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聚焦 認知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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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聚焦 | 認知翻譯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認知語言學得到蓬勃發展，並不斷地拓展其研究的範圍，與多個學科形成交叉。認知語言學與翻譯的交叉為翻譯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注入鮮活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或範疇應用於翻譯或翻譯教學研究。下面我們來聽聽幾位專家的看法。

王寅教授

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語言哲學方向）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認知科學研究所所長，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

傳統學者往往多從表面上看問題，認為翻譯是基於語言層面的轉換，未能觸及到語言的深處，以及語言之外的眾多因素，武斷地將翻譯局限於語言疆界之內，基於「源語中心論」簡單地認為信息單向地從源語流向譯語，它盤旋在譯學界達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可圖示如下：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認知的產物，只研究語言不探索其深層的「認知」，充其量僅是在做「表面文章」。語言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認知便是那沉在水面之下的龐大主體，說出來的語言就像那碩大的認知冰山之頂端。當我們進行任何語言活動時都會無意識地倚仗那潛在的認知資源，它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掌控著我們的語言表達。

基於認知語言學建立起來的「認知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語言轉換僅是外在的、表面的，認知運作才是內在的、深層的，因此翻譯研究更重要、更基礎的應考察認知層面上的運作。認知源自我們與世界的互動體驗，在翻譯過程中必然要觸及到語言之後的「認知」和「現實」這兩個基礎要素。翻譯時既要考慮各自民族背後的認知機制，也要分析形成認知機制的現實環境。該觀點可圖示如下：

它較好地體現了「翻譯是認知活動」的基本原理，翻譯表面上是在處理文字，實質上是一種心智活動，必定涉及大量的、看不見的認知方式，這就是上圖在「認知」環節所劃實線箭頭的含義。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因為在語言翻譯時不僅是從源語流入譯語，後者也會對前者產生一定，甚至較大的影響，因此語言之間的雙向影響，實際上是認知之間雙向映射的結果。

認知翻譯學基於「體認觀」認為，翻譯既具有現實層面的體驗性（相當於翻譯中的模仿性），又具有認知層面的主觀性（相當於翻譯中的創造性），它們正好是一對矛盾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對立面。一方面基本相同的體驗性決定了不同民族的思維共通性，使得不同語言之間具有可譯性（或一定的可譯性），約束著翻譯創造性的範圍，為跨語言之間能形成共同理解和相互交流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人類認知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民族性，這也為同一文本會有多種理解和譯法提供選擇餘地，這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更相互依存。「體認觀」可有效地解釋翻譯中的「創造性模仿」原則。據此可知，完全對等的翻譯並不存在，完全不能翻譯的東西在理論上也是沒有的，但過往譯學並沒有為其提供一種理論來解釋。認知翻譯學正可彌補這一不足，因為某一特定的語言都是由「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這兩大要素共同決定的，它們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一定甚至較大的差異。

摘錄自

王寅，2017，基於認知語言學的翻譯過程新觀。《中國翻譯》，第6期。

盧衛中教授

曲阜師範大學翻譯學院院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通訊評審專家、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認知語言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翻譯協會理事、山東省國外語言學學會副會長，多家學術刊物審稿人。

認知翻譯學研究的方法論源自認知科學，而認知科學的產生得益於信息科學、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人工智慧的研究成果。正是在這些相關學科的推動下，一些科學家將研究人的認知的幾個獨立學科如心理學、人工智慧、認知論等綜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認知科學這門新的綜合性交叉學科。

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的認知科學分支學科主要包括心理學（尤其是認知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是以信息加工觀點為核心的心理學，因此又稱「信息加工心理學」。該學科以認知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目標在於解釋人在認知活動時的信息加工過程。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與翻譯研究相結合，便產生了「翻譯心理學」（如劉紹龍 2007）或「翻譯認知心理學」（如顏林海 2008）。該交叉學科主要關注人類感知系統、記憶系統、知識表徵、注意、推理、信息加工、問題解決等不同認知能力或要素在翻譯的語言理解和生成中的作用，涉及的核心問題包括譯者的雙語表徵、翻譯的語義通達模式和信息加工過程模式等；翻譯的心理學研究旨在發現譯者的可觀察的外在行為（譚業升 2012：12-13）。

而認知語言學則是語言學的一個學派，它以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以及我們感知這個世界並將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為基礎和依據進行語言研究（張敏 1998：3）。該學派倡導，語言研究應以基於信息加工觀點的認知心理學為理論背景，以人工智慧的語言信息處理為導向，重視對語言的認知加工過程和語義信息處理的微觀機制進行研究（邱文生 2010：4-5）。王寅（2012：18）認為，運用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原則來對比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並發現其背後的認知機制，有利於人們從認知的角度進行語言對比，從而更深刻地認識翻譯過程。

由此可見，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是翻譯認知研究的理論基礎，而翻譯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和基於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認知研究則為認知翻譯學的建立奠定了學科基礎。換言之，認知翻譯學正是在翻譯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和基於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認知研究等跨學科理論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來的，其關注的研究對象超越了這些學科，涵蓋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種認知要素，主要包括翻譯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和加工單位以及翻譯能力、翻譯專長和譯者認知努力等內容。

參考文獻

劉紹龍，2007，《翻譯心理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邱文生，2010，《認知視野下的翻譯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譚業升，2012，《認知翻譯學探索：創造性翻譯的認知路徑與認知制約》。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王寅，2012，認知翻譯研究，《中國翻譯》（4）：17-23。

顏林海，2008，《翻譯認知心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敏，1998，《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摘錄自

盧衛中、王福祥，2013，翻譯研究的新範式―認知翻譯學研究綜述。《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金勝昔博士

文學博士，東北師範大學教育部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林正軍教授

文學博士，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後，美國凱斯西儲大學認知科學系博士後。現任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認知語言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我們認為國內翻譯認知研究領域已經進入範式累積期，研究者們按照普遍接受的研究路徑來解決這一領域中相關重要課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一、認知翻譯理論的建構之路漫長

國內翻譯認知研究主要是基於認知語言學理論來對翻譯的過程、翻譯教學、譯者認知以及翻譯中的其它現象進行研究，即以認知語言學理論之「石」，攻翻譯之「玉」。這種研究路徑對翻譯研究的範式提升，以及拓展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應用空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該領域的「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構建一個普遍接受或切實可行的翻譯過程描寫模式」（盧衛中、王福祥 2013：613），雖然國內學者分別從宏觀視角（顏林海 2014：9-14） 和微觀視角（金勝昔、林正軍 2015：100-104）出發，嘗試構擬了翻譯認知過程描寫模式，但是其操作性和適用性還有待於實踐檢驗，所以認知翻譯理論的建構之路仍然漫長。

翻譯的認知研究有著跨學科的顯性特徵。我們認為認知翻譯理論的建構要本著「在融合的基礎上實現超越」這一原則，注重該學科內外理論的厚積與創新，即應基於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以翻譯為內核，以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成果與手段為輔證，結合對翻譯活動主客觀環境的考察，才有可能建構切實可行並能充分解釋所關涉要素的認知翻譯理論模式。

二、研究方法重內省思辨，輕實驗實證

對所收集文獻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後，我們發現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內省思辨，即研究者借鑒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對翻譯中主要話題如：翻譯本質（王寅 2005：15-20）、翻譯原則（王明樹 2010：41-44）、翻譯策略（周晶、何元建 2010：58-63）、翻譯教學（苗菊、朱琳 2010：98-103；譚業升 2012：66-73） 進行歸納思辨，採取這一研究方法的論文占文獻總數94.8%。採取實驗實證的論文主要集中探討翻譯能力（錢春花 2012：59-65）、認知機制（劉紹龍、胡愛梅 2012：24-30）。使用這一研究方法的論文占文獻總數的5.2%，較劉紹龍和夏忠燕（2008：59） 所分析的3.3%數值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這兩種研究方法的比重仍然失衡。國內翻譯認知研究在前科學時期具有明顯的「初始階段的理論梳理與思辨這一研究特徵」（劉紹龍、夏忠燕 2008： 62），但在範式的累積期，實證實驗研究應該成為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取向。

內省思辨可以解決科學研究的「可及性」問題，實驗實證可以解決研究的「可靠性」問題。「思辨有利於創新，實證有利於發現，兩者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張紹傑 2015：4）。在翻譯認知研究中我們主張學者們要重視實驗實證的方法，從這一路徑來進行翻譯的認知研究，為認知翻譯理論的建構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持。另外我們還應該堅持採取內省與實證結合的研究路徑，充分發揮二者的互補性。

三、推動與發展這一研究路徑的手段和形勢單一

國內翻譯認知研究有了可靠的智力支持和物質保障，但總體來看，推動該領域發展的手段和形式過於單一。通過前文第3 部分的分析可知，目前國內翻譯認知研究的發展主要得益於語言學研究者的跨界「探險」，他們或通過國內核心期刊陣地傳播觀點，或利用翻譯學和語言學的會議平台進行學術交流。但是鮮有翻譯學研究出身的學者採取認知的路徑來考察翻譯，也沒有從事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者「加盟」該領域的科學共同體。在該領域內跨學科的作者合作網路尚未形成，這制約著該研究範式向縱深發展。

為解決上述瓶頸，我們建議語言學出身或是翻譯學出身的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本學校優勢硬體平台，或者和相關的神經醫學機構進行合作。有的學校建有心理學實驗室、神經科學研究中心或附屬醫學部，這就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外部條件。這樣通過語言學、翻譯學和心理學、神經醫學的跨界結合，容易形成合力進而推動該研究領域向縱深發展。再者可以舉辦全國性或是區域性的翻譯認知研究專題會議，為有共同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提供更為有效的交流平台。另外定期聘請國外專家講學交流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國內學者藉此可以取長補短，自我提升。但我們仍應該「採取『本位觀照、外位參照』的基本價值觀」（劉宓慶 2005：4），避免盲從，要立足國內翻譯認知研究的實際，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通過重點考察漢譯外，來推動該研究領域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金勝昔、林正軍，2015，認知翻譯模型構擬。《外語學刊》，第6期。

劉宓慶，2005，《新編當代翻譯理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劉紹龍、夏忠燕，2008，中國翻譯認知研究：問題、反思與展望。《外語研究》，第4期。

劉紹龍、胡愛梅，2012，辭彙翻譯提取效率和操作機制的認知研究—基於不同二語水平者的實證調查。《中國翻譯》，第4期。

盧衛中、王福祥，2013，翻譯研究的新範式——認知翻譯學研究綜述。《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苗菊、朱琳，2010，認知視角下的翻譯思維與翻譯教學研究。《外語教學》，第1期。

錢春花，2012，翻譯能力構成要素及其驅動關係分析》，《外國語》，第3期。

王明樹，2010，翻譯中的「主觀化」對等。《外語學刊》，第1期。

王寅，2005，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中國翻譯》，第5期。

顏林海，2014，試論認知翻譯操作模式的建構。《外語與外語教學》，第2期。

張紹傑，2015，語言研究中的思辨與實證。《當代外語研究》，第5期。

周晶、何元建，2010，歸化作為一種翻譯策略的運用及其認知基礎。《中國翻譯》，第6期。

摘錄自

金勝昔、林正軍，2016，國內翻譯認知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外語教學》，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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