和民族風俗相距較遠，對漢族人民影響不大，這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結合是有各種形式的。兩種文化信仰融而為一，如中印文化信仰的融合是一種結合；兩種文化信仰雖各保持自己的特色，但共同建設同一信仰，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如喇嘛教和漢地佛教共同建設五台山文殊信仰這樣，也是一種結合。五台山文殊信仰頗為興盛，正是漢、藏兩大佛教體系結合的結果，也是各民族共建的結果。

總之，五台山文殊信仰，乃是中外文化、各宗派思想、各民族信仰相結合的產物。佛教聖地五台山本身，便是國內各民族之間、各宗派之間以及中外之間團結合作的象徵，源遠流長。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下，五台山必將為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及民族團結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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