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的一種講法——讀焦述《紅旗渠的基石》
文/魏華瑩
焦述先生的近作《紅旗渠的基石》(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關於紅旗渠的英雄史詩。可以說，作為建國後的宏大題材，紅旗渠已然是被反覆講述的中國故事，相關的著作頗多，而且故事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一幕幕壯舉早已經以活化石的方式嵌入歷史的紀念碑中，留存的一道道溝渠，也以開天闢地的姿態傲視在山谷間。如何將過去的故事講出新意頗具難度，而焦述先生通過自己的走訪，打撈紅旗渠的親歷者，將他們的歷史和現狀採摘下來，還原為一幅幅鮮活的文學圖景，以真切、動人的方式講述別樣的中國故事。
作品採用大故事、小視角的寫作方式，書中描寫的英雄都是普通人，多為當地的村民，也有幹部和知識分子。從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開工，首批修渠大軍37000人迎著太行山早春的寒風挺進山西，自發成立一個特殊的部落，「不論是領導還是民工，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也不管是老的還是少的，找不到合適地方，就地取材，壘石庵、挖洞子、睡崖下、躺石縫，即使露天打鋪，睡沒有屋頂、沒有床、沒有火的石板，也是家常便飯。」就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渠線一點點向前延伸……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年輕人犧牲了生命，落下殘疾的更是不勝枚舉，用難以想像的艱苦卓絕，歷時十年，才完成修渠的歷史使命。
人情美、人性美是作者寫作的著力點。在這些故事中，有溫暖的記憶，如在工地上蜜月中的愛情，新媳婦牛便芹來到工地上尋找新婚的丈夫呂桂生，一位被抽調修渠的鄉村教師。有在那個特殊年代縣長和村民的「五同」協議，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商量。我們才可以發現，「在工地，無論是掄錘斷石、壘渠砌牆、開山放炮、燒石灰造炸藥，都有幹部在現場苦幹。只要是民工能幹的活，沒有哪一種是幹部不能幹的。」同時，也有不幸被改寫人生軌跡的鄭年仔，即將舉行婚禮的他，在工地意外被炸瞎眼睛，善良、質樸的他不願意因自己的殘疾影響到未婚妻的前程，於是硬著心腸退了婚，以致自己一生孤苦。到作者去探訪他時，75歲的老人依舊孑然一身。「如今他只能靠好心的妹妹照料，妹妹已是當了奶奶的老人，只能隔三岔五來看哥哥，做一鍋飯，夠年仔吃上兩三天，堆的臟衣服多了，就洗一回。」而老人面對作者，只是說，「只要政府別忘了俺們這些為修紅旗渠出過大力、流過血汗的人，逢年過節能派人看看俺們，要是能提桶油，帶袋大米、多少給一點兒經濟補助，貼補俺吃藥輸液，就中啦!」打開這些人的人生，我們會發現，作者沿著渠道走訪，還原了英雄故事，其實英雄也是一個個普通人，也有人生悲歡離合。在那樣一個年代，他們參與到這場歷史的改寫運動中，以一幕幕壯舉完成國家使命，他們的人生與時代的需要完全結合在一起，在集體面前，都會選擇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可以說，讀到這本書，在普遍精神矮小的當下，會讓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書中所呈現的普通人的英雄氣質更顯得彌足珍貴。
如何處理宏大題材，講好中國故事，成為碎片化時代寫作者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近些年爭論的焦點所在。陳曉明先生曾在《文學的時代難題與碎片化的疑慮》中，引述了網友「爆米花」提出的問題：「為何舊時代的文學家們能夠建立起那種類似天主教教堂一樣宏偉壯麗的文學大廈，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問世?」陳曉明的回答是：整全性的時代產生整全性的文學，也就產生了被現在的人們所尊崇的那種「天主教堂式」輝煌大廈般的文學。以此來考量焦述先生的紅旗渠創作，我們會發現作者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沒有沿用教科書式的正確書寫方式，或無節制地對於英雄事迹的豪邁情感宣洩，而是通過自己的尋訪、客觀還原普通人的英雄壯舉，耐心溫情地講述現在的生活故事，與打撈歷史的記憶有效結合，從而還原那個時代的底色和氣質，形成整體性、一體化的文學思考。
在「陽光沒有背面中」，作者通過歷史與現實的接力，不僅還原歷史，也講述正在發生的故事，那就是對於倖存者和傷殘者的追問，他們的生活怎麼辦?作者提出，在媒體紛紛聚焦紅旗渠的豐功偉績時，在歌頌紅旗渠精英的卓識遠見，烈士們的屢屢功勛時，是否忽略了那些因當年修渠而致殘的倖存者，「他們之中，有的失去了手，有的沒有了腳，有的視力減退或雙目失明，有的缺少了肋骨或行走不便……」如今，他們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日子過得異常艱苦困頓。他們的一片赤誠和犧牲是否受到政府、社會的重視，是否能夠幫助他們解決現實困難?還好，經過多方努力，林州慈善總會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給予他們一定的幫助，也算是社會對其付出的一些感念、回報和溫暖。
回顧之前的寫作，我們會發現焦述一直是一位對現實具有很強敏感性的作家，市長系列就以自己的掛職經歷，還原較為神秘的官員生活，率先推動了政界小說的風潮。《房子·房子》直逼近年來現實生活中因房價暴漲帶給普通人的生存困擾。同時將開發商、政府勾連起來，以小視角打開大問題，並追問房價暴漲這一風潮的因由。作者以一名小人物、有著良好品質的優秀青年，因為房子耽誤結婚，帶來各種人生困惑，甚至導致個人奮鬥都失去目標和方向，感到茫然、困惑的問題。而這樣的期待通過自我奮鬥實現人生價值的優秀青年也遭遇到普遍的時代難題，陷入人生困境。畢竟，在時代浪潮中，個體的力量如一莖瘦草，顯得如此微弱，最終也只有尋求自我解脫，以不買房的方式退出這場疲憊的、無望的奔跑。
觸及紅旗渠這一紅色題材，也是如此。個人面對時代應該做出什麼選擇。在故事發生的時期文學中不會存在這一問題，宏大的國家命題總會裹挾著激昂的人們向前走。但是現在是21世紀的中國，全球性的碎片化時代，個體如何面對時代難題，成為一種新的困境。文學也沒有辦法提供相應的解決之道，於是，作品越來越不願意直面現實，選擇退回到形式寫作和個體話語序列中去，以更為私人化的方式存在。焦述的創作顯然不願意囿於此，他是喜歡觸及熱點話題，敢於發出時代之問的。於是，我們會看到，《紅旗渠的基石》這本書打開的歷史與現實，作品觸及的本是紅色歷史題材，卻勾連起現在的故事。即便在處理、還原歷史時，作者也刻意拉近距離，將英雄還原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們只是普通的村民，參與到大時代的歷史進程中去。而且，他們的故事和人生還在繼續。我們在感慨紅旗渠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的同時，也應關心曾經的英雄們現在的生活，因為歷史所造成的種種困頓，而不能簡單地用陽光覆蓋陰影，盲目地沉浸到豪邁的英雄話語中去，更不能將他們視為失語者。他們的歷史曾是紅旗渠的基石，他們的現在也應是紅旗渠精神的一部分。
作者的寫作方式有意將之報告文學化，還原為一幕幕故事，同時直面現實之痛。紅旗渠的故事，不應該僅僅有英雄事迹的歌頌，也應該有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追問和負責，這才是文學的正確打開方式。文學作品的根本面向的是人心、人性和人情，是撲面而來的社會問題。歌德曾經說過：「一切代表上升時代的進步作家，他們都是生氣勃勃的，對生活充滿了自信和自豪，因而他們敢於面對世界，真實地表現自己時代的美與丑、高尚與卑下，揭露社會的矛盾，反映時代精神。相反，一切代表倒退和衰亡勢力的作家，由於他們看不到先進的社會力量，因而不敢正視現實，只能躲在藝術的『象牙之塔』中表達自己主觀的心靈、情感和情緒，這樣的藝術家自然是病態的、不健康的。」我們在這本書中，不僅僅看到了紅旗渠工程的浩大，也看到如砂礫般普通人構成的堅固的基石，他們是紅旗渠故事和精神的完整呈現。而焦述先生的奔走、採訪、寫作也使得紅旗渠故事有了更深的現實意義。對於時代落幕後倖存者的關切顯示了寫作者的人文情懷，而對於紅色話語遮蔽下的當下中國故事的講述，更使得作品在已有的話語結構和歷史記憶中增添了很多溫情和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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