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往獨來，一空依傍——故宮藏吳昌碩篆刻作品賞析

文史 05-17

漢「漢並天下」瓦當直徑一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篆刻中的金石學背景

吳昌碩的篆刻早期得力於對戰國古璽、漢印、封泥、陶文等古文字資料的借鑒，不蹈常規，後期摻加石鼓文的結體和筆意，風格朴茂蒼勁。在其所刻的印章邊款中經常見到借鑒封泥、陶文的記述。如：「方勁處而兼圓轉，古封泥時或見之」，「擬封泥之殘闕者」，「一月兩字合文見殘瓦券」，「古陶器文字如是」。吳昌碩生活的年代，金石學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發現了封泥、陶文。

漢?「海內皆臣」磚長三〇·五厘米寬二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封泥是古代封緘簡牘時在其上加蓋印章的泥塊。商代出現了璽印，封泥也隨之產生，流行於秦漢魏晉時代，唐以後消失。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一書的序文中記載了最初發現封泥的情況：「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蜀人掘山藥得一窖，凡百枚，估人齎至京師，大半壞裂。」最早大量收藏封泥的藏家是陳介祺和吳式芬，之後有劉鶚、羅振玉等。由於泥質的緣故，封泥線條富有一種古樸渾厚之美。而且由於傳世的官印多是供殉葬的明器，以當時實際使用的官印所鈐蓋的封泥，其價值自然不言而喻。

漢「黃丞之印」封泥故宮博物院藏

陶文是指鈐印、刻畫、書寫於陶器上的文字，以鈐印、刻畫為主要形式。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夏、商、兩周時期廣泛流行，數量豐富。陶文的發現大約在清道光年間，有清一代的陶文收藏家中，以陳介祺為佼佼者。從其陶文著錄《簠齋藏陶》記錄看，自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得到陶文「陳悍」起，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八年間陳介祺收得陶文四千餘件，自撰對聯「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並刻有名為「齊魯三代陶器文字」、「古陶主人」、「三代古陶軒」、「齊東陶父」的收藏印。

清「齊魯三代陶器文字」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六×一·六厘米通高四·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古陶主人」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八×一·八厘米通高二·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三代古陶軒」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四×一·四厘米通高二·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齊東陶父」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六×一·六厘米通高二·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學術受政治環境的影響，經學主流為考據派，因注重考據，主張「無徵不信」，文風樸實，因此被後世稱為「樸學」，作為其工具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小學便空前發達。除書本之外，學者們還通過金石之物證經補史。因此清代中葉以後，收藏鑒賞並研究古物的風氣非常濃厚，其範圍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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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廣泛的治印對象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吳昌碩篆刻作品，都是其為不同地域、階層的各色人等所治，通過與他們的「金石之交」，對吳昌碩藝術發展有很大影響，茲介紹其中幾位。

「馬衡」、「馬衡印信」、「叔平」三印是吳昌碩為馬衡所刻。馬衡（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字叔平，號無咎，浙江鄞縣人，曾長期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於金石學、考古學、篆刻、收藏等方面皆有顯著成就。能詩詞，工篆隸，精篆刻，尤以治印稱名於世。馬衡的齋名「凡將齋」，是因漢代司馬相如所作《凡將篇》得名。一九〇五年，馬衡請吳昌碩為其書寫齋名，「凡將齋」三字是吳昌碩獨有的石鼓文風格篆書，迎首處鈐「一月安東令」印，後附行書跋九行，說明了齋號來歷，勉勵其「篤學嗜古」，跋後鈐「俊卿之印」、「昌碩」二印。馬衡對此十分珍惜，後請工匠將其製成齋堂匾。上世紀八十年代馬衡後人將這兩件（匾額與書法）見證了吳、馬交往的珍貴文物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馬衡評價吳昌碩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師，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後，椎鑿邊緣，以殘破為古拙」，但對於追隨其「以殘破為古拙」的人馬衡卻批評「是亟宜糾正者也」。吳昌碩為馬衡所刻的三方印雖未寫明時間，但從邊款使用的名號及風格看，應與「凡將齋」匾額書寫時間相近。

清吳昌碩刻「馬衡「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九×一·九厘米通高五·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吳昌碩刻「馬衡印信」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九×一·九厘米通高六·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吳昌碩刻「叔平」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一·九×一·九厘米通高六·三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成多祿印」、「多祿長壽」、「澹廠父」、「澹堪居士」、「澹廠上書」、「竹山」六印是吳昌碩為成多祿所刻。成多祿（一八六四年?一九二八年），字竹山，晚號澹堪（又作澹廠、澹庵、淡廠），吉林人，以詩歌、書法聞名於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譽為「吉林三傑」，詩歌作品見於《澹堪詩草》。晚年移居北京西城南溝沿澹園。成多祿先後入盛京將軍依克唐阿、齊齊哈爾副都統程德全幕府，期間任綏化知府，為官清廉。辛亥革命後返鄉。宣統年間程德全擔任江蘇巡撫，成多祿因此隨行，在江蘇的兩年中他與江南名士交遊、唱和並因此和吳昌碩相交。從這六方印章的邊款吳昌碩使用的名號看，吳昌碩為成多祿治印即此期間。

清吳昌碩刻「成多祿印」石章印面邊長二·七×二·七厘米通高六·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吳昌碩刻「多祿長壽」獸紐壽山石章印面邊長二·八×二·八厘米通高五·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吳昌碩刻「澹堪居士」石章印面邊長二·七×二·七厘米通高六·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張公之束」印是吳昌碩為張鳴珂所刻。張鳴珂（一八二九年?一九〇八年），原名國檢，字公束，號玉珊，晚號寒松老人、窳翁，浙江嘉興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拔貢，官江西德興縣知縣，義寧州知州。晚年辭官後居嘉興石佛寺鎮。著有《寒松閣談藝瑣錄》，是書敘錄晚清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書畫家凡三百三十一人，是研究近代史及海上畫派之重要著述。在卷五中寫到與吳昌碩的交往：「性孤冷，工詩，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畫，天真爛漫在青藤雪個間，時楊藐翁在吳門，折節稱弟子，又與吳愙齋中丞善，見聞日廣，而氣韻益超。予游吳門，君觴予於槃園，遂訂交焉。」對於吳昌碩的篆刻，張鳴珂給予很高評價：「倉石治印獨往獨來，一空依傍，論者謂與吳讓之、趙撝叔，如鼎三足。」

清吳昌碩刻「張公之束」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二·五×二·五厘米通高六·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勛伯五十六歲以後書」、「勛伯賞鑒」兩印是吳昌碩為張廣建所刻。張廣建（一八六四年?一九三八年）字勛伯，安徽合肥人，本為當地不第秀才，光緒年間流落京津，投入淮軍聶士成部為軍佐，後至山東，為巡撫袁世凱器重。辛亥革命後受袁之命任甘肅督軍，掌管軍政大權並殘酷掠奪七年，袁死後他作為皖系在甘肅的代理人繼續經營，直皖戰爭後皖系失敗，張亦失去靠山而下野。在統治甘肅期間他安插同鄉親信許承堯、蒯壽樞、龔慶霖、孔憲廷等擔任要職，貪污腐化之風盛行。一般軍政官吏都利用職權搜求古玩，如著名的秦公簋在禮縣出土後即被張廣建佔為己有，現在所見的許多敦煌經卷上就有以上官員的收藏印。吳昌碩為其所刻印章的邊款上時間為己未（一九一九年），第二年張即下野。

清吳昌碩刻「勛伯五十六歲以後書」壽山石章印面邊長二·八×二·八厘米通高六·五厘米故宮博物院

清吳昌碩刻「勛伯賞鑒」青田石章印面邊長二·六×二·六厘米通高六·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自聞聞齋」兩方、「若木」、「包法」、「壽樞」、「員叟」、「圓頓」、「菩薛戒憂媻塞員頓蒯壽樞」、「圓頓居士」、「若木」兩方、「蒯壽樞字若木」、「若木啟事」、「合肥蒯氏自聞聞齋收藏印」共十四印是吳昌碩為蒯壽樞所刻。蒯壽樞是晚清著名學者、清流派重要人物蒯光典的次兄光藻之子，字若木，佛號圓頓，安徽合肥人。曾任農工商部郎中，隨張廣建任職甘肅榷運局局長。精書畫，富收藏。這批印章石材名貴，並雕刻有精美的薄意（即極淺薄的浮雕）圖案，可見其對此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