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出版發行

原標題：書訊|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出版發行

書名：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

著者：王汎森

書號：978-7-5426-6108-1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責任編輯：黃韜

特約編輯：黃旭東

出版時間：2018.4

定價：99.00

◎作品看點

★「中央研究院」院士、思想史大家王汎森代表作全新增訂，葛兆光、羅志田特別推薦

★在「堅如磐石的堤防上鑿洞」，發現晦暗不明的人物，傾聽多元競逐的聲音

★斷裂、跳躍、游移、煩悶，人真的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時代嗎？

★學術與社會、政治之間始終不曾消失的緊張，背負生命危機感的個體，在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之間徘徊掙扎

◎學者推薦

關於「近代」、「思想」與「學術」，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論述，構成了一個強大的脈絡，既規定了歷史敘述的邊界，也限制著我們理解的視野。汎森兄讀書多、用心細、思考深，最善於重新探究歷史底層和發現隱沒資料，在「堅如磐石的堤防上鑿洞」（用他自己的話），也最善於巧妙地選擇「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在本書中，他不僅使原本有關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論述「去脈絡化」，也總能通過特殊的資料選擇、別緻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脈絡化」，從而可能重建一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教授）

本書以動態而非靜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對讀書人的困擾以及後者的因應，使時代社會、政治與思想、學術的關聯互動得以凸顯。文字曉暢通達，辭足達其所欲言；既能關照今日西方學界思考的重大問題，又體現出作者對晚清學術傳統內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見之於行事」，並不以「空言」似的泛論出之，是一本難得的好書，必會成為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研究的典範之作。

——羅志田（四川大學傑出教授）

◎內容簡介

為什麼現實中的「禮學大家」在日記和未刊著作中會有極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來，面對時代的困局和挑戰，中國民間社會又有什麼反應？為什麼有的西方主義要反西方，有的傳統主義卻是反傳統的？歷史記憶是怎樣被壓制下去的，又是怎樣復活的？近代中國，為什麼學術會逐漸淪為闡釋現實的工具？何以知識精英會自問「我為什麼還不是一個工人」？

一個關心時代的知識人能夠將他的關懷、時代境遇與學問套疊起來，形成一面三稜鏡，映照他所屬的時代。適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國知識人的學術追求、思想世界乃至個人命運與時代劇烈碰撞，從應對「傳統學術與思想內部的危機」，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糾纏與徘徊」，再到建立「學術社群」的努力、學術世界主義與學術民族主義間的兩難選擇，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貫穿其間。

而在原有秩序已經崩解的近代中國，任何一種思想都有機會脫穎而出，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思潮在競爭，必須擺脫「後見之明」式的，或過度目的論式的思維，巡迴往還於「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發展的邏輯」之間，才能發掘其間的複雜性、豐富性及內在的張力，發現晦暗不明的思想與人物，傾聽多元競逐的聲音。

◎作者介紹

王汎森1958年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明清至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的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

◎目錄

自序

引論：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第一編　舊典範的危機】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

——邵懿辰與《禮經通論》

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

汪悔翁與《乙丙日記》

——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

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

——以章太炎為例

【第二編　傳統與現代的辯證】

從傳統到反傳統

——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

——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

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

——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

——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

思潮與社會條件

——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第三編　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

——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

——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

——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

——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

附 錄

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

——讀「傅斯年檔案」

傅斯年與陳寅恪

——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

——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

索　引

◎自序

本書探討道光到20 世紀30 年代大約一百年間思想學術變化中的幾個問題。這裡必須聲明的是：我並不是在寫一部通論近代思想、學術的書，而只是對這一段歷史中比較為人所忽略的層面做一些研究。我個人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它們催化了後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由「臣民」轉化為「國民」、「公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也有人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治政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層描摹」 （毛澤東）。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同時，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過頭來極深刻地改變了近代的學術論述。

收在這裡的文章並不是有系統地寫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兩種限制。首先，因為機緣不同，所以文章有詳略之異。其次，正因為這些文章是隨著不同的需要而寫成的，所以並沒有預想一個系統。我之所以將它命名為「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是因為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條線索。第一部分：「舊典範的危機」，從晚清內部思潮的變動開始。方東樹的例子，是討論方氏對漢學的攻擊在晚清思想史中的意義。方氏此舉，顯然並不只是理學的回潮，同時也代表了新時代的動向。有關邵懿辰的文章，則是探討邵氏的一本小書，如何在堅如磐石的堤防上鑿了一個小洞，這個小洞，後來逐步擴大，成為近代龐大的疑古運動的一個根源。邵氏的一些論點，代表了在時代的催化之下，傳統內部的思想因子產生的蛻變。太谷學派的出現，則代表當時的下層知識分子利用傳統的思想資源，以因應時代困局的一次並沒有成功的努力。這三篇文字，各自從不同的側面，說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一文則在說明晚清漢族歷史記憶的復活如何改變當時的政治文化，同時也討論了新的歷史記憶資源如何顛覆了官版的歷史記憶，而為晚清的歷史變動埋下種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別談清季上層及下層知識分子的四種變化，它們設定了一個背景，並作為以後諸篇文字發展的張本。第二部分是「傳統與現代的辯證」。其中的《從傳統到反傳統》《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兩篇，都是提綱式的文字；《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一文，儘管是針對特定的現象而寫，但也可以看作是從特定的角度談從傳統到現代曲折而蜿蜒的發展路徑。「傳統」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與使用中獲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中改變它的風貌。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想了解傳統與每一個時代的關係，必須將那個時代主動的詮釋與使用考慮進去，而不應局限於線性的因果關係。

傳統與現代複雜的糾纏，也表現在私人領域上。近代中國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無所不在的國家化、政治化，公領域如此，思想、學術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傾向，而以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為其高峰。本書收了一篇《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便是有關這個現象的舉例性探討。

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思想資源」的重大變化。在《「思想資源」 與「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來說明：「思想資源」之轉移以及「概念工具」的變動，如何改變一個時代的思想面貌。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討論了當時中國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絕不是想通盤討論所有相關的細節，而只是想藉此說明，如果不考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之變化，對當時思想界的變遷就難以理解了。

人是詮釋性的動物，當一個新的概念出現之後，人們會用它來作為思考自己處境及命運的工具。在William H．Sewell 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勞工問題的書中，作者發現新的辭彙與概念使得勞工們用來思考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境況的方式產生了改變。在工廠中過著艱苦生活的人，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用許許多多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處境，但是有了「階級」的概念時，便可能賦予當前處境一種全然不同的意義。語言與概念非但表達了社會的現實，它也「建構」了社會事實。在近代中國，文化精英先是使用一群舊概念去詮釋新東西，但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慢慢地湧入，並逐步建構了現實的發展。大約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階級」概念逐漸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胡適說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名詞運動，並在一次演講中說「一些抽象的未經界定的文辭發揮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別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實即說明了新名詞、新概念建構現實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一文，說明西方的學說如何能以中國的面貌出現，而中國當時的困境又何以能夠逼使這類思想更易於為人接受。同時，從劉師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種兩難，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義，一方面又是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學者掙扎於一個艱苦時代的痕迹。

第三部分是「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1905 年廢除科舉， 千年以來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統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舊士人走投無路，一批文化精英由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的出現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做官不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尋找到了一個新的任務：「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顧頡剛）。讀者會發現這一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關。傅斯年當然不是「建立學術社會」的唯一代表，但他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靈魂人物，而我個人恰好對他做過比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寫了幾篇和他有關的文章。在這一組文章中，《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是姊妹篇，它們都討論古史多元觀的形成與傳播，我希望用它們作例子來說明一個學術詮釋典範形成的歷程。而在當時的學術界， 有許許多多這種新詮釋典範出現。此外，這兩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現代思想中講求多元、強調變化的觀念如何體現在學術研究上。《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則以身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傅斯年為例，說明他成學的經過、他的志業以及當時學術界「新」、「舊」、「公」、「私」之間的糾纏與衝突。《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一文， 則以一件個案來說明學術上從舊到新的轉變，以及牽涉其中的社會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間接說明了現代知識分子在建立一個新「學術社會」上的努力。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則指出近代中國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要求學術獨立，免於政治及道德教條之干擾；一種是愈來愈強的「主義崇拜」，希望以「主義」來指導一切。這兩股力量的衝突表現在許多事物中，本文則是以陳寅恪為例，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學、仕分途以後，這個新「學術社會」的命運。

同時，在本書的一些文章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始終不曾消失的緊張性。道咸以來，傳統學術極力掙扎著改變自己，以求扣聯政治、社會，而在民國新學術運動開展之後，我們也可以發現學術的社會性與平民性始終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是想步趨西學，建立以問題意識為取向的新學術，同時也希望「為學術而學術」， 將政治與道德教條對學問的干擾減到最低。但人們很快發現：追求學術獨立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學術研究與現實致用之間的緊張，及學術社群的自我異化的問題。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徹底「對象化」、把「價值」與「事實」分離之後，也使許多學者產生了生命意義的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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